80年前，世界如何应对难民潮（上）

潘光

上世纪30?40年代，由于纳粹疯狂反犹，大批犹太人逃离德国及其占领区，形成冲击全球的犹太难民潮。回顾当时世界各国如何应对那股难民潮，对今天观察困扰世界、特别是影响欧洲的难民问题也许会有启示作用。

1939年，一家犹太人离开德国前往上海，踏上难民之路。

“文明世界”向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

当时，面对大批犹太人的出逃，经济发达的欧美各国本来是可以施以援手的，但除了口头上表示同情，并没有采取实际援救行动，不少国家甚至严格限制难民进入。主要原因在于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导致各国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欧美国家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上升。各国政府迎合这股思潮，纷纷采取将移民和难民拒之门外的政策，大批犹太难民首当其冲。1938年，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了一次专门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与会国家对犹太难民都表示同情，但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救助措施。美国当时己是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却对犹太难民进入实行严格限制。1939年5月，美国政府将载有900名欧洲犹太难民的“圣路易斯”号轮船拒之门外，其中大多数人被迫返回欧洲后遭杀害;1940年，美国国会否决了向难民开放阿拉斯加的议案;1941年，美国国会又拒绝了接纳20000名德国犹太儿童的建议。

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面临绝境的犹太难民想到了当时世界上惟一无需签证就可进入的大都市上海。从1933年到1941年，通过上海进入中国的犹太难民超过30000名。除数千人后又去了第三国之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000名左右犹太难民避难上海和中国其它城市，比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所接受的犹太难民的总数还多。

各国正义人士对犹太难民的救助

著名的密尔经学院师生们奇迹般地逃脱了大屠杀的魔爪，从欧洲来到上海，在上海阿哈龙会堂内继续学习。

尽管欧美各国政府向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但广大民众、社团组织、慈善机构乃至不少中下级官员都对犹太难民非常同情，并想方设法救助他们。瑞士各界明里暗里接纳了30000名犹太人。西班牙吸收了一些犹太难民，并把他们送往美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各接受了“圣路易斯”号上的一些犹太难民。国际红十字会一直竭尽全力营救犹太难民。欧洲基督教会历来对犹太人抱有宗教偏见，但当反犹暴行愈演愈烈之时，许多主教和教士设法隐藏和保护犹太人。一些国家的外交官也想方设法救助犹太人。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是最早通过发放签证的方式救助犹太难民的外交官之一，他颁发的签证使数千犹太难民逃离纳粹占领区。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在紧要关头给数千波兰和立陶宛的犹太难民签发了去日本的中转签证。一些德国人也暗中帮助犹太人，描写德国实业家奥斯卡·辛德勒保护犹太人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单》就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下面，再对几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事例做些介绍。

瑞典“白色巴士远征军”

1944年底，挪威流亡政府派驻瑞典的代表迪特莱夫（Niels Christian Ditleff）向瑞典政府提交了一个计划，试图救援仍滞留在德占区的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公民。瑞典政府对此表示支持。1945年2月，瑞典政府派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伯纳多特伯爵（Count Folke Bernadotte）前往柏林与德国人展开商谈。当瑞典人答应支付行动花费后，犹豫不决的德方同意了救援提案。瑞典政府派遣了一个由250名军方人员组成的“白色巴士”小组前往德国，他们卸掉制服上的军徽，代之以红十字会标记，在德占区内的集中营里一个接一个地寻找目标，被称作“白色巴士远征军”。4月初，包括400名犹太人在内的绝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囚犯都已被找到。“白色巴士”于4月中旬到达特雷西恩施塔德集中营，带回了423名犹太人。此后又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救出了7000名妇女，其中一半是犹太人。据估计，“白色巴士”所拯救的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地区的囚犯约有20000?31000名，其中犹太人有5000至11000名。

瓦伦堡拯救匈牙利犹太人

1944年4月初，负责“犹太事务”的纳粹高官艾希曼制订了一个计划，要将匈牙利的犹太人送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中三分之一充当劳工，其余的则在毒气室里处死。从5月15日至7月8日，共有437403名犹太人被运走。7月7日，匈牙利总理霍尔蒂在国内外压力下停止这一行动。几天后，瑞典驻匈牙利公使馆一等秘书瓦伦堡（Raoul Gustav Wallenberg）抵达布达佩斯，与当地外交官群体密切合作，向匈牙利犹太人发放特制的“保护通行证”。拥有此通行证的人，将被视为等候遣返的瑞典公民。瓦伦堡还在布达佩斯租了30幢房子，供这些“瑞典犹太人”在等待转移期间居住，并宣称这些房子都是不可侵犯的瑞典领土。在这30幢房子里，共藏匿了近10000名犹太人。瓦伦堡一次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尽可能多地救援犹太人。有人描述了他的一次冒险经历：“他爬上火车车顶，透过尚未被封死的窗户，向车里的人分发保护通行证。德国人命令他下来，可是他全然不为所动，……发完护照后，他让所有拿到护照的犹太人下车，走向附近停着的大篷车，这些车都被喷成瑞典国旗的颜色。我不知道确切数字，但他的确拯救了好几火车犹太人的性命。”1945年1月，苏军到达布达佩斯，那里仍有97000名犹太人幸存。1月17日，瓦伦堡前去与苏联军方协商，结果就此失踪。1957年，苏联宣告瓦伦堡已死于监狱。为表彰瓦伦堡的功绩，以色列授予他“国际义人”称号，美国也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

门德斯向法国犹太人发放“救命签证”

1940年春德军入侵法国后，葡萄牙驻法国波尔多领事馆立即充斥了各类难民，都试图获得签证，以逃离即将开始的纳粹迫害行动。总领事门德斯（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决定为所有申请者签发签证。门德斯的承诺立刻在波尔多的难民圈子中流传开来，数不清的签证申请表如雪片一般飞来。他只得开放领事馆和自己家的房子，以容纳挤得水泄不通的申请者。葡萄牙外交部对门德斯的行为大为震怒，并命令他立即返回里斯本，还派遣了两名“密使”，将他“挟持”至葡萄牙。当门德斯抵达西班牙城镇比亚里茨时，发现西班牙边境警察正依照葡萄牙政府的请求阻挡波尔多领事馆所发签证的持有者通过边境。门德斯最终还是成功说服西班牙警察，使犹太难民拿着“波尔多签证”通过边检站。门德斯回到里斯本后，葡萄牙外交部解除了他的职务，还剥夺了他应得的所有政府津贴。1951年，门德斯去世。1966年，以色列宣布授予他“国际义人”称号。22年之后，葡萄牙政府恢复了他的名誉。1996年，外交部重新给予他领事资历，并决定对他的家庭“做出赔偿”。

佩拉斯卡和布利兹救助匈牙利犹太人

1944年夏天，西班牙驻布达佩斯公使馆负责人布利兹（Angel Sanz Briz）争得西班牙外交部支持，与匈牙利政府协商后，向200名西班牙裔犹太人发放西班牙护照。然而，在以德裔犹太人为主的布达佩斯，他一共只找到了45名符合条件的犹太人。于是他便向其他犹太人发放“保护通行证”，原本200人的限额也被他刻意曲解为200户犹太家庭。他甚至通过一直发放序列号小于200的证件来规避人数限制。为了保护得到通行证的犹太人，布利兹还建立了领馆下属的四座庇护所，让犹太人居住在内。他聘请了一名叫佩拉斯卡（Jorge Perlasca）的意大利裔西班牙人，负责监管这些庇护住宅。后来，布利兹因西匈两国关系恶化而离开布达佩斯，佩拉斯卡承担起了救助犹太人的任务。他竟成功地令匈牙利和德国官员都相信，自己就是西班牙政府的新代办。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任何官方外交职位。一天早上，他前去布达佩斯的约采夫法罗斯火车站寻找两名被劫走的犹太儿童，找到后催促他们赶紧上他的悬挂着西班牙国旗的轿车。此时，一名德国士兵走过来，命他交出孩子。佩拉斯卡厉声对德国士兵说，自己的车属于“外国领土”，如果他碰这两个男孩，就触犯了“国际法”。德国警卫遂推开佩拉斯卡，试图抓住孩子。正在双方推搡扭打之际，一个纳粹官员走过来，命令士兵别再管那孩子。然后他告诉佩拉斯卡：“走吧，尽管带他们走吧。反正迟早他们得死。”此人就是臭名昭著的阿道夫·艾希曼。还有一次，一批人闯入西班牙庇护住宅，掠走了一些犹太人。佩拉斯卡再一次及时出现，并警告这伙人的头目，这一行动将破坏匈牙利和西班牙的关系。于是，那些人不得不将犹太人交还给佩拉斯卡。据认为，佩拉斯卡和布利兹共救助了大约5200名犹太人。他俩都被以色列授予“国际义人”称号。

荷兰外交官“无需签证”救助犹太难民

1939年9月德军攻占波兰，大批波兰犹太人涌入立陶宛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为在德国人来到之前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必须获得某个国家发的入境签证，至少是中转（过境）签证。在这紧要关头，荷兰驻拉脱维亚大使暨波罗的海各国代表德克（L.P.J.de Dekker）收到一位荷兰籍犹太人来信，询问去荷属殖民地库拉索是否需要签证。德克回信告诉他，进入库拉索无需签证，但需要获得该岛总督颁发的登陆许可证。德克明白，犹太人几乎不可能获得这样的许可证，但他突然想到，“去库拉索无需签证”的印章也许能帮助犹太人获得其它国家发放的中转签证。于是，他立即通知荷兰驻立陶宛代理领事茨华登迪克（Zwartendyk）可以在犹太人的护照上加盖这一印章。当时，茨华登迪克也正在想尽办法帮助犹太人。此后一段时间，他给数千名犹太难民的护照加盖了“去库拉索无需签证”的印章。获得这个印章的犹太难民又从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处获得了去日本的中转签证，从而逃离了立陶宛。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随即占领立陶宛，没有离开那里的犹太人全部被杀害。获得中转签证到日本的数千犹太难民无法获得去美国的签证，也没有去库拉索，最终来到上海，并在上海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而幸存下来，其中包括欧洲最有影响的密尔经学院的全体师生。战后，密尔经学院在纽约和耶路撒冷重建。至今，该院师生每年都要来到上海，以纪念他们逃离大屠杀的难忘经历，也感谢荷兰、日本外交官和上海市民的救助之恩。

瑞士在纳粹压力之下的暗中救助

在犹太难民事务上，瑞士之所以被迫与德国人采取合作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德军潜在入侵威胁的恐惧。同时，瑞士银行是德国从占领地区攫取的大量钱财的主要储存和流通管道。1939年10月19日，瑞士政府发布法令规定，将驱逐所有非法进入瑞士领土的难民。有些官员无情地执行了法令，然而在很多地方，当地官员却千方百计地帮助“非法难民”。例如，为了使3600名犹太人继续留在瑞士境内，圣加仑市警察局长格吕宁格尔上尉（Captain Paul Grüninger）修改了他们的签证，结果遭致革职处分。尽管很多人警告他停止此类“非法”行动，但格吕宁格尔坚持凭自己的良心行事，终于招致蓋世太保的注意，将他的行动报告至伯尔尼的瑞士警察部门。格吕宁格尔失去了公职和所有政府津贴，并在贫困中度过了余下的一生。1971年，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宣布他为“国际义人”。瑞士对难民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正是这种模糊政策，提供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空间。整个二战期间，约有29.5万难民通过或滞留瑞士领土，其中51129人是没有入境签证的平民，约30000犹太人在瑞士某处找到了避难所。

（作者为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会长、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