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芳村”，走向未来？

摘  要：付秀莹作为“70后”乡土小说的重要代表性作家，《陌上》是她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芳村”故事的延伸与集大成之作，能够代表“70后”乡土小说的高度。《陌上》通过对芳村日常生活细致入微的描摹表现出现代乡村在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上的“常”与“变”，这种乡村叙事方式极为依赖作家的个体经验，但是“下生活”文学生产机制的废止与扎根乡村的现实困境，都使个体乡村生活经验遭遇挑战，造成作家与当下乡村之间的“隔”。这种“隔”使作家以个人化的方式处理乡村问题，从而排斥了宏大叙事，也忽略了乡村问题的核心——土地，陷入日常生活的琐碎与芜杂。零散化的乡村经验使《陌上》在结构上采取了“散点透视”形式，对芳村采取了断面解剖式的文学书写，形成了带有“仿志体”色彩的芳村人物志，从而淡化了时间序列走向空间叙事。如果说“芳村”是作家观察当下中国乡村的一个支点，《陌上》则有着更大的文学野心，即站在“芳村”实现对空间与时间的超越，书写现代乡村，触及乡村未来。

关键词：乡土文学;付秀莹;仿志体;芳村

付秀莹的首部长篇乡土小说《陌上》仍然没有走出她比“邮票还小”{1}的文学故乡——“芳村”。乡土作家一直拥有经营自己文学故乡的传统，如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贡多”，鲁迅的“鲁镇”“未庄”，沈从文的“湘西”，许钦文的“松村”，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阎连科的“耙耧山”，苏童“枫杨树”，徐则臣的“花街”，鲁敏的“东坝”，叶炜的“麻庄”，刘玉栋的“齐周雾村”等等，“芳村”是付秀莹最为重要的一块文学版图，是她乡土小说的精神故乡。恰如莫言所言：“作家写故乡这就是一种命定的东西，每一个写作者都无法回避的。”{2}文学故乡维系与承载着物理故乡的情感体验与精神内核，这种开疆破土式文学王国的建构一方面丰富了中国文学地理版图，扩充完整了中国地域乡村文化场;另一方面延伸了作家的故乡想象，扩展了故乡的疆域，成为中国乡村的一个缩影。

就乡土经验与生命体验而言，书写故乡是作家讲述中国故事最为真切而又便捷的途径，但存在的问题是易于进入却难以走出，如何超越“故乡”已然成为乡土作家的一个重要命题。付秀莹的“芳村故事”是以乡村经验书写中国故事的典型代表，她对地方乡村、风俗画、日常经验、文学性的关注形成了带有标签性质的“付秀莹文体”，正如曹文轩认为的那样：“芳村将会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经典空间，一个文学研究的题目，说不准多少年后还会成为社会学家研究乡土中国的一份可以触摸的活的历史档案。”{3}在付秀莹的苦心经营下芳村正在逐渐被大家认识、认可、认同。乡村经验成就了付秀莹，造就了芳村，但随着风格的稳定与确立形成了一种自我束缚的力量，令付秀莹深陷芳村难以自拔，如何超越“芳村”成为了付秀莹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命题。

一、新乡土经验与芳村故事的日常书写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乡村便一直承受着现代性的冲击，“变”成为中国乡村无法回避的一个主题，这也是费孝通撰写《乡土重建》的一种原因。这种乡村现代性之变从茅盾的《春蚕》中已然出现，那条柴油引擎的小轮船拖着三条大船很威严地从“官河”驶过，“满河平静的水立刻激起潑剌剌的波浪，一齐向两旁的泥岸卷过来。一条乡下‘赤膊船赶快拢岸，船上人揪住了泥岸上的树根，船和人都好像在那里打秋千。轧轧轧的轮机声和洋油臭，飞散在这和平的绿的田野。”{4}以“小轮船”作为象征的现代性强势闯入乡村，使曾经平静的固态乡村激起层层波浪，在现代性的冲击下象征农民的“赤膊船”风雨飘摇、束手无策。茅盾的反现代性姿态从“刺耳的轮机声”“刺鼻的洋油臭”与“和平的田野”中可以窥见一斑，对现代性的排斥，对遭受破坏的传统乡村的同情跃然纸上。同期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叶紫的《丰收》、蒋牧良的《高定祥》、荒煤的《秋》等都是较早表现中国乡村现代性之变的小说。这种乡村变化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在备受质疑的合作化期间，乡村发展的最终目标也仍然是农业的工业化，比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曾说过：“现时搞互助组，日后搞合作社，再后用机器种地，用汽车拉粪、拉庄稼……”{5}农村现代化已经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追求。但是这条现代化之路在中国乡村一直发展缓慢，直到世纪之交。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乡村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乡村的现代性之变更为复杂、深入而又剧烈，既有的乡土经验早已失效，对于乡村的“追踪式”表现也变得更为艰难，表现乡村当下成为乡土小说一大难题。于是新世纪乡土小说对新乡土经验的获取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这一关键节点上“70后”乡土作家的崛起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拥有“乡村故事”{6}的作家，他们为新乡土小说的书写提供新的精神气质与审美内涵，同时也为新乡土经验的积累提供新的模式。

作家的乡土经验具有一定的代际特征，付秀莹作为“70后”一代作家明显承载着时代的印记，恰如金仁顺对“70后”一代人的精要概括：“我们的成长历程中，没有上山下乡，没有炼钢和自然灾害，没有大字报和右派，我们在写作时，视线更多地是回顾自身成长的历程，习惯性的注视自己的伤口所从何来。”{7}金仁顺表明了一种事实，在他们身上没有留下时代的伤痕与历史的沉重，因此他们的文字很容易关注于自身而不是历史、政治、时代等宏大主题，消弭了崇高与理想，推崇的是现世与日常。部分研究者也注意到这一现象，对于“70后”一代人“这个国家的许多重大灾难在他们诞生之前已经发生，而正在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他们不过只剩下一个尾巴，几乎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更谈不上对他们的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8}这种不参与大历史的人生经验直接导致“70后”一代作家淡化宏大历史、规避政治，他们的作品很少勉强进入不熟悉的历史、强写历史，而是习惯于书写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那种不带有惊颤体验的日常生活，它就在我们身边，普通、平凡而又真切。正如付秀莹《陌上》的开篇：“芳村这地方，怎么说呢，村子不大，却也有不少是非。”所谓的乡村“是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解决不了的矛盾，大多是“谁家的鸡不出息，把蛋生在人家的窝里……谁家的猪跑出来，拱了人家的菜地……谁家的大白鹅吃了大田里的麦苗，结果死了”{9}，等等之类鸡毛蒜皮的琐事，只有百十户人家的芳村本就无事，而“无事生非”恰恰是我们生活日常性的一种。“70后”作家人生经验的历史之“轻”使他们的乡村叙事自觉地远离了“史诗”与“宏大叙事”，更为关注“个体”“当下”与“小叙事”，因此他们的作品经常缺乏历史的厚重感，但却也有效规避了政治主题的先行，表现出别样的文学形态。

较之于前代作家，支撑“70后”作家当下乡村日常生活书写的乡土经验的获取方式更为多样化。作家余华曾认为：“只要是切实反映生活底蕴的作品，都有作家自身的经验在创作中的投影。”{10}尤其是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的乡土小说对乡土经验的要求更高，它是乡土作家进入乡村生活肌理的重要保证。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柳青等老一代作家乡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坚持“扎根精神”，受惠于社会主义文学体制“下生活”的优良传统，带着明确的政治主题主动扎根乡村，获取最为直接的第一手资料。比如赵树理入住山西长冶川底村，柳青落户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当时大部分乡村题材小说都是作家扎根乡村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也强调了当下文学创作需要“扎根生活”，这是优质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保证。新世纪以来的乡土作家虽然不能像柳青们那样定居乡村获取最为直接的乡土经验，但是他们始终坚持以文学追踪、记录、表现乡村的现代性之变。只是获取方式更为多样化，比如地方挂职、体验生活、返乡省亲、野外作业、乡村调研等等，尤其是现代交通工具与通讯工具的发达，使当代乡土作家能够与乡村保持着更为通畅、即时的联系。客居北京的付秀莹“几乎每天都要给我的老父亲打电话。也没有什么事，不过是陪他说说家常。我知道他的一日三餐，我清楚每一户人家的婚丧嫁娶、是非纠葛。甚至，我熟悉那个村庄的每一声咳嗽，每一声叹息。对于‘芳村的痛和痒，我了然于心。”{11}现代通讯工具令身在异乡的付秀莹拉近了与故乡的距离，每天的电话联系使她一直保持着对故乡的熟悉程度，甚至熟悉到“每一声咳嗽，每一声叹息”。可以说这是新世纪新乡土经验的全新获取方式，保证了作家对于乡村任何细微之变的及时把握。

从付秀莹的自我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通过电话她对故乡的了解主要集中于“家常”“一日三餐”“婚丧嫁娶”“是非纠葛”等日常琐事，这些卑微的日常生活构成了“‘芳村的痛和痒”，构成了芳村故事的主体。于是《陌上》里的芳村没有大事，虽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基本都局限在家庭局限于生活的范畴。比如：翠台焦虑的是儿子大坡的工作;香罗痛苦的是没有子女;素台紧张的是丈夫增志的外遇偷腥;臭菊着迷的是为儿子娶媳妇;兰月担心的是弟弟一家混乱的关系;增产忧虑着一双儿女家庭内部的矛盾;喜针纠结于同儿媳妇、亲家母置气……但是在日常生活的缝隙里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芳村的“大事”，比如：在大全身上可以看到资本对乡村政治权利的操控;在建信身上可以看到乡村贿选与权力监管不足等问题;在老莲婶子身上看到乡村养老问题与伦理秩序的崩塌;在耀宗身上寄予着乡村医疗体制改革问题……但是所有的大问题都被遮蔽在生活的琐碎之下，显得模糊无序。

对日常生活的书写构成了付秀莹创作的优长，但是过于虔诚地匍匐在大地上必然滋生新的问题：对于日常生活的沉迷一方面使其失去了超越“芳村”的叙事欲望，另一方面弱化了她对当下乡村重大问题的发言权。尤其是付秀莹对故乡的理解方式，使她能够保持对故乡生活表象的了解，却无法真正深入乡村转型过程中农民的内心。毕竟面对现代乡村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仅仅依靠童年记忆、返乡见闻、体验生活、电话、新闻、网络、资料等间接途径很难把握当下乡村复杂的现代性之变，以及变化背后的支配性力量。因此在《陌上》里我经常看到被简化、符号化的乡村问题，比如“财富崇拜”问题，小说里几乎所有适龄漂亮的女性都肯为金钱献身：香罗在城里从事色情行业又攀附着大全，望日莲为了“仨瓜俩枣”委身于村长建信与大全父子，为了酒馆生意春米做了村长建信的情人，生活拮据的瓶子媳妇为了自家光景先后跟了乡里的秘书耿银栓、开皮革厂的增志与大全，连小鸾也一时糊涂与爆发户中树有染，新婚怀孕的爱梨带有乱伦性质的性幻想，小瑞跑皮革生意的“献身精神”……有钱有权的男人更是毫无节制与道德观念，大全、建信、银栓、增志、中树、增产家的老二、小茹女婿等等之类，只要是有条件的男人都积极谋求格外的性权利，人的动物性经常遮蔽住社会性。在资本与权力面前现代乡村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如此普遍、简单的乡村全面失守确实低估了乡村传统伦理道德的力量，忽略了农民的自律性于个体的复杂性，既简化了乡村现代性之“变”，也简化了复杂的人性之“欲”。

另一方面付秀莹对历史意识、政治主题与宏大叙事的有意规避，使《陌上》表现出强烈的非历史化与去政治化创作倾向。这种文学预设使《陌上》有意淡化了新世纪乡村重要政策，比如废除农业税、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医疗体制改革等在农村产生巨大影响的惠农政策，在小说中仅仅成为了学力家后山墙上的一组宣传画，被淘气孩子胡乱涂鸦，“给那几个上学的孩子统统画上了小胡子，还在一个小子的裤裆处画了一根黄瓜，旁边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狗蛋儿我草你妈。”{12}极具反讽色彩，有意消解了即将出现的宏大主题苗头。失去了国家政策支持与权力监管的芳村，轻易陷入以耿秘书、建信为代表的“乡权”，以大全为代表的“恶意资本”的操控，芳村与芳村人成为待宰羔羊。这是当下乡村存在的一种现象，但是试图成为“整个的中国农村”，成为“中国农村的缩影，甚至更大，大到整个人类社会”{13}的文学芳村，对乡村政治政策、历史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刻意规避显然有失偏颇，新世纪以来新土地制度对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乡村福利社会的建构等重大乡村事件不应该退出乡村日常生活，尤其是乡村问题的核心土地问题，可以说任何忽视土地的乡村问题的思考都无法触及乡村问题的本体。

二、“仿志体”小说的文体实验与审美特征

基于付秀莹乡村经验方式，《陌上》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主人公，芳村故事零碎松散，可以说小說真正的主人公是“芳村”。“散点透视”式小说结构使《陌上》呈现出“虽云长篇，形同短制”的基本特征，小说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与人物，虽然采用了传统的章回体结构形式，但章节之间关系松散，甚至部分章节不存在必然的联系。除楔子外全书共二十五章，其中有二十三章直接以人名命题，除了第一章与第三章主人公同为翠台外，每章一个主人公：翠台、香罗、素台、小鸾、望日莲、大全、银栓、大全媳妇、瓶子媳妇、小别扭媳妇、臭菊、喜针、兰月、春米、建信媳妇、团聚、老莲婶子、耀宗、增志、乱耕、建信、增产、勇子、小梨共二十四个主人公，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章节的主人公，人物在不同章节间会彼此穿插，他们构成故事整体最大的理由是“芳村”。每一个人的故事被芳村串联起来，芳村既是人物活动的载体也是小说结构的依据，就这一点而言《陌上》是一部空间感极强的小说，它有意弱化了故事发生的时间，缺少时间线性发展的有效秩序。因此我们可以说《陌上》在小说文体上采用了近年来乡土小说较为盛行的“仿志体”。

早在2006年学者雷达已经注意到：“不少乡土小说，写的不再是一个或几个人物，而是写了一个村庄、一个文化群落、一种生存状态。在这里，文化心理，精神蜕变，集体无意识，往往成为一些作品的着力点所在。”{14}对具体乡村文化场域的描写是仿志体小说出现的一个前提，乡土小说表现的主体由农民转向了地方，在大量借鉴“方志”书写体例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文体实验。对此部分研究者提出了“方志小说”“方志叙事”“村庄叙事”等概念，但是这种界定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在方志中本就存在方志小说，“历代编志工作者，都注重把广泛流传民间的异闻逸事收集起来，经过加工改制，编入方志，以供统治者察民情，观风俗，惩得失，兴教化的需要。……这些异闻逸事资料，应属小说之列。但由于至今尚没有人专门收集、整理、研究，故没有定名，姑且名之为‘方志小说。 ”{15}由此可见方志小说是地方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历史与文学的一种交叉文体。

新世纪以来随着乡土文学对地方的关注，部分研究者开始将“方志小说”概念移植到文学领域用以概括这一现象。付修林认为野莽“五卷本《庸国》这部小说在叙事文体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小说叙事文体——方志小说”，{16}“开创”这种提法虽然有待商榷，但是却肯定了方志小说这一新的小说文体。转向文学文体的方志小说也被定义为：“是指那些在创作中借鉴了志书框架以及编纂理念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是方志和小说联姻的结果，无论对于文学界，还是对于方志界，都是一个新生事物。”{17}方志小说是方志与小说的一次联姻，是学科交叉的一个结果。笔者在对莫言乡土小说的研究过程中也曾提出过方志体文学书写概念，它是指以具体地方单位“作为特定的审美对象呈现出完整的社会地理、人文地貌，及其在历史线性发展过程中从起源学延伸出来的关于地域的整体发展变化。抑或集中描述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内发生的引起当地地理地貌、政治、经济、文化等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事件，以及在当地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等，从而使关于高密东北乡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带有方志体体例色彩的历史叙事。可以说这是进入文学地方史的一种历史维度。”{18}

学者王春林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方志叙事”概念，“所谓‘方志叙事，就是指作家化用中国传统的方志方式来观察表现乡村世界。”“这种叙事形态往往会把自己的关注点落脚到某一个具体的村落，以一种解剖麻雀的方式对这个村落进行全方位的艺术展示”，{19}根据这一界定王春林认为：“《陌上》较之于其他作品更切合于‘方志叙事”，“《陌上》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除了芳村这样一个作为隐形主人公存在的村庄之外，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从中找到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主人公形象。”{20}《陌上》在结构上没有采用传统的焦点透视法而是采用了现代的散点透视法，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没有贯穿全文的线索脉络，没有支配性的主人公，所有故事独立成篇，都可以单独发表。当所有故事因为芳村被整合在一起的时候，芳村的风俗、风景、风情、风物以及形象与困顿便清晰可见，立体呈现。这被认为是方志小说的一大特征。

作为方志与文学的一次联姻，方志小说在命名上存在一定问题，一方面它与方志中早已存在的“方志小说”重合，难以区分。另一方面它不是方志与文学的简单叠加，是借方志体例行文学之事，方志经常作为手段存在不能逾越文学。比如霍香结的长篇小说《地方性知识》由于在体例与写法上过于接近地方志，以知识性、历史性压倒了文学性，这种方志对文学的僭越使它在体裁上备受质疑。因此更为合理的学术概括应该称其为“仿志体小说”，它是文学向方志的一次借火运动，借用了方志的体例、结构与叙事方式，以乡村地域文化场作为观察对象，形成新的叙事视角、叙事节奏、结构方式与审美特征，是“仿”方志文体的一种新的小说类型。这种新文体以乡村作为透视点在结构上显得更为灵活，尤其在规避政治主题先行与宏大叙事上具有先天优势：首先它是对地方的关注，热衷于表现风土人情、地域文化与世态人生，不负有中央农村政策的宣传与解读工作，甚至在作品中无形扩展了地方的精神疆域;其次它所采用的散点透视法，形成了对乡村日常生活的断面解剖式书写，将乡村问题与故事分割开来、个案剖析、断面横移，是对乡村的横向共识性认识，弱化了纵向历时性认识;最后由于方志内部体例繁杂，主要分为体裁、结构、章法三大类，在体裁之下又分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门类，在志之下更是分门别类，地理、交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环境、资源、山湖、河流、风物、风俗、人物、旅游等等门類众多。因此对方志不同体例的“仿”会形成不同类型的“仿志体小说”。比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是关于马桥的“方言志”，李锐的《太平风物》是“风物志”，甚至可以缩小为“农具志”，霍香结的《地方性知识》是关于汤厝的地方志，甚至可以说它就是志书，孙慧芬的《上塘书》是“上塘志”、阎连科的《炸裂志》是借方志之名的戏仿，是对中国现代发展的寓言，付秀莹的《陌上》则是典型的“人物志”。

《陌上》篇首的“楔子”相当于方志的“述”，总体概述了芳村的整体面貌，比如芳村的姓氏族群、家族特征、结构布局、街道建筑、风俗节气等，如同一位细心的导游在芳村的街道上指点讲解饿，让不了解芳村的读者通过“楔子”的“述”即刻产生整体印象，对芳村有了粗浅的了解。正文是典型“志”中的“人物志”，人物次第出现独立成章。但与方志不同，它所选取的人物不是地方乡贤才俊，奇人异事，而是最为普通的农民最为家常的生活。同时也有意阻断了人的历史纵深，没有从历史的整体性上去定位芳村与芳村人，而是对每一个人当下生活状态进行横向断面解剖，他们每一个人的侧面共同构成“芳村人”。芳村的故事就这样流传。

《陌上》采用“仿志体”中“人物志”式小说文体，使小说叙事更为灵活，结构更为独特，如同导游手中的小红旗能够自由轻松地进入芳村，进入每一户人家，打开一扇扇窗户看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喜怒哀乐，当然在芳村烦恼超过了欢乐。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也暴露出作家架构长篇小说能力的不足，莫言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详解了“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21}很显然就密度与难度而言《陌上》有所欠缺，结构与故事的松散形成了小说的特色也限制了小说的长篇特质。令芳村取代芳村人成为小说的主人公，突显了地方志的地方性与空间性特征，但是却忽略了作为“志”的历史性与时间性，断面解剖令读者看到一个特定时代的芳村故事的横截面，但是却无法站在历史的维度去度量芳村，参与当下乡村问题的大讨论。从而失去了对乡村重大问题的发言权，摇摆于抒情和写实，游移于民间与知识分子立场。

三、撕裂的芳村景观：前现代乡村抒情与现代芳村故事的碰撞

《陌上》在风景描写与文学抒情方面表现出来的突出特征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曹文轩看到了《陌上》的“一路风景”，肯定了付秀莹“别具一格、气象非凡”{22}的风景描写，甚至有部分研究者据此称付秀莹为“荷花淀派”新一代传人，{23}由此可见风景在《陌上》里的重要性。在生态主义、环保主义视野下现代乡村风景早已被现代性摧残得破败不堪，是生态文学充满现代性焦虑的哀婉对象。乡村风景的破坏在乡村现代发展的洪流中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乡村没有雄厚的资本与人才，唯一能够参与市场竞争的就是乡村资源，土地、矿产、环境与劳动力等基础资源，乡村的发展与环境的破坏几乎成为了一种必然联系，由此也产生了农民求发展与知识分子乡村想象间的矛盾冲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付秀莹的“风景”凸显出独特性：一方面付秀莹对乡村的现代发展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站在传统乡村文化、生产生活方式与风景风俗日渐转型、消亡的当下形塑着带有付秀莹标签的新乡土抒情。付秀莹式的乡土抒情没有“鲁迅风”式的犀利批判，远离“田园牧歌”式怀旧的挽歌，超越了当下知识分子惯有的现代性焦虑、启蒙焦虑与文化焦虑，克服了俯视、悲悯、拯救抑或逃离的知识分子情怀，实现了知识分子与农民间的一次平视，传达着“生活就在那里”“这就是生活”的乡村现世认同与理解。

在《陌上》里付秀莹对于乡村的变化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代表乡村现代性的“皮革”给芳村带来重大变化与转机，很多人因为皮革发家致富，比如大全、增志、团聚、兰群、运田、小瑞，更多的芳村人因皮革而生存，比如大坡、望日莲、军旗、小见等等一干人都在皮革厂打工。皮革在改变芳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破坏了芳村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环境被污染，“村子里，到处都臭烘烘的，大街小巷流着花花绿绿的污水。”{24}“人们不敢喝自来水不说，更有一些人，不敢进村子，一进村子，就难受犯病，胸口紧，喘不上来气，头晕头疼。……如今村里人，年纪轻轻，净得一些个稀奇古怪的病”{25}，四十不到的小七便得了怪病城里的医院治不了只好回家养着。以皮革为支柱产业的大谷县地下污水面积达到几百平方公里，却一直拖着无法治理，用乡里耿秘书的话说：“皮革是县里的支柱产业，一大半的税收靠着它哩。停了？哪个领导敢这么干呢，谁停了谁是傻逼一个，除非官帽子不想要了。”{26}为保官位的不作为，对发展与效益的片面追求，致使大谷县人民承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阵痛，喝着脏水，过一天算一天地熬着日子。

皮革污染了芳村环境，毒害了芳村人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付秀莹笔下的芳村依然充满了前现代的“田园牧歌”式的自然景观。《陌生》时常有意无意地隐匿了恶劣的自然环境，表以如诗如画。初入读者眼帘的芳村“下了一场大雪，空气新鲜清冽，仿佛洗过一样。家雀子在树枝上叫，嘁嘁喳喳，嘁嘁喳喳，一不小心，抖落一阵阵的雪沫子，乱纷纷的，像梨花飞。……偶尔有一两声鸡啼，悠长，明亮，像一道晨曦，把村野的宁静划破。”{27}一个宁静、温馨、甜美、干净的芳村跃然纸上，这种诗情画意的芳村景观遍布小说各个角落，与被皮革产业污染的芳村环境形成强烈反差，脱离了经典现实主义对典型环境的要求。尤其是《陌上》里的景物描写已经脱离了文本本身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它既不用于体现芳村现实关系，烘托氛围塑造人物，也不参与小说故事情节的推进与暗示，更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严格地说《陌上》关于景物的抒情与文本形成了一种断裂关系，一方面抒情背后是污染的现实处境，另一方面抒情背后又隐匿着龌龊的芳村人与事。比如第二章《香罗是小蜜果的闺女》开篇“一进五月，春天就算差不多过完了。杨树的叶子小绿手掌一样，新鲜地招摇着。槐花却开得正好，一串一串，一簇一簇，很热闹。”{28}抒情方一结束便是香罗与大全在路边的车里偷情的龌龊事。“晚春初夏，乡下的黄昏来得渐渐晚了些。夕阳把西天染成深深浅浅的颜色，粉紫，金红，浅妃，淡金……有蜻蜓在草棵子里高高下下地飞，振动着淡绿的透明的翅膀，嘤嘤嗡嗡，也不知道在唱什么。”{29}美好的乡村风景遮不住香羅的郁闷，回家与母亲必有的吵骂令人心寒，母女间彼此用最为恶毒的语言攻击对方，“老骚货”“小骚货”成为了母女间惯用的称谓。这种抒情反差冲击了读者的阅读习惯，优美的前现代自然风光与现代乡村现实构成了极不和谐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撕裂了文本的整体性。

以皮革作为象征的现代性不仅破坏了乡村自然景观，同时也瓦解了乡村既有的人文景观，所谓固化乡村的“超稳定结构”开始松动甚至崩溃，传统乡村秩序、伦理关系与乡村文化被破坏处于失衡状态，古老的民间规约被舍弃，“金钱”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族群关系、血缘关系与邻里关系在现代性面前发生裂变。用增产的话说：“如今这世道坏了，有钱就是爷。哪里还讲那些个老礼儿？”{30}如今的芳村“哪里还有啥人情，人心凉着哩，薄着哩。”{31}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利益与利用关系，彼此猜忌，亲邻友善团结协作的乡村关系不复存在。《陌上》充斥着大量“乡村文明溃败”{32}的表征：乡村贞洁观念的淡薄，香罗、小鸾、望日莲、瓶子媳妇、春米、小茹、小瑞、娜子等等，一干芳村姑娘、媳妇为了“家业”不惜出卖身体，相反大全、建信、耿银栓等人则凭借着资本与权力放纵无度，大肆占有乡村性权利;家庭权利关系完全颠覆，夫妻家庭地位完全依靠财富而定，大全、增志、建信、耀宗在家里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根生、根来、占良、瓶子、大坡、军旗、勇子等人因致富无门饱受打击;伦理观念可谓崩塌，作为弱势群体的老人遭受遗弃，贵山家的二婶子、小猪他娘、老莲婶子、燕雪、小改、小疙瘩媳妇、老虎他爹等等，被赶出家门、被遗弃、被厌弃、被辱骂、被虐待，孝道之不存不是简简单单一句“如今的媳妇们，也忒厉害了”{33}可以解释的;乡村政治权力混乱，缺乏有效监管，公权力缺席，建信的村支书是大全贿选得来的，扩军、四明、二混子为了选举村支书公开贿赂村民，以建信为代表的村委会贪污、挥霍芳村财产，当下乡村政治的混乱可见一斑。

在乡村文明溃败表象的背后是乡村价值观念的改变。在乡村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当下，随着现代性与资本意识的渗透加速了现代乡村价值观念的转变，传统农民与传统农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被完全边缘化，部分现代鄉村农业早已不再是主要经济来源，土地开始淡出农民的视野，土地崇拜被金钱崇拜、物质主义取代，传统“恋土重农”的价值观开始崩塌。“恋土重农”价值观的崩塌又直接导致与土地、农业有关的道德规范的解体，比如“勤劳”“节俭”“敬畏”“友善”等互助式农业生产伦理退出乡村历史，乡村普世价值观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尤其是对勤劳的否定同时传达出对勤劳对象——土地的否定，这种否定从茅盾的《春蚕》既已开始，借阿多之口发出：“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也是不能够翻身的。”{34}这种否定在《陌上》中表现为乡村“能人”形象的转变，健壮、机灵、勤勉、厚道的根来变成了“中看不中用”的人，而游手好闲、偷鸡摸狗，庄稼活一样儿都拿不起来的中树，“不懂庄稼，不过日子，注定一辈子翻不了身”{35}的小混混大全，“地也不种，买卖也不做，不打工卖苦力，硬是靠着赌钱，就把家发起来了”{36}的扩军，这些曾经备受乡村鄙视、唾弃的落后分子成为了乡村“新能人”，备受尊敬。

同时中国乡村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开始向“半熟人社会”{37}蜕化，传统乡土社会从熟悉得到的“信任”以及“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的“信用”，{38}这些非法律、非契约式的交往伦理失去了存在的土壤，重视村规民约的“礼治社会”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芳村的人际关系本着现实原则，曾经亲如姊妹的翠台和香罗早已形同陌路，为了儿子大坡的工作翠台求助于香罗，但二人内心却彼此鄙视、厌弃。大坡盖新房占地，没出五服的本家勺子叔张嘴六万一分不少。巧人小鸾一直免费帮芳村人做针线活，换来的是热乎乎的人情，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都开始给手工费了，“如今哪，什么都有个价儿。”{39}以“人情”为纽带的互助式乡村关系早已转向以“金钱”为勾连的利益关系。

乡村的现代性变化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分化，乡村阶级分层日趋严重。在芳村中以大全为代表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非但没有兑现“先富帮后富”的社会承诺，相反凭借财富强占芳村的政治权力与性权力，儿子学军更是争强好狠、横行乡里。他们高高在上已然成为芳村的人上人，作为乡村“特权阶级”他们缺乏成为“乡贤”的基本素质，更难以维护乡村秩序重建新乡村伦理，相反他们的存在加速了乡村的离心力。

付秀莹笔下“礼崩乐坏”的芳村与小说开篇《楔子》再次产生文本内部的冲突。《楔子》里的芳村坚守着传统习俗：重视人的小名儿忽视大号，认为小名儿越低贱孩子越好养;管医生叫先生;喜欢吃玉米面饼子;讲究节气，一年到头是密集的节日，不同节日不同的习俗……正如章末总结“到了年关，又是一年过去了”{40}，传统乡村周而复始的静态感已被印在了芳村的扉页。但是文本内的芳村故事却在不断提醒我们现代性之“变”的深刻影响，由此形成了文本内部的张力与撕裂感。《陌上》来自文本内部的抒情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恰恰是付秀莹面对故乡产生的情感与认识的冲突，在情感上她认同故乡，始终认为“我的根脉在芳村，芳村是我的精神故园”，而对于“芳村的女人们，每一个我都爱。素台，翠台，小鸾，春米，瓶子媳妇，望日莲……她们就是我的姐妹，她们甚至就是我自己。”{41}因此作为游子的付秀莹对芳村始终怀有着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想象与乡村记忆，她的笔下自然流露出情感痕迹。但是近几年乡村变化却又令作为知识分子的付秀莹对芳村自觉地进行反思与再认识，现实主义的真诚又不可避免地支配着文本。于是出现了在“田园牧歌”与“鲁迅风”间游移的《陌上》，由此我们才会看到一个被撕裂的芳村，断裂的《陌上》，而用来弥合文本内部撕裂感的却是作者对于芳村没有原则的“爱”，只是这种“爱”既不能解释芳村之“变”，更不能解决芳村问题。

恰如布斯曾强调的那样：“一位作者负有义务，尽可能地澄清他的道德立场。”{42}《陌上》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一含糊的民间价值立场考量芳村故事，表现出对芳村的宽容与理解，从而放弃了对芳村之“变”的深度思考，放弃了对“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43}“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没有终结的问题。乡土中国现代转型远远没有终止”，“在继续经历现代性撕裂痛苦的同时，也将迎来全面挣脱束缚、全面解放的新历史动力、新可能性与新使命”{44}。此类发展问题的不懈探寻，致使芳村故事呈现出表象层叠、结构松散、立场不清等问题，这也许是《陌上》前现代的文学抒情难以调和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如何走出“芳村”，走向未来，这不仅是《陌上》面临的问题，也是新世纪乡土中国文学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注释：

{1}{13}{22}曹文轩：《付秀莹长篇小说<陌上>：富有灵性的个人创造》，《文艺报》2016年11月16日。

{2}莫言：《作家写故乡，是一种命定的东西——莫言、葛亮对谈》，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第269页。

{3}曹文轩：《陌上·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4}{33}茅盾：《春蚕》，见《茅盾选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第170页。

{5}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6}许旸：《70 后作家：拥有“乡村故事”的最后一代》，《文汇报》2016年5月11日。

{7}金仁顺：《之所以是我们》，见林建法、徐连源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60页。

{8}欧阳晓昱：《冷暧自知的无根漂流——作为写作者的“七十年代人”》，《文艺评论》2004年第6期。

{9}{12}{24}{25}{26}{27}{28}{29}{30}{31}{33}{34}{35}{36}{39}{40}付秀莹：《陌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第415页、第20页、第316页、第355页、第20页、第35页、第37页、第405页、第437页、第312页、第132页、第380页、第88页、第14页。

{10}余华等：《文学：想象、记忆与经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页。

{11}付秀莹：《惟有故乡不可辜负》，《文艺报》2016年11月16日。

{14}雷达：《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概观》，《文艺报》2006年10月26日。

{15}辛谷：《“方志小说”探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16}付修林：《在方志与文学之间——读野莽长篇小说<庸国>》，《文艺报》2009年12月10日。

{17}钱道本：《方志小说：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5期。

{18}宋学清、张丽军：《论莫言“高密东北乡”的方志体叙事策略》，《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6期。

{19}王春林：《方志叙事与艺术形式的本土化努力——当下时代乡村小说的一种写作趋势》，《文艺报》2015年3月6日。

{20}王春林：《长篇小说文体多样化景观的打造与构建——2016 年长篇小说创作一个侧面的理解与分析》，《小说评论》2017年第1期。

{21}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23}饶翔：《从“芳村”到京城：照向精神隐秘的微光》，《文艺报》2013年8月12日。

{32}参见孟繁华：《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孟繁华认为，当下中国文学的结构性变化与乡村文明的崩溃、新文明的崛起有着必然联系，但是“乡村文明的崩溃”这一提法值得商榷，较之于“崩溃”的危机感，“乡村文明的转型”这一提法似乎更具有合理性。

{37}参见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38}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41}舒晋瑜、付秀莹：《<陌上>吐露乡土中国的隐秘心事》，《中华读书报》2016年12月7日。

{42}[美]W·C·布斯著，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小說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3-434页。

{43}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562-563页。

{44}张丽军：《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