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旅游作为一个新兴的商业与产业热点,已引起各界广泛的关注。一方面,体育旅游正成为我国大力支持与发展的产业。2016年11月下旬,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要促进旅游与体育融合发展,建成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体育旅游目的地和一批体育旅游示范基地[1]。同年12月,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局共同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大力发展体育旅游[2]。另一方面,围绕体育旅游的科学研究日益兴盛。2000年至今,仅2个数据库(Elsevier和CNKI数据库)和一本期刊(Journal of Sport & Tourism)上与体育旅游相关的文献就多达25 192篇。
值得注意的是,体育旅游作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还存在理论体系建设不成熟的缺陷。而这一缺陷也导致研究者围绕体育和旅游的关系创造了很多的概念和说法,例如体育主导论(Hinch和Higham,2001)[3]、旅游主导论(Gibson,1998)[4]以及体育与旅游协同论(Weed 和Bull,2004)[5]等等。如果细加分析,则可发现上述有着明显差异的说法与研究者观察体育旅游的视角差异高度相关。这也说明,研究者所选取的视角将会影响理论体系建设的方向。
文献回顾显示,体育旅游作为一个空间性的宏大产品(卢长宝等,2015)[6]有很多的参与主体。综合Reid和Arcodia(2002)[7]、Honari等(2010)[8]、Gammon(2010)[9]和Kaplanidou等(2013)[10]对体育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分析结果来看,上述参与主体主要涉及“体育旅游参与者、利益管理者如政策制定者和产品设计者、文化资源组织管理者以及当地的社区组织”等等。用更加通俗的说法,则可以将体育旅游的关键主体归为企业(包括各类中介机构和旅游组织等)、消费者和政府(包括各类政府组织或社区等)3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