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体验无忧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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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国内某知名大数据平台对两会相关话题进行了采集和分析，结果显示，人们对养老话题最为热衷。养老焦虑突显了国人在应对老有所养问题时的内心迷茫。

德国是全球老龄化第二严重的国家，仅次于日本。早在1997年，德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就已经超过了30岁以下年轻人的数量，但德国人在养老问题上却显得颇为从容。三年前留学法兰克福的西安女孩梁静这样分析其中的原因：“德式养老贵在心态好、重保障，只要做到这两点，年华老去其实也并不是那么让人焦虑的事。”

大家一起来“拼居”

因为在法兰克福大学攻读的是社会学专业，研究方向又和养老有关，所以我一直对德国人的养老现状尤为关注。同学克劳迪娅知道后，盛情邀请我参加她姐姐的婚礼，理由很简单，因为她姐姐的公婆在养老院已经住了四年。克劳迪娅拍着胸脯向我保证，只要跟两位老人相处一段时间，肯定会对我的课题有所帮助。机会难得，我当然不会错过。

第一次在婚礼上见到拉尔夫和汉娜，我发现他们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而且待人热情，很快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问汉娜是否习惯养老院的生活，拉尔夫在一旁接过了话茬：“太习惯了。事实上，我们简直乐在其中。”汉娜提议让我去他们居住的养老院看看，这正合我意。克劳迪娅的姐姐萨拉刚度完蜜月，我就在一对新婚伉俪的陪同下，迫不及待去拜访了拉尔夫和汉娜。

刚走进养老院的大门，就看到拉尔夫迈着矫健的步子从我们身前跑过，全然不理会儿子、儿媳的问候。汉娜虽然速度不快，但也紧紧跟在后面，一边跑还一边解释：“早茶的曲奇好吃极了，去晚了就会被抢光。你爸跑得快，他去占位。”萨拉的老公说从他记事起，还没见父母为了吃东西而如此积极踊跃。都说“眼见为实”，看来拉尔夫和汉娜的确是非常享受养老院的生活。

和中国人“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不同，德国人并不会把养老的责任寄托在子女身上，而德国的法律也没有规定子女必须要赡养父母，所以大家对于人老了去住养老院，都能坦然接受。在德国，超过三成的老年人在退休后选择入住养老院，而像拉尔夫和汉娜这样，把养老院住出“家”的感觉的老人，更是不在少数。用拉尔夫的话来说，“孩子们的工作忙，也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住在养老院，可以和年龄相仿的人成为朋友，能从这种集体生活中找到乐趣，对于身心健康很有好处。”

在德国，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都十分推荐老年人结伴安度晚年，而且“拼居”的方式很多。如果不愿依赖子女，又不喜欢养老机构，那也不要紧，不少城市社区都建有老人公寓。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至少有一半的德国人将来会选择在老人公寓结伴养老，那里不但居住的氛围更好，而且每人每月还能拿到200欧元的政府补贴。

房东海因茨先生已经69岁，2015年秋天，他遭遇了太太突然离世的变故，两个儿子又住在斯图加特，在我看来，老人的晚景凄凉，令人同情。可是每次看到海因茨先生，都会感觉他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人。问他一个人生活会不会感到孤独，老先生笑着回答：“我可不是独居老人，我和两个姐姐一起居住在老人公寓，我们合用一个楼层，一起准备餐饮，一起喝茶聊天，十分开心，我又怎么会感到孤独呢？”

当然，也有些新潮老人厌倦过一成不变的安静生活，喜欢将自己的晚年打造得生机盎然，于是，共享公寓便应运而生。2016年春天，因为找到新的兼职工作，我搬进了法兰克福城南的一所公寓。住进公寓的第一天，我便惊奇地发现这里10位租户的年龄跨度居然达到62岁，但大家相处起来，却亲如一家。

一个午后，突然天降大雨，我从打工的便利店一路飞奔回住所，却发现之前晾在阳台上的被单早已被“抢救”回室内，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贝克尔先生帮了大忙。贝克尔先生已经80岁，退休前是一位医生，之所以选择住进共享公寓，是希望能从年轻人身上感受活力，分享生活乐趣。“搬来这里之前，我总是喜欢穿深颜色的衣服，内心比身体衰老得更快。可是现在，我也爱上了年轻人喜欢的马丁靴和牛仔裤。我感觉自己年轻了许多。”

2016年年底，公寓的管理者将整个建筑的第一层出租给了一所幼儿园，这个消息让贝克尔先生兴奋得手舞足蹈。他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记熟了幼儿园25个孩子的名字，一有空闲就和小家伙们一起唱儿歌、做游戏。住在柏林的女儿来探望他时，也不由自主被父亲身上所散发的生机和活力深深感染，感叹道：“和返老还童的老爸相比，我看起来反而更像是垂暮的老人。”

口袋有钱心不慌

德国人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实际平均退休年龄则在62岁左右。作为欧盟内的老牌经济大国，德国人的退休待遇并不算低，大部分人的养老金水平可以达到795欧元的基本保障水平。更加重要的是，德国人普遍崇尚个性独立，极少有年轻人会依附于父母生活，老年人也无需为了子孙后代而委屈地节衣缩食度日，他们拥有对养老金的完全支配权，自然在经济上也就有了更大的余地尽情享受晚年生活。

同学卡尔的父亲退休前在一家运输公司做行政工作，兢兢业业干了38年，退休时拿到1200欧元的养老金。而卡尔则因为正在努力补修中文，导致费用支出骤增。如果换作国内的老人，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拿出养老金，帮儿子度过难关，可他父亲却似乎完全没有伸出援手的意思。我问卡尔会不会因此埋怨父亲，卡尔耸耸肩膀笑道：“当然不会。那些钱是他辛苦工作半生的所得，怎么花都是理所当然的。我的问题，我会自己解决。”

后来听说卡尔的父亲每个月都将一半养老金匿名捐献给当地的一家慈善机构，用来救助流离失所的非洲難民幼儿。这可真是奇怪了：非洲的小孩值得救助，难道自己的亲生儿子有了难处，就只会冷眼旁观吗？我的内心变凌乱了。

再后来，卡尔告诉我他父亲已经立下遗嘱，自己死后要将积蓄以及房产全部捐给一家养老院。我吓了一跳，这种事情如果放在国内，多半会引发一场财产诉讼纠纷，可是看看卡尔与世无急的平静表情，好像生来就没有继承父亲家产的想法。“我尊重他的决定，我的财富，我来创造。”事实上，这种事在德国并非个例，也正因为这样，德国的老年人才可以毫无顾虑地为自己而活，放手将养老金用在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上。

托马斯先生是我居住的那所共享公寓的主人。65岁从银行退休后，就把公寓交给职业管理人来经营，然后和太太去了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度假，子女们想见父母一面，都需要提前预约。有一次在楼下偶遇托马斯先生的小女儿斯蒂芙妮，几句攀谈下来，我吃惊地了解到她父亲已经卖掉公寓，决定和太太在特内里费岛定居了。“托马斯先生肯定会非常想念你和孩子们的。”我安慰斯蒂芙妮，她点点头，说：“我们也很想他，但那里更适合老人居住，这么做是对的。”

在德国，老人退休后完全不会把看护孙辈当成己任，少了这一层的牵绊，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就有了更多的选择。斯蒂芙妮说她十分赞同父母自由支配养老金的方式：四分之一用作生活日常开销，四分之一用来周游各地，四分之一去观看演出或画展，剩下的四分之一，则是孙子们的零用钱。这样既可以维持稳定的生活水准，又能修身养性，获得丰富的业余生活，就连我这个尚未就业的人，听起来都禁不住畅往起来。

当然，也不是所有德国人都能实现养老金的支配自由，一些退休后拿不到充裕养老金的人，则多半会通过继续工作的方式来增加收入。2017年夏天，我去不来梅玩的时候，在一个家庭旅馆投宿，没想到这里的前台服务员竟然是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妇人。对方很是健谈，告诉我她叫莱娅，退休前在一家超市工作，退休金只有不到700欧元，用这些钱来维持退休生活稍显困难，于是，便在邻居经营的家庭旅馆找了一份零工。

“会不会太辛苦？”我有些替莱娅担心，可她却神情轻松，“除了时间稍长之外，其他都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既能补贴家用，还能和各种各样的人交谈相处，一举两得，也很有乐趣。”

人到老年，身体机能和心理承受力都会相应下降，不为无谓之事纠结，凡事坦然，凡事接纳，或许正是因为这份好心态，才让德国人在退休后显得是那样从容而又惬意的吧。

有了保障无负担

今年年初，因为课题研究的需要，我在一家养老院申请了义工的职位，并且很快获得了通过。这家养老院住了不少有健康问题的超高龄老人，护理需求很多，而护工又严重不足，我于是被分到护理病房，负责一些相对简单的工作。

78岁的施瓦茨太太是我照顾的第一位病人。她患有风湿病和偶发的呼吸阻滞，需要定时吸氧，以及注射肠内营养补充剂。而我的工作，就是帮助她吃饭、梳洗，还有推着她外出散步。时间一长，两个人慢慢建立起了感情，交流也变得更加自在。

有一次我犹豫再三，向施瓦茨太太提出了一个有些涉及隐私的问题：“您家里一定很有钱吧？否则接受这种级别的護理，普通人一定会被搞得倾家荡产。”她笑着回答：“如果没有保险的话，这么大一笔费用，我肯定也是负担不起的。”护理费用也能由保险买单？居然还有这等好事？可事实正是如此，由不得我不相信。

其实早在1995年，德国就推出了护理保险制度，保费为个人税前收入的2.35%，工作时由雇主和员工各缴一半，退休之后，则需要个人承担全部保费。人人都有年老的一天，都有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护理保险为德国老人解决了后顾之忧，也让像施瓦茨太太一样需要护理的老人过上了更有尊严的生活，我感到既欣慰，又羡慕。

不过，护理保险也不是万能的，小部分的护理费用仍然要由个人承担。住在二楼的波特先生养老金水平不高，却需要接受中风后的复健护理，护理费用自理的部分对于他，当然就形成了负担。波特先生向养老院说明了自己的情况，社会救济部门很快对此进行了详细调查，最终在确认老人的养老金和存款账户、其配偶及子女的经济状况后，为波特先生补足了护理费的缺口。很显然，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多方位的医疗护理保障，德国人才能距离实现“活得更老，活得更好”的理想更近一步。

编辑 郑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