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图谱与热点分析——基于2000—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实证分析

张 立, 杨文涛, 尤 瑜, 王 晗

(1.西安交通大学 新闻与新媒体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2.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3.中国地质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1997年,在原有新闻学、传播学基础上,新闻传播学被确立为一级学科[1]。自创建以来,因其所属专业的强实践性与应用性[2],能够通过阶段研究热点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不同时期国家政治、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主题。因此,分析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与趋势成为深入了解该学科发展的必要路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是我国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自设立以来,随着覆盖面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其导向性、权威性和示范性作用越来越明显[3],是目前公认的最能体现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水准的评定项目[4]。因此,每年项目立项的主题也基本能客观反映我国社会科学相关领域及学科的研究热点与趋势[5]。1991年,新闻学与传播学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当年仅有1项青年项目(喻国明“新闻战线反‘和平演变’的对策研究”)、2项一般项目(宁树藩“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陈崇山“新闻传播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获得资助,此后开始逐年递增。

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资助力度逐年增大,对资助项目的计量分析,是考察我国人文社科类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6]。目前的研究中既包含总体的统计分析,也涉及分地区、分学科的统计分析。部分学者针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立项数量、成果形式、立项单位、主持人、学科排名等信息做了对比分析,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上述研究中,研究方法均为对各类项目信息数量的归纳研究,归纳过程多为经验判断,鲜有运用数理归纳方法的结果分析过程。本文选取2000—2017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资助项目为考察重点,借助Matlab进行项目主题关键词抽取,结合文献计量分析法,对样本主题进行计量分析,以反映21世纪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图景,研究结果可为研究者和管理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http:∥www.npopss-cn.gov.cn/)发布的2000—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对新闻学与传播学资助的项目,共计1 396条信息,其中包含一般项目754项、青年项目424项、后期资助项目43项、西部项目74项、重点项目78项、重大项目23项。

本文基于词频逆文件频率(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简称TF-IDF)的关键词提取技术,根据新闻学与传播学立项项目数据特点进一步优化关键词提取模型。TF-IDF为信息检索与探勘的常用加权技术,用以评估字词对于一个文件集或一个语料库中的其中一份文件的重要程度。字词重要性随其在文本中出现的频次呈正比增加,但同时会随着它在语料库中出现的频次呈反比下降。计算公式为:

TF-IDF=TF*IDF

模型假定一个关键词在研究时间范围内在m个项目中共计出现了n次,那么该关键词的最终得分为:

本文基于TD-IDF初次计算出项目主题的1 423条关键词词频,首先以词性为筛选依据,筛除大部分无描述意义的介词、动词;其次以词频字数为依据,筛除一个字的词频;最后完成赋值。本文将利用客观赋权法计算的标准差权重系数作为各类项目的赋权依据,即Wi的赋权得分(见表1)。

表1 Wi赋权得分——标准差权重系数

二、研究过程与主要发现

(一)总体情况

2000—2017年,新闻学与传播学项目的年度立项总数呈逐步上升趋势(见图1),年均增长率为14.48%。随着我国经济开始转型与快速发展,新闻与传播相关研究的社会需求与国家治理决策需求也开始较快增长,国家对项目资助总数的相应增加成为发展需要,因此2010年后立项数递增趋势显著。

图1 新闻传播学科项目立项总数变化

(二)高频关键词提取与共词矩阵分析

1.进行数据统计。本文统计的2000—2017年新闻学与传播学资助项目,数据包括年份、项目编号、项目类型、项目主题名、结项时间、项目主持人、所在单位、所在地区及结项成果共9项指标。

2.关键词提取。本文基于优化的TF-IDF关键词提取技术模型,同时引入表1所示的权重计算指标,从1 396条项目主题信息中提取出关键词1 457个,以关键词提取模型结果≥2.0分作为筛选依据,对所有项目的主题关键词进行初步筛选,共获得符合条件的关键词516个,统计年各年度的模型关键词分别为12、9、10、15、21、11、26、23、20、17、32、35、42、41、52、47、44和59个。

(三)共词聚类分析

本文采用分层聚类分析,对共词矩阵进行计算,借助SPSS20.0统计软件,对相关矩阵进行分析,以知识谱系图的形式描绘共线关键词的语义层次亲疏关系,以此提炼出研究主题(见图2)。

表2 高频共现关键词共词矩阵(部分截图)

(四)共词社会网络图谱

利用Ucinet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对已提取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共词社会网络图谱绘制。在社会网络图中,以网络密度、中心性等指标作为分析学科研究热点的依据。以48*48关键词相关矩阵*如需原始数据可联系作者本人。为基础求出相异矩阵(见表3),导入Ucinet进行可视化社会网络分析,在对社会网络图进行度、居中、接近中心性分析后,形成共词社会网络图谱(见图3)。

进一步计算可知,网络密度为1.32,网络密度水平较高,中间中心度为32.94%,关键词间的关联性较强。从图3中可以看出所有节点主要围绕传播、舆情、新闻、文化、网络、媒体、融合、社交等主题热词形成相对密集的社会网络圈层。以中心度作为图谱中热点主题关键词排序的依据,横坐标为中间中心度,纵坐标为频次排序。排名前16的热点主题关键词分别为:传播(229,1)、网络(202,2)、舆论(181,3)、新闻(178,4)、媒体(174,5)、融合(172,6)、舆情(162,7)、文化(160,8)、产业(153,9)、教育(136,10)、政治(126,11)、新媒体(121,12)、治理(118,13)、互联网(114,14)、跨文化(112,15)、形象(108,16)。

对以上两个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再结合相关文献研读,本文最终将研究主题概括为“媒介融合”“新媒体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相关产业研究”“政治应用及公信力研究”“新闻传播教育的相关研究”“话语权分析”“相关发展史研究”“舆论、舆情”“传播形象”十大类。这十大类研究主题由十个内部性相对集聚的关键词类团构成,每个类团都包含有能够反映其核心内容的代表性关键词。

图2 高频关键词共线分层聚类

关键词版权传播学抗战时期媒体民族数字化微信影响力政治治理版权0052405180706054005280379047004710304传播学0524006810460042004730306045902110432抗战时期0518068100818064103980612052207710515媒体0706046008180064805280608034903800700民族0540042006410648004920228063004310276数字化0528047303980528049200454043704440466微信0379030606120608022804540053002610237影响力0470045905220349063004370530003900526政治0471021107710380043104440261039000369治理0304043205150700027604660237052603690

图3 共词社会网络图谱

三、研究主题内容和热点梳理

(一)项目主题更迭:政策导向与技术更新的共同推进

18年来,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立项项目几乎涉及到了新闻传播的各个领域,而且与国家的政策导向和技术更新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2010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重大问题的决定》与《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相继出台,对产业发展战略、政策、结构、创新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2010年至今,关于报业、出版、文化、电视、动漫、新媒体、广告、传媒等“产业”主题的项目,年均立项5项,较2000—2009年间年均1—2项的水平有大幅增长。再比如“文化”主题的立项数量自2010年后不断增长,符合国家文化战略的发展要求,随着“文化自信”的进一步提出,文化、跨文化等交叉研究将成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媒介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文化之间的重构[8],近年来学科研究同技术更新的应用关联性极强[9],这点从“新闻学教育”到“数字化教育”的转变过程中映射得十分明显。例如,2000年报业研究对应新闻学教育,2007年舆情治理研究对应媒介使用教育,2009年媒介融合研究对应新媒体教育。在网络应用手段从PC端到移动手机端的互联网发展进程中,新闻传播学科的教育方式研究也在随技术发展而转变。2009年“三网融合”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被称为中国三网融合元年。2008年以来,共63个“媒介融合”主题项目立项。媒介融合最早由美国学者定义为“印刷、音频、视频、互动性的数字媒体组织间的战略的、文化的、操作的联盟”[10]。2005年,蔡雯、丁柏铨、彭兰等围绕媒介融合发表的系列学术成果奠定了我国媒介融合的研究基础。可以说,当前的媒介融合是在中国传媒改革“微观改革、增量改革和边缘改革”为主的历史路径下的自然延伸[11]。

(二)项目主题内容:模块化与精细化的融合倾向

纵观1 396个资助项目,主题内容呈现出模块化和精细化的特征。例如,关于“史”这一模块的专题研究受到基金委的特别重视,共81项。自2001年以来,年均5项左右均匀分布,2015年有10项,为历年之最。已立项的课题中,关于新闻史、传播史的研究最多,共21项。在媒介融合的产业研究中,聚焦媒介融合自上而下的企业驱动过程与自下而上的消费者驱动过程的两个融合过程;在组织融合层面,聚焦个体、机构与社会文化三类维度,其中个体维度表现为职业编辑、记者身份的转变及工作生产方式的变化;机构维度表现为传媒内部的管理模式创新与传媒之间的所有权融合、媒介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社会文化维度聚焦于社会文化融合与法规融合两个方面。再如,63个“形象”类主题的项目中,“形象”的主体涵盖了国家、共产党执政、自主品牌、公益组织、区域、媒介等。其中,对“国家形象”的研究,逐渐形成以提升国家与国际形象为核心目的的传播竞争力、传播影响力和对外传播力的“三力”模块分析。59项“话语权”类主题中,“话语权”主体包括媒体、舆论、传播、国际、农民、政府等,还形成了围绕“传统媒体”与“新闻报道”的话语权模块化研究体系。

(三)项目主题范围:学科交叉特征明显

大数据已使新闻传播学科成为一门显学,从内外部对新闻传播学科范式进行重构,外部使其与其他学科交叉程度更高,内部正使学科定位由人文学科路径转向社会科学[12]。从外部学科交叉来看,交叉程度更高。新媒体的产生与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使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主题逐年丰富、覆盖关联学科逐渐增广、社会应用价值稳步提高。在“新媒体”主题类项目中,同公共管理学、政治学交叉研究公共关系、政府治理、社区居民管理、政治传播、民意表达等内容;同社会学交叉研究青少年社会化、群众网络行为、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内容;同马克思主义学科交叉研究新闻发展观;同经济学交叉研究数字化产业、传媒经营模式、用户体验等内容。在“政治”主题类项目中,政府/政治传播、政府舆论、政府互动、新闻政策、政府公信力等研究问题的范围扩大,促使媒介变革,改变了政治传播的生态环境和传播走向[13]。从内部学科定位来看,研究视角与问题范围扩大。在“舆情”与“舆论”主题类项目中,“舆论引导”研究趋势表现为研究主体的逐步细化与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多元化,如在大数据影响下舆论引导评价体系、功能架构、效能的相关研究均引入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方法辅助研究。而当前“舆情”研究除对网络舆情与社会舆情有所侧重外,国际舆情、新媒体舆情与政务舆情通过政策研究、案例研究的方式开展的相关项目也在数量上进入提升阶段,且在2010年后,舆情研究范围开始缩小,研究对象更加具体化,例如西部群体性事件、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台湾等具体地区的舆情问题均被纳入研究范围。

四、关键词时序图谱

对前文所得关键词提取结果,以模型KwNew得分为依据,选取每年值>0.5且排序在前10的关键词构建节点坐标,可以绘制出关键词时区图谱(见图4)。从中可见,2007年前后热点主题有明显变化。2007年以前针对新闻学、传播学传统行业的研究较多。2000 —2006年,“新闻史”“舆论监督”“产业”“文化”“新闻教育”“广播电视”“出版”“大众传媒”等关键词词频较高。2007年以后受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影响,出现了大批突现词,例如“新媒体”“互联网”“数字出版”“3G”“媒介融合”“跨文化”“国际舆论”“网络媒体”“大数据”“国家形象”“意识形态”等。

2000—2005年,基金资助项目中大众传媒实务如广播电视业、报业、出版业是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对电视媒体的关注比较突出;在理论研究方面,新闻史、舆论监督等是研究重点,同时也呈现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趋势,例如将媒体舆论监督、新闻宣传与职业道德等议题同步进行讨论。该阶段中,“传播”一词出现的频次较高,2002—2004年,“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传播过程”等议题逐渐显现。

图4 高频关键词时序图谱

2006—2010年,我国传媒体制改革进入深入推进阶段,新媒体及其影响、媒介融合、文化产业、跨文化研究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2007年文化体制改革进入关键期,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媒介生态的变化更为显著,传统新闻传媒业改革的步伐逐步加快。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以来包括传媒产业在内的体现国家软实力的文化产业的地位凸显,2010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出台,对于“产业”主题的研究带动作用明显。随着国际社会对新媒体的关注,移动互联网技术呈现革命式发展趋势,技术更新引起的时代更新,为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导向指明了实践方向[14]。2009年“三网融合”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被称为中国三网融合元年。2009—2010年,媒介融合的基本趋向及传媒业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诸多变化或效应成为基金资助的热点。

2011—2015年,随着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推进与贯彻实施,新兴媒介技术的发展,传统的传播渠道和媒体生态发生深刻变革[15]。这一阶段,新媒体、媒介融合的相关研究,网络舆情的监测、分析、引导与治理研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战略要求的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研究,关乎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传媒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等,成为政府和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2010—2011年微博等社交网络出现,自媒体发展迅速,对于传统媒体的舆论场和自媒体舆论场博弈等内容的研究相继出现。2012年我国出现多起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因此舆论引导继续成为研究热点。2013—2015年,受新兴媒介技术和产业政策的影响,新媒体研究和政治传播、政府舆论、政府互动、新闻政策、政府公信力、国际传播研究开始成为资助热点。在此期间,利用新兴媒介技术平台做好对外传播,大数据、国家形象传播等问题备受关注。

2016—2017年,在新的政治发展背景、经济全球化背景、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新语境下,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新时代,2016年传播理论、政治传播、互联网政治、媒介事件与社会抗争、互联网+、大数据、媒介话语、新媒体使用与效果、网络集体行动和跨文化传播等研究备受关注[16],一些常规话题得到新的阐释。文化类主题资助项目的不断增长符合国家文化战略的发展要求,随着“文化自信”的进一步提出,文化、跨文化等交叉研究仍将成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关于话语体系建设、保障、引导等内容的研究受到重视属于国家需要,因此未来依然会是关注点之一。

当然,还有一些新闻学与传播学长期研究的论题,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研究,区域、民族、宗教等敏感话题在基金资助项目中的比重也比较大。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为我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创新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17]。关于“一带一路”传播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将成为未来的一个热点,尤其是关于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目前较为缺失。

五、研究结论与局限

本文利用Matlab构建基于TF-IDF的关键词提取模型,获得2000—2017年间新闻学与传播学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主题关键词,利用关键词共词矩阵进行聚类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借助文献计量、多元统计、词频分析梳理归纳出21世纪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主题和热点。

从2000—2017年关键词时序图谱上可以看到,新闻学与传播学基金资助项目的研究对时代进步发展十分灵敏,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跟进。从项目分类上,“引导”“对策”“管理”“治理”等高频词表明应用型研究多于理论性研究。新闻传播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产业化研究是一个系统互动的过程,产业活动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发展。随着新闻传播活动和经济活动的融合、与国家战略需求相结合,越来越难区分三者的界限。从项目取径上看,社会科学的属性多于人文科学的属性。历年的高频词显示,“体制”“模式”“机制”“战略”“策略”“体系”等体现研究目的和路径的词汇在时区图谱上分布较为明显。

除了传统渊源的学科外,传播学已经与管理学、经济学、法学、医学、公共卫生、伦理学、环境科学以及神经与认知科学、生态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完成了嫁接[18],这为传播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研究工具。从围绕媒介(大众传播学)和语言(人际传播学)为主展开研究,到关注专门领域的传播,传播学科进入更加多元、深化发展的新阶段。政治传播、健康传播、科学传播、环境传播等都将是未来关注的重点。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采用的研究方式主要是文献计量,计量软件具有一定“机械性”,仅提取高频关键词,但是低频关键词在主题概貌中的研究意义不能低估,下一步将考虑就这些低频关键词进行深入研究,将高频与低频的合并项作为研究方向予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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