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花儿”的演唱风格及文化传承研究

王金平

【摘 要】在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打造“花儿”品牌逐渐成为青海省的共识之时，如何处理好它的传承和创新，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花儿”是青海汉族、回族、土族、撒拉族和部分藏族、蒙古族等6个世居民族和其他民族共用青海汉语方言演唱的民歌。“花儿”在明代生成后，就是以这样的文化形态不断传承，因此青海“花儿”历史悠久，对中国民族文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花儿”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有其独特的地理生态、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等，很值得我们进行文化传承和保护。“花儿”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一种民歌形式，融汇了中原文化、草原文化、阿拉伯文化的精髓，其演唱风格、民族的特点，值得深究。

青海“花儿”是青海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调动市场价值，青海“花儿”的文化传承不但有利于“花儿”的传承和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拉动经济的发展。以青海为例，西北地区经济相对发展缓慢，结合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进行旅游开发从而调动经济发展，以搭建舞台剧、开发“花儿”艺术博物馆吸引大量外来游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青海“花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J6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03-0053-02

一、西北传统音乐——“花儿”

（一）“花儿”名称的由来及演唱风格。“花儿”属于西北地区民族音乐的主导，是流行于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民歌，在青海，“花儿”被称之为“少年”“花儿”，深受众多民族的喜爱，如汉、藏、回、撒拉、保安、土、东乡、蒙古等民族，大多都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传唱。

“花儿”名称的由来，有多种说法，它的形成与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等息息相关。有一位名叫张亚雄的先生曾说，“花儿”是指所钟爱的女人，是一种“野曲”，可表达自己心中的真情实意，“少年”则是指男人，曾有一首《花儿与少年》就表达男女之间爱慕的情谊。“小哥哥”“尕妹妹”之间的爱情故事，充分运用到了“花儿”的题材。该作品在1946年由马步芳邀请音乐教官王洛宾作曲，以《四季歌》新鲜出炉，马步芳填词，后来由王洛宾将歌词加以修改，又将旋律进行改编，取名为《花儿与少年》。修改后的歌词就与另一种资料上记载的观点相吻合，歌词中，将“迎春花开”“白牡丹”“山里的牡丹”“红牡丹”等多种花卉比作开在春天的爱情，正好就迎合了资料中记载的柯杨先生的观点，认为歌唱花卉种类，推测“花儿”这个名称起初和字面意思有很大的关联，最初定居于河、湟一带的汉民所唱的专用花卉作比兴的民歌，是后来“花儿”的母体。

还有一种记载与之相近，也跟现在所发展的“花儿”编唱形式相似，就是郗慧民先生的“以花点睛”说。因此“花儿”有着多重含义，具有抒发情感的作用。

因此“花儿”有对唱、独唱、轮唱的方式，男女对唱，演唱者以一种“野曲”的方式，对所处的环境、内心变化等进行即兴演唱。

（二）“花儿”的发展阶段。“花儿”先有方言出现然后加入曲调。最先见于明代作品文献当中，后来在清代文献作品中，“花儿”中的方言大量使用。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我国东部地区逐渐有一些学者对“花儿”进行调查和对“花儿”文本进行研究，不再局限于起初的青海、甘肃、新疆、宁夏等地，甚至有资料记载，日本、美国等外国学者也专门到我国西北地区对“花儿”进行研究与调查。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出版的《歌谣周刊》上发表了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的《甘肃的歌谣——“话儿”》。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末，青海和甘肃等地的研究者也开始收集与整理“花儿”。这个时期也曾出版了一部《花儿集》，这是第一部专门研究“花儿”的著作，此书由张亚雄先生编著。

随着时间的发展，学者们在研究当中，将“花儿”作了深层次探讨，出现了西宁派、宁夏派、河州派、珧泯派等派别，对“花儿”的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有了深究，对“花儿”资料进行了整理。

1961年第9期的《青海湖》，刊载了黄荣恩的《青海“花儿”的来龙去脉》，这为之后对“花儿”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社会形态发生变化，经济开始复苏，文化日益繁荣，对艺术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此阶段是“花儿”研究的深入期，对“花儿”展开研究性调查也有了环境方面的许可与帮助，对“花儿”演唱、“花儿”语言、“花儿”革新与发展进行了深究，学者最终阐述了最新的见解。如魏泉鸣先生的《花儿新论》中，分别对“花儿”构词、格律、特征，以及“花儿”创作中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述。这一时期，“花儿”的研究资料更加全面和完善。1981年5月，青海省“花儿研究会”成立，下设“花儿”文学研究组和“花儿”音乐研究组等。

随着经济、艺术、文化的不断发展，“花儿”的传播变得更加广阔，最终走向国际。据记载，198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KathrynLowry撰写了《语言、音乐和仪式：論中国西北的优秀民歌“花儿”》的论文。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赵茹兰教授发表了《莲花山花儿会：关于民歌演唱程式之研究》。国外学者对“花儿”的研究理论也为国内学者提供了借鉴。

二、传承

（一）“花儿”研究所存在的缺陷。对于“花儿”的研究有很多不足之处，虽然至今“花儿”一直在传承，但甚为稀少，而且也存有很大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语言。语言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是地域的象征，更是民族的象征，音乐当中语言是核心，“花儿”语言中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但语言研究者很不在意细节，过于粗略地进行记录，“花儿”歌词记录着当地人的生活，中国西北地区九个民族都在对“花儿”进行传唱，最终都将归为一种方言传唱，因此，在语言规范方面应该进行深入研究，其最终体现语言的重要性及价值意义。有很多传唱记载，其歌词中有太多错别字，曲解了语言在音乐当中的意义。

对于“花儿”真正意义上的传唱有着局限性，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花儿”这种生活化的艺术，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活态文化”，因为它是通过人来进行传承的，民间老艺人的离世会造成文化的中断，因此长久传承的条件具有局限性，至今还未曾关注到这一点。对此，应该着重提醒现在的“花儿”演唱者要有应对的措施，比如通过录音、视频记录等，将珍贵资料保存下来。

近年来，大部分“花儿”演唱者的自我修养及专业能力不够高，对专业学习的积极性不大，大概是受到现在社会中太多的音乐风格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专业演員应该肩负起对“花儿”的传承工作，正因稀少所以更显珍贵。

目前，学习“花儿”的人数越来越少，大多数人都在学与经济效益挂钩的音乐，如果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会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源破坏，如此下去，对于花儿的研究及传承亦是一种阻碍与局限。

（二）“花儿”的文化传承。文化传承是对地域过往的记载，人们应该了解历史，取其精华进行传承。在改革开放之前，“花儿”属于西北地区的“禁曲”，小孩子是不可以随意传唱的，因为“花儿”起初是一种传递爱情的山歌，且歌词有些直白，所以被禁唱。后来对其进行了改编，所以流传至久。

被改编的“花儿”，歌曲朗朗上口。例如《一朵浪花一支歌》由青海老作曲家施观林作曲，高鹏作词，这首曲子将现代版曲风与“花儿”曲调相结合，曲风带有“花儿”的语气助词。对于专业声乐学习者来说，该作品是学习“花儿”的入门歌曲。

“花儿”之所以传播范围小，与当前社会上的流行音乐有很大的关系。虽然现在越来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只有少部分人在关注与研究，由于听觉审美的不同，为了更好地引起大众对“花儿”的关注，让越来越多的人听到“花儿”，知道“花儿”，甚至于想要自主去了解“花儿”，那么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办法，找到吸引大众欣赏“花儿”的办法，哪怕是随意听到都可以，只要能走出第一步，就是好的开始。

我们可以将民族唱法与“花儿”唱法相结合，哪怕唱出来的“花儿”味不是很足，至少是一种接触，可以适当加入民族唱法，与教育挂钩，不仅在民族歌谱当中，而且在中小学的乐教科书中，也应该有所体现。据资料显示，只有青海、甘肃、宁夏等地的中小学音乐教科书中有“花儿”的歌曲，例如《雪白的鸽子》等，这仅仅是小面积传播。因此，作为一名研究生，将家乡艺术文化“花儿”进行传播与传承是一种必要的责任，笔者愿尽一份绵薄之力。

文化传承是民族团结的象征，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学习音乐的我们，可以从自身做起，懂得去了解。

参考文献：

[1]张亚雄.花儿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211-212.

[2]雪犁，柯杨.西北花儿精选[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

[3]贾晞儒.语言是民俗的一面镜子[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