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柳·乌利茨卡娅小说《索尼奇卡》中的审美移情作用

赵灿，唐逸红

【摘 要】柳·乌利茨卡娅被誉为俄罗斯当代女性文学的“三套马车”之一，其成名作《索尼奇卡》于1993年获俄罗斯布克奖提名。本文拟以里普斯的审美移情作用为理论基础，以《索尼奇卡》为文本，分析审美移情作用在小说中的具体体现，旨在解读俄罗斯普通妇女在家庭模式下的生存状态，发掘该类人物形象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柳·乌利茨卡娅；审美移情作用；家庭模式；生存状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03-0177-02

柳·乌利茨卡娅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在俄罗斯文坛上崭露头角，因其作品大多关注俄罗斯女性的生存状态，故被视为俄罗斯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小说《索尼奇卡》是柳·乌利茨卡娅里程碑式的作品，主要描写了索尼奇卡热衷与书为伴，与丈夫罗伯特相识相知，婚后照料家庭，接受丈夫的情人亚霞并视其为养女的生活经历，塑造了一位善良、坚强、隐忍的普通俄罗斯妇女形象。

一、审美移情作用

审美移情作用由德国美学家里普斯最早确立，里普斯在《移情作用、内模仿和器官感觉》一文中说道：“感觉到自己在所见到的形体里活动，我也就感觉到自己在它里面自由、轻松和自豪。这就是审美的摹仿，而这种摹仿同时也就是审美的移情作用。”[1] （475）在移情作用中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应当消除对立，就如里普斯所言“自己就在对象里面”。主体将自我外射到审美对象中，主客体同一，正是在这一前提下移情作用才得以产生。里普斯曾从两个角度解读审美欣赏，间接强调了审美移情作用中内在“自我”的重要性。他指出审美欣赏一是对“自我”的欣赏，“它是一种位于人自己身上的直接的价值感觉”[1] （470）；二是对“客观的自我”的欣赏，“这种‘自我和主体的实在的自我不同，它是移置到对象里面的…… ”[1] （471）。此外，里普斯在《再論“移情作用”》中否认了“只以普通意义的联想的关系而与所见对象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属于“审美的对象”[1] （481）。可以认为，主体因看到对象进行某个愉快的行为而感到愉快，主体感到的这种愉快并不具有审美意义，最终要获得审美意义还需主体对内在“自我”的肯定与欣赏。

二、罗伯特向索尼奇卡的审美移情

索尼奇卡从小热衷读书，当战争爆发时，她被疏散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并在图书馆地下室谋得一职位。丈夫罗伯特在图书馆与索尼奇卡初见时，预感到她“灵魂深处闪烁着光辉”[2]（10） ，婚后，看着忙于家务的索尼奇卡他又认为“蚂蚁的世界也充满了智慧……”[2]（38）此外，在整部小说中，罗伯特并未评价过索尼奇卡的外貌，可见罗伯特注重的是索尼奇卡内在的品格，肯定她所拥有的智慧以及她灵魂的光辉。而罗伯特对自己的内在感受也很珍视，“只要他感到自己的自由受到束缚，他的反应总是那样决然无情……”[2]（6）。按照里普斯的观点，“审美的欣赏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它是一种位于人自己身上的直接的价值感觉。”[1] （470）索尼奇卡对罗伯特而言，与其说是法律关系上的妻子，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伴侣。自两人初见时起，罗伯特就感觉到索尼奇卡会扶持他那“日益虚弱的、伏在地上的生命”[2]（10）。于是审美移情作用在两人关系中便有所体现，罗伯特因重视精神层面，进而将精神上富足的索尼奇卡视为审美欣赏对象，他将对内在精神的敬意转移到妻子身上。因此，罗伯特对索尼奇卡的爱是维系在自我欣赏基础上的，是肯定自身价值的间接体现。即使罗伯特日后移情别恋，他也未曾放弃与索尼奇卡之间的欣赏关系，“每逢星期六他总要来利赫波尔，平时一周还要来上一两趟” [2]（54）与妻子见面。

三、索尼奇卡向书本的审美移情

索尼奇卡自小爱读书，“爱书成癖”使她在梦中“变成名副其实的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生存在一种微妙的境地”，甚至“有自己采取行动的独立意识”[2]（3）。在与丈夫产生分歧后，索尼奇卡觉得书本上的故事“变得刻板、毫无生机”[2]（13）起来，这内在指出了索尼奇卡与书本存在某种智慧的依赖关系。里普斯认为，“移情作用所指的不是一种身体感觉，而是把自己‘感到审美对象里面去。”[1] （478）索尼奇卡正是将自己“感”到了书中的男女主人公身上，与之融为一体，并坚持自己的独立行动意识，她在“迷人的故事中吸取养料”[2]（12）。当索尼奇卡第一次意识到丈夫变心时，她精神恍惚地回到房间，“随意拿出一本书来…… 那是《村姑小姐》”[2]（51）。她读到“丽莎刚好出来进餐，脸上涂抹脂粉的程度超过了杰克逊小姐。阿列克谢·别列斯托夫装着思虑重重、心不在焉的样子”，丽莎用浓妆艳抹来伪装自己，可见，她对阿列克谢的爱之深，以至于害怕阿列克谢知道真相后会抛弃她。索尼奇卡看着这些文字，“为完美无缺的语言和高尚文雅的精神所感染，顿时心中生辉，沉浸在静静的幸福中”[2]（51）。她将自己内在感受移情到普希金的《村姑小姐》中，而作品中优美的语言和高尚的情感又反作用于索尼奇卡，使得她沉浸其中，获得愉悦，消除了现实中的失落感，得以重新调整自我。书本帮助索尼奇卡由内肯定自己，因此这里的移情同样具有审美意义，是审美移情作用的具体体现。

四、索尼奇卡向亚霞的审美移情

时光流逝，索尼奇卡越发人老面丑，丈夫一如既往的关爱让她自觉不配拥有这种幸福，“灵魂深处悄悄地准备着随时丢失这种幸福。”[2]（25）因此，当亚霞和罗伯特相爱后，索尼奇卡并没有一味消沉，而是认为亚霞是一个“才华出众”[2]（50）的女人，两人相爱是“生活的英明安排”[2]（51） ，并肯定了亚霞给罗伯特的艺术带来的帮助。在索尼奇卡眼中，“第三者”亚霞是上帝派给丈夫的助手，是索尼奇卡内心向往的一份“具体化的美好”。此前，索尼奇卡曾明确表达其对美好的向往：“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未来了，索尼奇卡坚持相信这个未来是美好的。”[2]（15）索尼奇卡将自身对美好以及对丈夫的喜爱移情到了亚霞身上，进而爱亚霞这个“具体化的美好”。丈夫去世后，索尼奇卡仍无微不至地照顾亚霞，直至亚霞回到亲人身边。里普斯在《再论“移情作用”》中指出：“我必须能赞许我在旁人身上所发现的心理活动，然后它们才能对我产生快感。”对此原文注释解释道：“强调主体对于对象须能起道德上的同情，才能对它起审美的移情。”[1] （482）索尼奇卡对亚霞的关怀源于其强大的内在力量，故未因丈夫去世而动摇。内在力量帮助索尼奇卡向亚霞进行移情，而亚霞与罗伯特的爱情又反作用于索尼奇卡，使得索尼奇卡摆脱“自觉不配”的心理，她最终感谢命运“让她亲爱的丈夫罗伯特晚年能遇上这样的美事”[2]（62）。索尼奇卡与他二人共同享受爱情的喜悦，恢复其对内在自我的肯定，至此移情便有审美意义，是审美移情作用的具体体现。

五、结语

英国女作家吴尔夫曾在《贝内特先生与勃朗太太》一文中否定了现实主义作家贝内特侧重对人物外貌的描写，她认为应该向人物的内在审视，以此体现一部小说的真实性。柳·乌利茨卡娅则在《索尼奇卡》中侧重展现了人物的内在光辉，这与吴尔夫的上述观点相照应。这种对内在自我的审视同时也是完成审美移情作用的重要环节。从审美移情作用的观点来看，索尼奇卡既是移情于书本和亚霞的主体，又是承载罗伯特对其移情的客体，因此是家庭生活中的核心力量。

参考文献：

[1]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2]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美狄娅和她的孩子们[M].李英男，尹城译.北京：昆仑出版社，2015.

[3]周穷，夏述贵.试论移情作用的两个层次——兼析“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1）.

[4]弗吉尼亚·吴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贾辉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