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欧博士吕途,12年“卧底”当女工

2018-05-25 14:13张东亮
黄河黄土黄种人 2018年4期
关键词:卧底女工工友

张东亮

当欧盟外交官太太很无聊

吕途1968年出生在吉林长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从业于媒体行业,母亲是大学老师。从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毕业后,吕途被派到荷兰海牙读妇女与发展硕士。毕业后,她回到中国农业大学当了一名老师,自编教材,开设了妇女与发展社会学课程,同时做研究和咨询,一路从助教升到副教授。

其间,作为中国学者,吕途执行过大量驻华机构的项目,这些项目都是围绕着中国的扶贫事业展开的。项目给了她不菲的咨询费,也让她有机会跑遍国内的各个省份。后来,吕途成了家,有了大女儿,但因为种种原因,她的婚姻失败了,与此同时她也结束了在大学任教。

2001年,吕途前往荷兰读社会学博士,那一年的圣诞节她应邀去了德国,在好友艾克乐家度假。在此之前,艾克乐曾在欧盟驻中国使团工作,两人在执行欧盟援华项目中相识,吕途的精明能干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这次相聚让他们最终走上了婚姻的红地毯。

2002年,吕途的二女儿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出生。作为欧盟外交官,艾克乐一般每4年轮值一个国家。当年年底,吕途带着两个女儿陪同老公来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因艾克乐是就任驻印尼欧盟使团的参赞。作为外交官夫人,吕途是不能在丈夫的任职国就业的。因此,她开始了家庭主妇的生活。

身居雅加达的豪宅,吕途百无聊赖,当时除了写博士论文,她几乎无事可做。豪宅内外都有佣人打理。吕途说,那段日子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一天我该如何度过?”花园里的棕榈树、香蕉树、各色的鸡蛋花、偌大的游泳池等,眼前的这些美景丝毫激不起吕途心中任何的涟漪。她说:“当我的生命本身失去社会意义的时候,这一切美景和舒适又有什么意义?”

外交官太太们来自世界各地,除了身份特殊,她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闲到无聊。她们曾相约喝过几次下午茶,吕途也参加了。后来,想到那些聊购物、聊健身的聚会,吕途就再也不愿去了。无所事事的生活让吕途痛苦无比,她不止一次地想,大好年华应该是用来工作和奉献的,而不是用来虚度。她总想做点什么,后来她就把博士论文翻译成中文正式出版了,题目是《谁搬迁了?——自愿性移民扶贫项目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分析》。没想到,此举却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另类“卧底”,女博士进厂打工

2003年,吕途取得博士学位。也许是那本书影响很大的原因,当时,福特基金会的亚洲扶贫项目找到了吕途,希望她能担任中国区的负责人,由此吕途的生活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吕途选择了中国数量庞大的打工一族。回国后,她来到北京的“工友之家”做调研,这是一家专为打工群体服务的公益组织,工作人员也是打工者。打工者一般不拒绝访谈,但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与热情,吕途最初也只是将他们当成自己的研究对象,她能明显感觉到作为学者和打工者之间的距离。

吕途第一次到北京皮村访谈是2005年冬天。那天,吕途开车来到村里,访谈村里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职工王德志。吕途见到王德志时,王德志正拿着喷火枪在烤暖气管道,由于天气严寒,学校里的暖气管道被冻住了,如果不及时化开的话,暖气管道就会冻裂,第二天学生就无法上课了。虽然对方热情接待了吕途,但吕途却觉得非常不自在,她觉得自己是在占用人家的工作时间。

陪吕途来访谈的一名“工友之家”的打工者非常坦率地对吕途说:“你们这些学者搞的访谈就像是拿了照相机来照相,框到照相机里的就是你们的认识,但那不是我们的全部世界,而仅仅是被你框进去的那一小塊。”这话听起来刺耳,但吕途却觉得很有道理,不能深入他们的生活,这样的研究成果必然是不全面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

此后,吕途和“工友之家”的女性工友们住在了一起,八九平方米、没有水龙头的小屋就是吕途的生活空间,她跟大家一样上旱厕、一星期不能洗一回澡……一段时间后,吕途发现工友们的生存现状很尴尬,用她们的话说:“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调研中,吕途还发现不少工友都不愿向她讲自己的打工场景及生活细节,似乎总有些难言之隐不便诉说。吕途决定深入工厂,当一名一线女工,亲身体验一下女工的生活。

2012年5月,吕途来到苏州,一开始,她试图排除掉所有上夜班的工厂,后来她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工厂机器一开就是24小时,工人需要两班倒。为了不曝光自己的身份,吕途通过一个黑中介找了一份别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进入一家台资电子厂,且不用付中介费,因为工厂缺女工。吕途的工作是在流水线上贴标签,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

吕途的双手纤长而白皙,一看就知道没做过什么粗活。下班回到宿舍,由于怕露馅,吕途也不敢给亲友打电话,蒙头就睡,其余时间,她就把本子藏在书后面做笔记。室友看到吕途看书,觉得很奇怪,因为她们通常会在网上看电视剧。工厂里别的女工都是结伴而行,只有吕途形单影只。吕途说,同宿舍里有两个甘肃女孩,老家是同一个村子的,她们上同一所职高,一起进厂打工,无论进哪个厂,如果分不到同一个生产线上,她们宁愿共同离开。

在吕途看来,工厂里“做伴”比工作要重要。有次培训,几百号人坐在一个大房间里,培训师在前面扯着嗓子说话,有几个彼此熟识的女工在下面交头接耳说个不停,随后她们被呵斥出去,但她们看上去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吕途说:“我就不相信她们不难受,但是大家一起不被当人看,她们就可以忍受。”吕途认为这时候的陪伴实际上是对心灵受到伤害的转嫁。

吕途对生产线上的有毒黏合剂过敏,以至于腿部出现红点、红肿,当她跟工友说起这个事情时,大多数工友的反应是沉默,同宿舍女工的反应是,让她自己去看医生。吕途说,她感觉好像所有人都和工厂达成了一种共识,要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咬牙坚持十几天后,她不得不过早结束了工厂的生活体验。

作品卖疯,感觉最对不起的是女儿

为搜集到更多的素材,2013年,吕途又到一家德资电子厂打工。有一天晚上实在太困了,吕途就找了一个箱子坐下来,趴在工作台上睡着了。没想到,她睡得正香,主管一拍工作台把她震醒了。吕途遭到主管劈头盖脸一顿训斥,也许因为她是新人,才没有让她立刻卷铺盖走人。吕途发现,其他人表现得都没有她这么糟糕。

其间,吕途在这家工厂还观察到一种情况:这个厂里本地人居多,很多老工人已经干了十多年,但新工人流动很快。生产线上几乎所有的老工人都是吕途她们这些新工人的监工,无论是谁,任何时候都可以说吕途,老工人会告诉她要这样做,而不应该那样做。吕途上厕所回来,老工人会问她为什么不从这边走,走那边绕远了。在这家德资厂,本地户籍及资历是两个横行的盾牌,切割开了本地人与外地人、老工人与新工人。

其间,吕途边打工边写作,先后出版了《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被学者们誉为近年来罕见的叫好又卖座的纪实文学作品。2015年,吕途因病动了一次手术,身体刚痊愈,她又去当了一名流水线上的女工。

2017年年底,吕途出版了《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这是她“中国新工人”三部曲的第三部。她深入访谈了100多人,记录了34位女工的所思所想和生命故事,她们是从50后到90后的普通人,也是亿万中国女工群体普遍命运的缩影。书中展现了女工群体坚忍的精神面貌和顽强的生命力。吕途最大的心愿是能让工人群体读到自己的故事。

每每谈到自己的两个女儿,吕途总会红了眼睛。她的亲朋批评她这样做有点自私,对此吕途表示只能部分认可,因为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全身心投入陪伴女儿。她说,相对于女儿,还有亿万广大女工群体需要她这样的人呼吁全社会去关注,这么做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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