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新征程

杨凤平

伴随着新时代的来临，中国也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第40个年头。四十年来，中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从贫穷的低收入国家跨入较富裕的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离发达国家剩下“一步之遥”。同时，我国又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依靠“投资打头、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的老模式已行不通。这样的发展现状下，我们如何才能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回顾往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在改开放40年之际，本期封面文章专门围绕“经济改革”这一重大主题，对权威专家和典型地区进行了深入采访，文章内容不仅有对过去40年发展历程的梳理，同时着眼总结经验、发现不足。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采访中一直试图去探寻什么才是新时代经济改革的难点、痛点，并希望找到相应的突破口。因为，未来如何？或许正取决于我们对待这些难点和痛点的决心与方法。

经济学家马晓河眼中的改革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从贫穷的低收入国家跨入较富裕的中上等收入国家，离发达国家仅剩“一步之遥”。同时，我国又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依靠投资打头、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的老模式已行不通，要顺利实现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目标，仍需创新和突破。未来如何走下去？新时代经济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近日，本刊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听听他是怎么回答的。

改革开放40年对当前改革有何意义？

马晓河：毛泽东时期最大的功绩是实现了中国的独立自主，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第二是为中国建立了庞大、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经济体系，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起飞，奠定了牢靠的物质基础。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这一代革命家，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代，带领着中国人民从贫穷走向基本富裕，实现了经济腾飞，实现了国家富裕，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了中上等收入国家，跨越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上等收入三个台阶，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高收入台阶。

现在我们已经在第三个台阶上7年了，正向第四个台阶迈进。改革开放40年，为新时代经济改革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1978年人均国民收入为200美元，处于低收入国家行列；1998年人均国民收入800美元，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4000多美元，跨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2017年人均国民收入达9000美元。全世界有两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萬亿美元，分别是美国19万亿美元、中国13万亿美元。日本4万多亿美元、德国3万多亿美元，已被中国远远地甩在后面。

新时代经济改革，新在哪里？

马晓河：新时代经济改革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目标导向。改革开放初期，没有经验可借鉴，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探索着走。现阶段不一样，经济改革目标已定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是系统性更强。围绕经济改革目标，整体推出了“6+1”，并以此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支撑和基础，六个经济子体系加一个经济体制，把国内怎么改、国外怎么开放都写得很清楚。其中“六个体系”包括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涉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是分阶段整体推进。围绕不同的阶段目标，我们需要完成不同的历史使命。当今的改革是紧紧围绕着发展目标，进行整体的配套改革，而不是零散的、随机的。这些都是新时代经济改革不一样的地方。

这轮改革的重点在哪？

马晓河：在2015年11月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机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是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全国两会之后，国务院颁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毫无疑问，今后若干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成为我国政府管理经济工作的主线。

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的是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供给侧入手，围绕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推进改革。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以需求为导向增加有效供给，路径是以市场为导向增加资源配置活力，动力是以改革为引擎增加有效制度供给，最终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形成供求结构高效对接、生产力得到解放发展、经济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是，去除无效供给，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改造传统落后供给，增加新供给，补短板。同时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供给仅仅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还要强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新制度供给。

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已上升到国家最高决策，“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五大新理念”——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十三五”规划的灵魂，本质上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规划纲要，也充分体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从根本上解决的也是供给侧动力结构转化接续问题。2016年是落实供给侧改革任务的第一年，2017年也是宏观管理转折的关键之年，这两年宏观政策的主要内容、“五大任务”以及政策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降成本、补短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还要丰富的多。

正面临着哪些挑战？

马晓河：在谈经济改革之前，先看一下我国现阶段所处的经济环境。一是中低端产能过剩。表现为大部分中低端产品卖不出去，内销动力不足，出口困难。二是外国的低端制造正在出现供给替代。金融危机后，世界上有一批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学习中国的模式，大办园区，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更多的中低端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三是高端制造正在向发达国家回流。为了应对和抢抓世界产业技术革命新机遇，不少发达国家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一些高端制造的领域、环节、人才向本国回流，而且这些国家具有高端制造的技术优势。

在当前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再用原来的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将面临重重困难，需要新方式、新办法。可是改革总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目前我国经济改革正面临以下几个难点：第一，既得利益的问题。在原有体制下，经济经过长期的高速发展，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群体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利益诉求，有人想改革，有人不愿意，特别是获得巨量利益的人，不愿意改，甚至还阻碍改革。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阻碍改革，对改革形成阻力。

第二，原有发展方式适应不了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目前支撑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即投资打头、出口导向、劳动密集产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在新时代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因此，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引领性作用，促进消费结构转型，但这离不开体制改革，例如收入分配制度、财税制度和消费环境的改善等，这些实现起来还有一定的难度。

第三，营商环境不利于新动能、新产业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高，成为企业正常进入和推出市场的系统性梗阻，对产业结构转型和创新驱动形成了瓶颈制约；二是原有体制下，企业税费负担较重，虽然税费改革后有所减轻，但仍有很大的空间；三是垄断导致的不公平竞争，主要表现为行政垄断、自然垄断和市场垄断，这会导致生产要素成本高，从而使得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上升，最终提高消费品成本，削弱了市场竞争力。

第四，科技体制改革对科技创新不利。共性技术、关键基础性技术需要集中式创新和国家引领，但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和新兴产业系统成长，更需要民间大众创新，依靠市场竞争力提升。社会民间科技创新需要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市场主体创新需要充分的市场自由；第二，市场主体需要公平的竞争空间；第三，来自不同地方的创新者获得支持的机会应该是均等的。然而实际情况是行业垄断、地区分隔、城乡二元，民间创新的基础服务供给不足。

面对改革难题，您有什么建议？

马晓河：第一，进一步减少和取消行政审批事项，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本届政府已经减少和取消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但依然还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比如继续减少审批项目、缩短审批时间等。

第二，减少买方卖方垄断，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减少垄断要从国企改革做起，竞争性领域和竞争性环节必须退足退够，纯公共性领域要进足进够，同时纯公共性领域也要按市场原则引入社会资本，进行有限竞争。

第三，企业减税免税还应继续，从而进一步降低企业进入门槛。企业税费过重，会使企业发展成本和消费成本提高，最终导致全社会商品和服务价格高于其他经济体，进而引起国家竞争力下降。因此，降税减费是对企业福利和居民福利的一种返还，有利于近期社会需求扩张和未来潜在生产力的增长。

第四，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政府调整公共投资主体、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让国民收入通过各种方式向消费主体倾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调整公共投资政策安排，适当控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禁止投资一些不切实际的“高大上”项目，为民间投资留下余地，也为社会消费腾挪空间，提高对居民社会福利支出的比重，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贫困救助标准，调高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补助标准等，减少贫困，提高中产阶级的比例。二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率，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简化减少征收档次，加快实施以家庭收入为基础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三是建议子女教育、养老支出、购买首套住房的贷款利息等可通过个人所得税抵扣或税收返还。随着国民收入结构调整，必然会带来财政减收增资问题，可以通过压缩公共投资带来的结余、提高国有企业上交财政的利润比例、提高资源环境税税率等来化解。

第五，推进城镇化是加快推进新动能转换的重点工作。当前城镇化进程中最大的障碍有两个：一是全国中等以上的城市绝大多数都设置了外来人口落户的门槛标准，这些标准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起的作用，是限制而不是促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了实施差别化的五条标准落户政策，有些城市并没有放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限制，反而加强了。二是进城农民落户城镇所需要的公共成本缺乏相应的承担主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产生的公共成本，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养老保障、义务教育、就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供给等。面对诸多成本，各个城市都乐意保持现有体制，享受农民进城的红利，而不承担由此带来的公共成本。

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即人的城鎮化，改革还需再进一步。首先，建立有利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产生的公共成本中，科学、合理的划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各方的支出责任。为了有效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更好地解决社会保障跨地区转移接续问题，建议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义务教育的支出，主要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中央政府承担50%、地方政府承担50%。

上述负担项目实行统一标准、统一账户、统一机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供给等公共服务完全由地方政府负担。同时，要调动企业支持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农民工所在企业也要承担相应责任，比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职工技能培训等成本应按有关规定依法依规缴纳。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可以采取降低缴费标准、免除其他行政收费项目等激励政策。其次，还要进一步健全基础性制度，重点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社会诚信体系、资源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以及深化对外开放，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基础性制度支撑。

第六，推动科技创新，核心是淘汰落后，改造传统，培养新兴，走中高端路线。针对我国创新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建议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和各方积极性，加大创新投入，努力补齐创新短板。一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关键性、前沿性创新研究，提高企业对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行动能力和参与度。二是鼓励科教融合发展，支持一批大学和科研院所组建跨学科、综合交叉的科研团队。三是优化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环境，给予他们充分的市场自由、公平的竞争空间，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创新能力。四是培育和保护企业家创新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完善市场化的人才资源配置机制。五是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放宽对科研经费支出权限的管制，全面下放创新成果处置权、使用权和收益分配权，支持科研人员有序流动。六是持续增加各级各类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本投入，加快培育实用型、创新型人才。

广东改革再攻坚

谈改革开放，首先想到的是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它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缩影。

改革之初，当别人还在争论姓“资”姓“社”时，广东已按照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要求和规划的宏伟蓝图，靠着敢为天下先的拼搏精神，开启了中国现代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之路：设立了第一个经济特区，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粮票的省份，探索建立第一个股份制企业，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份制企业股票，组建全国第一家报业集团……一步一步，将广东推上了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位置。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到地方调研就去了广东。他说：“之所以到广东来，就是要到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宣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坚定决心。”同时指出，广东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紧紧抓住国家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机遇，努力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学发展的试验区，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率先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四十年来，诸多重要改革均发轫于广东。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剩下的均是难啃的“硬骨头”，因此改革需要更大的魄力和破釜沉舟的勇气。

新时代，广东在全国率先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随着劳动力成本和大规模制造形成的产业竞争优势难以持续，广东又有了新的使命：全面拥抱新技术、新经济，探索产业转型升级的出路，推动产业向更高端的形式升级。

为了配套产业转型升级，广东专门出台了扶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的政策，帮助企业完成改造升级，如《广东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预计未来3年，全省将有超过2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技改，其中主营业务收入超5000万元的企业将达8000家，累计投资超过2万亿元，年均增长约20%；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1万元/人。

“腾笼换鸟”成效逐步显现，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近年，广东在不断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着力于推动技改，有效带动了广东工业投资增长，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广东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分别达28.8%和53.2%。此外，2017年广东全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存量超过3.3万家，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未来三年，广东省工业企业技改将从以下几个重点着手：一是实施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支持培育10个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基地和100个以上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积极培育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二是实施工业互联网应用创新工程。广东计划到2020年，培育形成20家具备较强实力、国内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陪育100家技术和模式领先的工业互联网服务商，推动10000家工业企业“上云用云”，实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

三是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围绕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推广应用先进制造工艺，加强计量测试技术研究和应用，实施工业基础能力提升的工业强基工程。

四是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支持军地对接合作，培育一批军地对接服务机构。支持企业承担国家军民融合重大专项计划项目，鼓励省内企业积极实施“军转民”、“民参军”项目，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统筹现有专项资金予以支持。

五是加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扶持力度。加强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申报，争取省内更多工业企业产品纳入目录范围。鼓励装备制造企业投保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综合险，发挥保险风险保障功能，降低用户风险。同时，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支撑作用和实施绿色制造工程，支持企业开展节能和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实施“万企”清洁生产审核行动。

探索区域平衡发展新机制

区域发展不协调是我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广东也不例外，深圳的人均GDP是梅州的7倍。為此，近年广东开始探索切实解决发展中不协调不平衡问题的办法，并探索出了竞争性分配机制。

面对发展与财力的棘手难题，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再次迈开探索的步伐，率先实施财政资金竞争性分配机制，积极借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激励欠发达地区打破“等、靠、要”格局，为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和谐的“支点”。

通过引入财政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机制，广东破解科学发展“瓶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清远市参加了义务教育规范化学校建设专项资金竞争项目，项目负责人走上“PK台”，通过投影演示、演讲、答辩、总结的方式，竞标产业转移竞争性扶持资金。最终清远市争取到广东义务教育规范化学校建设专项资金3100万元，用于改善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基础设施条件。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说，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下，政府财政投入对地方经济发展和引导产业转型升级起着关键作用。广东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打破财政资金分配“平均用力”，让财政资金这块有限的蛋糕“喂饱了更多的胃”。

竞标资金，更是竞标发展思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中标市还是未中标市都是赢家。配合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战略的实施，竞争性分配方式在用于支持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园区建设的75亿元产业转移扶持资金上先行先试：采用招投标的竞争性方式，分五批、每批安排15亿元，择优扶持三个欠发达地区示范性产业转移园区建设。

财政资金不是“唐僧肉”，争到钱只是第一步，按照竞标时的承诺管好、用好财政资金才是更为艰巨的任务。对此，广东省建立了资金使用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绩效评价制度，对资金使用实施全程追踪问效、问责机制。如在实施“省农业综合开发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过程中，广东省财政厅定期组织考评农业综合开发县的工作绩效，绩效差的被予以暂停或取消开发县资格。

形成大开放格局

2017年7月4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见证下，《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正式签署，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通关安排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

据悉，粤港澳大湾区将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多地携手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张晓强表示，大湾区应定位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世界著名优质生活圈、全球最具活力经济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高地。

大湾区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建设：一是要培育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推动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自由流动，以促进人通和财通为根本，为全方位流动创造条件；二是推动形成功能互补、竞合有序的区域功能定位，提升城市群整体竞争力；三是构建支持创新创业的软环境，成为全球创新人才集聚高地、创新技术孵化地和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四是要推进优质生活圈构建，优先推进科创、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推进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国际教育示范区和世界级诊疗基地建设。

着力培育开放合作新优势，广东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进一步形成。一是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开通中欧、中亚班列，对沿线国家进出口年均增长8%。二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企业为重点，提升利用外资水平，五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253亿美元。三是外贸结构进一步优化，一般贸易和民营企业进出口年均增长8.6%和11.6%。四是高水平推进广东自贸试验区建设，形成385项改革创新经验。五是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率先基本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贯通，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启动。六是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泛珠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勇当创新排头兵

“面临改革大潮，我们要做改革的弄潮儿”。2014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30多年来，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很好发挥了窗口作用、试验作用、排头兵作用”，要求广东要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勇于先行先试，大胆实践探索，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努力实现凤凰涅槃”。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积极寻找突破口。中国要在这一轮突破中寻求主动，就必须抓住创新驱动这个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

创新一直是广东的传统和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对广东创新发展寄予厚望，激励着广东在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动力转换上迈出坚实步伐。2017年，广东省区域创新综合能力排名首次跃居全国第一；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净增1.3万多家，存量达3.3万家，保持全国第一；全省科技企业孵化器达781家，众创空间达735家，均位列全国第一；全省有效发明专利量、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以及专利综合实力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此次习近平总书记再到广东代表团，在肯定了广东的发展成就后，要求广东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真抓实干、奋发进取，以新的更大作为开创工作新局面，并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这四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今年3月，广东隆重召开全省科技创新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新时代科技创新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为全省上下掀起新一轮科技创新热潮、为广东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具体部署、提供了方向指引。

令人称赞的是，这次会议不盯成绩、直面问题，开展了一系列“补短板”行动。如将加大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力度，加速推进已经启动的四家省级实验室建设，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鼓励培育更多创新型企业，将研究出台更具吸引力的人才政策，吸引高层次人才到粤工作等，这些做法坚持问题导向，逐一补齐短板，必将成为未来推动广东创新驱动发展的“苦口良药”。

事实上，当前一批有利于激发广东创新活力的体制机制正在扎实推进。去年12月，广东出台了《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提出打造“中国硅谷”的目标，成为指导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建设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再如，针对区域创新难题，广东省科技厅与广东省发改委联合印发《广东省促进县域创新驱动发展实施方案》，着力引导资金、技术、项目、人才、平台等创新资源重点向粤东西北县域流动聚集，这些重大措施的推进让广东创新变得更加生动而鲜活。

“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人才是强省之基、富民之本、发展之源，是推动科技发展的第一资源。事实上，高端人才“补短板”正是广东探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实践。广东“补短板”行动计划也明确提出，要构建新型人才供给体系，使人才供给体系与创新发展相适应。

为了构建新型人才供给体系，广东制定了《广东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纲要》），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加快建设一支规模大、素质高、结构优、善于科学发展、具有國际竞争力的人才队伍，既是当务之急，又是百年大计。

抢占人才是竞争制高点，尽快形成人才竞争比较优势，逐步实现由人力资源大省向人才强省转变，再造人才发展新优势，方能开创人才工作新局面。广东人才引进有一个变化过程，改革初期以产业工人为主，现在以高中端人才引进为主，原来靠人口红利，现在靠人才创新能力。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人才磁场”带来的则是广东创新能力的“井喷”。今年3月，《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7》对外发布，广东区域创新综合能力首次排名全国第一，打破了过去9年江苏保持首位的格局。在5个一级指标中，广东有3个位居全国第一，分别是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此外，广东创新也迈上了新台阶。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广东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量已经接近2万家，位居全国首位。毋庸置疑，“广东创新”已成为一张闪亮的“世界名片”。

对2017年成长型企业人才扶持，东莞开出最高达4万元/人的“红包”，当时他们人力资源部门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东莞的人才聚集政策并非孤例。目前，广东正试图加速劳动力供给结构的优化提升，通过“人才杠杆”撬动创新发展，从“人口红利”迈向“人才红利”。仅2017年以来，广东就有10余个城市相继出台创新性的人才政策，或是强化相关人才引进举措。

广东思谷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瑜辉，是“智能制造装备新型感知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团队”的核心成员。该团队由中科院院士、长江学者、973首席科学家等多名海内外顶尖专家组成，主要从事射频识别、视觉感知、精密驱动技术与高端电子制造装备研发和产业化。

2012年，该团队被东莞引进后，诸多科研成果开始落地转化。该团队在人才进一步聚集、技术产品研发拓展和项目孵化等方面均有突破，一些核心产品技术被用到多个国家智能制造试点项目中。

广东在引进高端人才上做了大量工作。今年2月份召开的广东省创新发展大会更进一步明确，要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壮大博士科研人员规模，营造人才聚集的环境优势，打造成汇聚国内外一流人才的高地。

在吸纳高端人才上，广东各市已经积极行动起来。如5月9日广州启动实施“百名高端外国专家引进项目”，鼓励引进外籍诺贝尔奖获得者、外国科学院院士和知名专家，最高资助20万元经费。

按照广州2016年出台的《关于加快集聚产业领军人才的意见》，该市计划5年内投入35亿元，培养、引进和支持3500名各重点产业领域领军人才。

深圳也不断释放出人才“利好”信号，4月10日发布的《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工作条例（草案）》提出，拟取消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入户的年龄限制。此外，深圳还计划“十三五”期间筹建供应30万套人才住房。

同时，早前佛山宣布德国汉诺威机器人学院的首个海外分支机构在该市挂牌，佛山将以此引进德国人才与技术体系；珠海则在4月16日启动“珠海优才置业计划”，对10类目标人才将最高减免50万元房款。

这些政策“红包”主要集中在对高端人才配套资助、创新创业扶持、住房保障、配偶安置和子女入学等方面，并且多为真金白银“砸入”。以各市对引进创新团队的最高扶持金额为例，深圳扶持高达1亿元、广州为3300万元、珠海为2000万元、东莞为2000万元、佛山为800万元。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面对开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面对发展的新阶段新任务，面对科技创新领域的激烈竞争，广东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充分用好人才这个“第一资源”。

从开放到“互联网+”

中国改革开放，浩浩荡荡四十年。三四十年前家人的样子、房子的样子，你还会记得住吗？很多人忘了，因为那已经是久远的事情了，父母变老了，孩子也长大了，房子可能被拆迁了。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家却都没有忘记，反而成为好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想究其原因，不妨让我们仔细梳理出这四十年发展历程里最重要的经络。

改革开放，打开国门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而且，随着承包制的推行，个人付出与收入挂勾，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可以将多余的粮食出售，形成了自由市场，农民手上的现金大增，农村经济大为好转。在1978年至1985年间，粮食的增幅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而农民除了需要上缴的公粮外，对种植谷物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农民可以选择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农民的收入亦因此而提升，部分农户更跃升为万元户。农村出现了一番新景象。

1979年7月15日，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开放中国国门与世界经济对接，吸引外企进来，从而带动国内国企改革，民营企业的兴起，推动民族品牌的发展，同时改变经济的发展模式，从小农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

以人口优势来拉动经济链条，人力成本的低廉，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大型企业工厂纷纷转向亚洲生产，为我国国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使得人民解决了最基本的物质问题。同时通过补贴外企在中国建工厂，来获取相关技术，打破西方对于中国的技术封锁。鼓励民间资本的发展，也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来带动更多的人。劳动力成本低廉也使得中国在短短一二十年的时间内成为全世界的代工厂。

供给侧改革，变革供求关系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从中国制造演变为中国创造，从低廉劳动力转为高新技术人才的发展，国家政策推动企业改革创新，推动市场的竞争，不创新就只能等待市场的淘汰，银行贷款鼓励中小企业发展，赶超大企业，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这样的良性循环，也大大改变传统产业链的发展模式，缩减产品成本，去除中间化环节，让商家直接对接用户，实现购物方式及通讯、支付等所涉及到人们生活方面的全部变革，打破传统实体的经营方式。

解决经济关系中供给侧的问题无疑是要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但是从根本和长远上解决供给侧的问题，必须推进结构性调整，这是因为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增强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

“一带一路”，开放新格局

2000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當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发展潜力巨大，而欧美国家却遭受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当前，世界经济正缓慢复苏，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所以共建“一带一路”是必然的，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

“互联网+”，创新引擎

以前的互联网还只是作为一个外在工具，当今互联网已经被当成了核心引擎，推动社会创新。换句话说，以前大家把互联网当作“轮胎”，但其实它是“发动机”。

“互联网+”中的“+”是传统行业的各行各业，“互联网+”模式，从全面应用到第三产业，形成诸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等新业态，而且正在向第一和第二产业渗透，“互联网+”的实现为中国走向世界注入新鲜血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2018年4月20-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必须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加强网上正面宣传，维护网络安全，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加强网信领域军民融合，主动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