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五四指示》与新四军的发展

摘 要：本文深切回顾了两个“五四指示”对指导新四军生存与发展历史意义，从两个方面予以论述：第一个五四指示，为成立初期的新四军确定了战略发展方向；第二个五四指示，为发展时期遭受挫折的新四军，再次确定战略发展方向并部署根据地的全面建设。

关键词：两个《五四指示》 纲领性文件 新四军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成为华中地区抗击日伪军的中流砥柱。这支百姓心中的“铁军”，毛主席口中的“华中人民的长城”在他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遭受了怎样的挫折？值此建军90周年暨新四军成立80周年之际，重新解读毛泽东为新四军制定的两个《五四指示》，相信是有启迪作用的。

据统计，自新四军军部1337年12月在武汉成立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发展战略的专題文电、指示和信函有近70件之多。这些电文、指示和函件使新四军组建后在敌强我弱、极其困难和险恶的条件下，从1938年4月在岩寺集结时的4支队10329人，发展为皖南事变前的6个支队88744人。并且还发展和巩固了淮南、淮北、苏南、苏北、鄂豫等抗日根据地，对日伪军占领的南京、上海、武汉、蚌埠、芜湖等大中城市形成了战略包围。其中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两个《五四指示》，被称为指导新四军发展的两个纲领性文件。

1 第一个《五四指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主要内容

1938年上海、南京及江南大片国土沦陷后，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主力西撤皖浙赣山区，却催促新四军限期开赴由他们划定的南京、芜湖、镇江、丹阳之间的狭窄地区作战。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新四军打胜了，可以牵制日军西进，减轻对他们的压力；新四军打败了，正好借日军之手，来消灭他们多年“围剿”而未能剿灭的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当时，王明主持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没有在沪、宁失陷时，及时组织党员、干部、城市工人、学生到农村中去，组织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迅速开展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而是跟随国民党向武汉撤退，从而丧失了共产党在华中敌后大发展的好时机。

1938年4月，刚集结起来的新四军组织编制还不健全，武器装备也不齐全，思想认识尚未完全统一，对敌后情况、作战对象的特点还不清楚，国民党当局“借刀杀人”的意图也需慎重对付。因此，新四军领导人在部队集结地点、开进路线、开进时间以及作战地区等问题上，思想上保持着较高的警觉，行动上比较谨慎。先遣支队出发后，国民党当局要求新四军向他们指定的地区开进并“屡次以命令强迫执行”，项英则采取对策：“目前先遣队已出发，各支队不日陆续跟进。军部准备移南陵。我们的计划：利用短距离行军，每日的30里路行程，其余时间进行教育，同时拖延时间，侦查地形。达到泾县与南陵之间，靠山地集中，由各支队派遣一部队出动（等先遣队回后），大部求得整训，争取时间。”毛泽东接到项英的几份电报后，看出项英的想法和做法与中共中央的意图有差距，便于1938年5月4日给项英发出了“向敌后进军，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的指示”：

该指示重点指出，新四军应抓住日军正面进攻、后方空虚的时机，先遵从国民党的命令，开到他们指定的区域中去，到敌后去发展游击战争，《五四指示》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然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的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就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 ；其次要迅速地、主动地、积极地挺进敌后，《五四指示》要求新四军“在侦查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 主力不必等先遣支队返回后再出动，也不必每日行军30里拖延时间，更不必等部队整训好了再出去，以免错失大好时机。第三，要冲破国民党当局“画地为牢”的限定，向苏中、苏北发展。“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第四，要克服平原水网地区对新四军游击作战造成的困难，可以依靠人民群众，利用地形、改造地形，使地形变为对新四军有利而对日军不利；第五，要恰当处理与国民党第3战区的关系。《五四指示》指出“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在合作抗日的前提下，新四军要在敌后游击作战中消耗日军、牵制日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但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事事都听国民党的摆布，可以根据情况，先奏后斩，或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这样新四军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第六，要项英保持与叶挺的良好关系。

第一个《五四指示》对新四军的战略任务、发展方向、内外关系等等，都有原则的、明确的规定，中共中央在这以后对新四军发出的一系列指示都是这一指示的深化和具体化，因此他成为指导新四军初期工作的总的指导方针，也是检验新四军工作的依据。但由于新四军部分领导人对中共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在认识上有分歧，故执行不力。

2 第二个《五四指示》下达的历史背景及主要内容

1940年上半年国民党顽固派以冷欣进攻苏南，韩德勤、李明扬进攻皖东、苏北，李品仙进攻皖中，三路进攻新四军。形势危急，针对新四军的情况，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再次就新四军的战略任务、作战方针、斗争策略，起草并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第二个《五四指示》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加题目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并加题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这个指示的时期，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的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没有坚决实行中央的方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这个指示解决了五个问题，其主要精神是：

2.1 针对项英的“江南特殊论”，提出在发展问题上“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

《五四指示》开头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这是针对项英的“江南特殊论”而发的。据新四军老六团团长叶飞说：“由于项英同志的‘江南特殊论，以及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右倾观点，即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力量，不敢提减租减息，而改为‘让租让息，不敢公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对国民党无原则的迁就和退让，这么一来，我们深感在敌后活动，处处束手束脚。”而《五四指示》要求，新四军在敌后的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2.2 針对国民党实行的反共政策，“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 要在斗争中求发展

1940年3月25日，顾祝同转蒋介石电令，要新四军全部移至江南地区。项英以顾祝同是上级、是以命令形式下达不好拒绝为由，不顾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要向北发展的既定方针，屈从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一而再、再而三要求将江北新四军南调。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均不同意项英的意见。刘少奇指出顾祝同的电令“是准备消灭我军之毒辣计划”。中共中央也指出“蒋顾阴谋是想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全部陷死在苏南敌后狭小区域，以求隔断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以求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五四指示》要求“凡一切有理之事，不但我党中央应该提出，我军的任何部分均应该提出，例如张云逸对李品仙、李先念对李宗仁均是下级向上级提出强硬的抗议”。还指出：“对于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争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斗争”。当然“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

2.3 对时局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要防止过左过右的偏向

当时有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反摩擦会破坏统一战线，一味以退让求缓和：另一种认为反摩擦战斗开始，即抗日统一战线就结束了。《五四指示》作了这样的判断：“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全国性的”。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猛烈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三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如果对时局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发生过左过右的意见，而不加以说明和克服，那也是绝大的危险”。

陈毅在《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曾谈到：“1939年冬，八路军大发展，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华北爆发，顽方在华中对我进攻日丞，项英同志反而信赖顽方说华北过左，对中央所提出的反投降任务及应付突然事件的方针，项不但不执行并且不着重传达，更无部署。”

1939年12月，刘少奇到达皖东敌后，提出要敢于反摩擦，要集中力量发展苏北。同月22日，项英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要求暂时避免与韩德勤冲突，新四军“绝不能作左的布置”。

1940年4月，项英在军部移苏南问题上举棋不定的时候，于16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在皖南、苏南部队会合前，八路军暂缓南下，江北反摩擦斗争缓和一下，以与皖南配合。

中共中央、中原局均不赞成项英这种以退让求缓和的主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五四指示》充分肯定：“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两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北的文章愈好做。”

2.4 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决定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并已经可能在各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

项英也讲要建立根据地，但从不提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他主张搞政权要经过国民党政府批准，政权领导人要呈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加委或选派。《五四指示》指出：“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全国的方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在敌后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决定，你们应该坚决执行。”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在武汉失守前，国军溃退，我们可以猛烈发展，对蒋介石的办法应该是先斩后奏和斩而不奏，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我军可以大发展。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而且说没有钱用，这就是没有了解夺取政权的重要性。

2.5 《五四指示》的传达贯彻

《五四指示》最后部分明确：“以上策略指示，经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请东南局和军分会诸同志讨论，传达于全党全军的全体干部，并坚决执行之。”这里强调这个指示的权威性，必须坚决执行。并明确规定：“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

陈毅接到《五四指示》后，迅即召集团、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全场振奋”，并对照《五四指示》精神，检查苏南工作，过去由于“国民党限制未能充分发展自己，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

而项英却不同意中央在《五四指示》中的批评意见，而拒绝传达。只是交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作了传达。认为中共中央的批评“已充分包含方策与路线问题，使我不能领导”，并于5月9日、5月12日、5月29日三次向中共中央提出辞职。

收到项英的辞职电后，于5月23日致电东南局，充分肯定东南局和军分会的成绩：“在项英同志领导下的东南局与军分会，在三年抗战中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的。”明确指出错误性质“是抗日战争与统一战线中某些个别策略问题”。“项英同志应继续担任东南局及军分会书记之职”。期望通过“总结自己工作”，“适当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纠正错误，又在可能情况下维护项英的威信，而且特别强调团结为重，以利于项英的工作。但项英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并没有接受中央的批评。

3 惨痛教训

两个《五四指示》既提出了明确的战略方针，又有具体的实施方法指导，明确指示新四军应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独立自主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分兵东进、北上，在平原、湖泊地展开游击战，是毛泽东指导新四军组建后生存、发展的重要文献。

1996年，当年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长薛暮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从五四指示下达到年底，中央发了许多个电报催促项英执行中央指示。但是项英一面表示同意，一面三心二意，拖延不决，总希望留在皖南”。“我认为，项英同志对中央1940年五四指示的态度，是皖南事变遭到失败的一个重要历史关节。”

《毛泽东选集》在《五四指示》題注中说：《五四指示》下达后，项英“对于国民党的可能的反动进攻，仍然不作准备，以致在1941年1月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使在皖南的新四军9000余人遭受覆灭性的损失，项英亦被反动分子所杀。”

实践证明，坚决执行《五四指示》，就能迅速打开局面，求得快速发展；相反，不坚决执行和违背《五四指示》，部队就难发展，革命就受损失。

注释

1.《新四军·文献》（1）p216-217。

2.《中共中央文献选集》（11），p511-514页。

3.《新四军·文献》（1）p213。

4.《毛泽东选集》第2卷，p753页题注。

5.《毛泽东选集》第2卷，p753-754页。

6.《叶飞回忆录》p118-119页。

7.《刘少奇年谱》（上）p281页。

8.《中共中央文献选集》（12），第368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p754-755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p756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p741、p757页.

12.《新四军·文献》（1）p311。

13.项英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5月12日）。

14.中共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迹》（资料选辑），p65页。

15.《薛暮桥回忆录》，p131页。

作者简介

李涛（1980-），江苏省泰兴市人，本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