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雕凿的艺术构型

杨荣昌

潘绍东是一位有独特艺术追求的作家，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主。多年来，他承续着汨罗江畔深厚幽远的民间文化传统，笔触紧紧扎进故乡的山野荒岭和乡村集镇，书写这片土地上普通人群的喜怒哀乐，呈示他们对于命运的挣扎与希望。小说集《歌郎》是他多年创作的结晶，以其体悟世道之深，用笔雕镂之传神，塑造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形成鲜明的艺术风格。

一、刻画复杂的社会面相

长年在基层行政单位工作，潘绍东对各种类型的人物有着细致的观察，常以寥寥数笔，就将一个个人物写活，由此勾勒出一幅社会实景图。《守丧》是他对官场伦理的深度呈现，叙事背景发生在殡仪馆——这个闭抑、肃穆，让人屏声敛气、不敢肆意妄为的地方，但是情节的发展远离了小说特定的地域规范，各路人马表面是为同一个目的而来——祭拜逝者，实则盯紧的却是逝者的儿子——某县手握实权的常务副县长王武。小说有明暗两条线索，王武的父亲去世，人们为他守丧是明线；而该县换届在即是暗线。暗线串起了小说人物各种表现的心理动因，为他们的滑稽表演提供了一个最切实的佐证。吊唁只是巴结权力的一种方式，表面的悲痛掩盖不住他们虚伪的本质。小说最辛辣的嘲讽莫过于王武远赴三百里之外为市委组织部长去世的母亲吊唁。身负重孝的他，本该为父亲守灵，但为了遵从不可悖逆的官场定律，他瞒着除了秘书、司机以外的所有人，前去吊唁。途中还不忘与情人耳鬓厮磨，温存片刻。这些看似不合常理的举动，表征着人伦在官场伦理的绞杀下，已经七零八碎。

潘绍东把目光投注到社会底层的普通小人物身上，关注他们物质与灵魂的双重贫困。在《双江湾人事》中，他刻画了多位人物，虽然形象各异，但都生动可感，尤其对乡村粗鄙人心的描摹，更是让人过目难忘。青梅和竹蚂两小无猜，亲如姐妹，却因一个男人的一次酒后玩笑而关系破裂，恶的诱因被激发便无法遏制，一步步推动着女主角走向自杀的悲剧。《裙子》是典型的黑色幽默。下岗工人孙四燕给人做保姆，得到一条雇主女儿因不合身而转送的裙子。某天，她被作为市长慰问的对象，为了体面地出现在领导和媒体面前，也为了保持一份女人爱美的天性，她选择穿那条裙子接受慰问。谁料，市长也是位女性，她见到孙四燕时，礼节性地握了手转身便走，“你们怎么定人的？这样的女人还用慰问吗？她身上那条裙子什么牌子你们晓得不？起码一千五！这号人，不是装穷，就是外面有人。”孙四燕对生活的热切希望，瞬间瓦解。《马放光的声音》写了一个与老婆离婚后的下岗男人，在听到楼上行男女之事发出声音后的激烈反映，最终走向变态和死亡。《女婿必须是警察》中，刘利汉对警察女婿不合常理的苛刻，与冯老五不留余地的争执，最后忍不住失手杀人，其动因均源于数十年前的一次屈辱遭遇。《歌郎》写了一位擅长唱阴歌的民间艺人对艺术的执着，在流行文化强势袭入的今天，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愈发不受待见，只有深深浸染其间的“歌郎”，才能体会到那种坚守的尊严，也暗示了民间艺术不可避免的破败之路。《满塘荷叶》写出在贫困的重压下，女人们外出挣钱，男人却留守家中，面对现实世界的诸多诱惑，不同的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一个独立完整的故事，人物的命运被高度概括，叙事简洁而神情毕现，社会的多重面相由此组成。

潘绍东关注的话题多半与当下中国乡村的困境有关，如外出务工浪潮席卷后的乡村留守妇女儿童的生存问题，笑贫不笑娼的社会现实，乡村基层政权明目张胆的腐败，单身老人的抚养问题，等等。应该说每一个问题都触及了当下社会敏感而疼痛的神经，他力图以文学的方式去发现矛盾症结之所在，探寻化解危机的途径与可能性。这是有担当精神的作家表现出的道义与责任。

二、聚集善意的人性微光

除了对人性之恶、世相之荒诞作辛辣嘲讽和批判，潘绍东还着力书写温婉的人情之美，以人性的善良抵制世道的庸俗与堕落。《我们都不是坏人》讲述了一个看似荒唐又有着现实依据的故事。七十岁的单身老人月满以做买码（地下六合彩）的庄家为生，村里五个人向他买码未中奖，而欠下他十二万八千元钱。按理说，这种地下博彩活动所产生的经济财务纠纷，法律是不予保护的，甚至还要成为各级党委政府打击的对象。但是基于农村的现实，村支书德顺还是召集双方共同商议解决办法。令人意外的是，面对月满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势者，欠钱的五个人没有赖账，他们都承认自己欠月满的，只是实在拿不出钱来。几经商议后，五人达成了共识，以各自的优势出力或出料，为月满老人重新建盖一座房屋，让他告别飘摇欲倒的老屋，也以此折算价钱作为债务偿还。“账主子”们帮忙建房，所付出的甚至超出了他们本应偿还的数额，细竹作为月满的侄媳，甚至提出要将月满接回家中当自家老人赡养。乔迁新居那天，乡邻们应邀前来贺喜，他们没有因瞎子月满是快过气的老人而敷衍，反而送礼“都往重里送”，最后的礼钱完全出乎月满的意料。更难得的是，月满接到大庄家女人的电话，得知其丈夫被政府抓走了，女人要抚养孩子上学，只有寄希望于月满欠他的四万元钱，殊不知，那四万元的欠款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可月满坚持要把这笔钱还给对方，他催促五个人还钱，也是为了早点能将欠别人的钱还上，他的一个强烈意念就是不能在晚年自毁了清白。这些行为本身，都充分说明了“我们都不是坏人”，由此可见，欠账还钱、重信守义的品性在乡村依然是那么的坚固，乡村伦理有其坚韧的稳定性，在化解危机时，传统道德理念的影响是巨大的。

这篇小说中的姚先生可说是一个异数。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大家都在为各自的利益奔忙，他却依然固守着传统的儒道文化，把遵守古训、遗世独立、清洁精神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保持着一名乡村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即使是迫不得已地为村民解码，出发点也并非以此获利，而是为了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是一种扶贫救困的人格实践。作家在他的身上，寄予了自己强烈的人格理想。当然我们也许会追问，在一个追逐利益的社会，小说中的故事是否可找到原型，这种固守承诺、忠义醇厚的乡村伦理是否有过于理想化的色彩。但据潘绍东在创作谈中透露，故事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在看似矛盾与冲突的人性挣扎中，其實隐藏着诸多难以解析的统一性，村民们既会不惜上当受骗地去买码，由此可能导致倾家荡产，可又能自觉地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究其根源，还是一方水土滋养的伦理精神在起作用，正是这种乡村义理的存在，才使我们不至于对现实和未来感到绝望。

潘绍东的小说并非都是大团圆的结局，有的甚至是悲剧性的，如竹蚂的上吊自杀（《双江湾人事》），金毛的失足落水（当然最后被救活了）（《满塘荷叶》），向锁龙被火烧死（《歌郎》），刘利汉失手杀人而入狱（《女婿必须是警察》），崽崽最终被病魔带走（《月亮上的稻草》），等等。但他的关注点是那些被社会所漠视的人性尊严。他从底层人群身上看到了一抹亮色，他们虽然卑微，却有着自己对美和幸福生活的追求，渴望被认可，被尊重，只是呼声太过微弱，被这个嘈杂的社会有意无意忽略了。潘绍东还写了另一种值得肯定的人性律动。如《春天的鸡蛋》中，乡村留守妇女彩云在一次稀里糊涂的失身之后，内心经历了惶恐、挣扎、愧疚与不安，最终坚守住道德的底线，坚定地与淫邪的诱惑相抗争。《林子的左边》中，外出偷情的医院化验师目睹了深山里一对老夫妇相濡以沫的爱情，顿觉自己的孟浪与轻浮。《空箱子》中，老伴背着自己出轨被派出所治安拘留，金枝既愤怒又不忍心让他受罪和毁了名誉，四下求人打通关系，把一位老年女性觍颜求人的状态写活了。她设计把老伴送到动车站而谎称自己忘带车票要回家取票时，老伴却已尾随她的脚步返回。小说表现了数十年相伴的老夫老妻那份心照不宣的默契，虽然有些荒诞不经，却自有一份温情在弥漫。《月亮上的稻草》中侯凡对罗飞花的帮助，固然有因对方是曾与自己有染的风尘女子而采取的应对之策，但不排除有他帮助弱者的本能驱动。这些人性深处的善良，放不到台面上来张扬，伴随它们的，也许是曾经的龌龊与不堪，与那些正大光明、光鲜亮丽的正义之举比起来，实在是不足挂齿也难以启齿。但作者显然尤为看重这些微弱的人性之光，因为现实世界的日常就是由这些芸芸众生组成的，是由这些带有缺点的人，在人性与兽性、善良与邪恶的自我搏斗中，凭其微弱的胜利来推动社会进步的。作家悲悯他们的缺点，赞许他们向善转变的努力，体现出一种为底层书写的平民立场。

三、探索小说艺术的可能性

中短篇小说因其篇幅所限，无法容纳更为广博的时代信息，要写好一部中短篇，注定每一个片段都是一次精心的艺术营造，对作家的叙事能力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潘绍东把每一篇作品都当作精美的艺术品悉心打磨，从立意构思，到谋篇布局，再到人物的言行举止和情节关联等，都力求整饬，圆融。细节的真实是小说建筑最可贵的艺术根基，主要体现在人物语言和情理逻辑上。众所周知，语言最能表现一个地域的文化质感，是区别于其他地域的最鲜明的标志之一。他的小说主要取材于湖南的城乡结合地带，表现生活在县、乡、村的人群在社会转型期的心理嬗变，多篇作品中都采用了湖南方言，如妻子叫堂客，吃饭叫呷饭，没有用冇表述，等等。虽然小说是书面形式，但依然能感受到湖南方言诙谐幽默又略显俏皮的魅力，有着较高的辨识度。小说还体现了作家对各类知识的博采众长，写歌郎唱阴歌，唱腔，曲调，歌词信手拈来，背后是对民间艺术的长年钻研。写乡村农活和务工生活，也都在情在理，极见专业性。写人物心理活动也力求生动，传神，如彭楚韵和徐务本想找老伴又不便言说的微妙心理，侯凡想帮助罗飞花又急欲撇清关系的尴尬，金枝对丈夫出轨的既怨恨又维护等，寥寥数语就把一个人物的性格写得栩栩如生。从逻辑链条来看，小说注重因果的内在联系，充分采用了伏笔、铺陈等手法，虽时有意外之笔，但细细推敲又发现符合情理，没有突兀之感。

对人物关系的准确表现也是潘绍东小说成功的关键之一。以《守丧》为例，他以不长的篇幅清晰梳理了官场秩序，领导与秘书之间、领导与领导之间、秘书与秘书之间，身份不同决定了交往中不同的语言和神态，既微妙又自然。尤其在表现矛盾冲突时，不同人物之间的立场、语言、主张，全取决于现实利益的驱动，对手可结成同盟，朋友亲人可反目成仇。同是写副县长，分管教育的和分管农业、城建的便显出极大的区别；同是局长，财政局长、发改局长和民政局长对换届后的去向目标不一样，决定了他们对相关人事网络便形成不自觉的攻守同盟；同是该县的副处级干部，县纪委书记对常务副县长如此大操大办父亲丧事颇有腹议，但也不愿得罪同僚，只能点到为止。领导的行为和风格自然影响到作为“准领导”的秘书，千百年来，秘书从政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秘书的全局眼光、开拓精神、凌厉作风，包括见风使舵的市侩之气，都大多来自于领导的耳提面命和耳濡目染，甚至包括生活的出轨，也都有些上行下效的意味。同是领导秘书，县委书记的秘书对小说主人公即常务副县长王武的秘书“米田”便不是那么尊重，他的倨傲与那些各霸一方的局长大人们的卑躬屈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是中国政治的千古铁律，是不可违背的官场伦理。作者一层层剥开了披在这些官僚身上的虚假外衣，将他们的灵魂裸露于世，描摹出一幅幅丑态百出的官场图景，达到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整体来看，潘绍东的小说以直面强攻的方式，与现实作决绝的斗争，既强调内在思想的穿透力，又注重细节的雕镂与刻画，把小说作为独立的审美艺术精心凿饰，作品或讽刺人性，或怅惋世风，或悲悯底层，都集中显现了一位有良知的作家对这个时代所发出的质问之声。小说风格简约，凝练，无冗长拖沓之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叙事艺术，体现了作家对语言的修为与锤炼。但从内在意旨来看，还有不够劲道的地方，那些本已触及社会痼疾的书写，读者本以为会面临一次撕心裂肺的痛感，却往往戛然而止，有痛，但不剧烈。作家的善意限制了批判力度的延伸。在现实中，作家固然要受制于诸多约束，做一个合乎各种规范的社会人，但在文学中却可以放纵自己的心灵之笔，大胆撕裂创伤，做一些逾矩之尝试。我想，以当下社会对文学的期望度和主流意识形态对批判性书写的包容度，我们的作家還是有着较大的艺术腾挪空间的。相信当作家逐渐走向冷峻的中年，随着社会阅历的日益丰厚，他内心的善意会与对社会的批判共同发力，其小说创作便将成为一种更具沉实深厚意蕴的艺术景观。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