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销欧洲的中国纹章瓷释读
——以荷兰阿姆斯特丹海军舰长定制的联姻纹章瓷盘为例

黄付才

（东莞鸦片战争博物馆，广东 东莞 523000）

纹章瓷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远远超越了它的瓷器属性。通过对纹章瓷的释读，可以为我们揭开西方历史悠久的纹章文化，可以为我们梳理中国源远流长的精湛制瓷工艺，可以重现18—19世纪中西贸易的场景，可以体验中西文化艺术的交流及相互影响。本文以荷兰阿姆斯特丹海军舰长Gijsbert Arendsma Van Idsinga（下面统一简称G.A）与Willemina Eduarda Van Burmania（下面统一简称W.E）联姻纹章瓷盘为列（图1），把它分解为纹章（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部分）、边饰（第五部分）、瓷器（第六部分）进行释读。

1 严整的结构与艳丽的色彩

荷兰阿姆斯特丹海军舰长G.A与W.E的联姻纹章是由盾牌（十字分割的四分区盾牌及内嵌的小盾牌）、公爵头盔、头盔上的公爵冠、孔雀羽饰、两头立狮扶盾者构成。欧洲纹章的构成一般包括盾牌、羽饰、头盗、冠晃、披风、扶盾者、格言。但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由于身份的不同，有些元素会被省略[2]。较高级别的纹章会更华丽些，盾牌由人或兽扶持；如果纹章主人拥有伯爵或公爵头衔，则代表头衔的头盔和冠冕也会出现在纹章上，头盔根据条格多少来确定等级，冠冕根据顶部的叶子和珍珠确定等级；君主通常会用圆盖形帐篷来代替斗篷，再把王冠置于帐篷之上。在G.A与W.E的联姻纹章中，有代表贵族身份的公爵头盔和公爵冠。

在G.A与W.E的联姻纹章中，色彩的搭配特别醒目，不同色彩对比鲜明，虽色彩鲜艳但却能一目了然。蓝底绘绿花，白底绘红狮，小盾上的金底绘黑色翅膀。西方纹章在用色上有特定的原则，绘制纹章首先会用到背景色。纹章常用的背景色主要有红、蓝、黑、绿、紫五种，有时也会使用混合颜色，或可使用同色系的多种颜色，如红色可以是朱红、樱桃红、胭脂红、石榴红等[3]。此外，金和银这两种金属色常常被画成黄色和白色。背景色和金属色在纹章上使用时，为使图案颜色的衬托明显，严格规定：“禁止背景色相互叠加，禁止金属色相互叠加。”[4]

图1 荷兰阿姆斯特丹海军舰长Gijsbert Arendsma Van Idsinga与Willemina Eduarda Van Burmania联姻纹章及纹章瓷盘[1]

2 历史演变中始终保持的盾形主题

在G.A与W.E的联姻纹章中，两头立狮护卫的盾牌是整个纹章的主题部分，它是纹章的起源。关于纹章的起源，一般认为来自于中世纪的战场。战场上身披重铠的骑士依靠盾牌上的装饰来辨别敌我。12世纪时，欧洲贵族中的男性成员开始在自己的盾牌上装饰一些与家族相关的图案，或者以盾牌本身作为主要图案，盾牌与标志的结合开始形成纹章。12—16世纪，盾形纹章的图案一直模仿实际战斗中使用的盾牌的式样[5]。

随着时代的发展，纹章作为家庭身份的象征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也不再仅仅是一个盾牌的形状。16—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盾形纹章成为艺术家理想装饰物，盾牌被放置在各种华丽装饰的衬托中，而且装饰越来越繁复。除了主题盾牌以外，还装饰有羽饰、头盗、冠晃、披风、扶盾者、格言。18世纪是充满奇思异想的洛可可艺术盛行时期，受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影响，纹章图案更加精致。盾牌虽失去了它原有的实用性质，但始终是纹章主题部分。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盾牌的形状也变化很大。12世纪始末到15世纪基本保持传统的漏斗状，后又出现了带凹槽的盾牌；16—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盾牌中部两侧有凹凸的变化。而G.A与W.E的联姻纹章中的盾牌是18—19世纪流行的样式。

3 盾牌的四分区与大盾嵌小盾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海军舰长G.A与W.E的联姻纹章中，盾牌被划分为四个区域。左上、右下为蓝底绘三朵绿花属于Van Idsinga家族；右上、左下为白底绘两只对立的红狮，属于Coenders家族。盾牌四分区是纹章中常见的分区方法，是纹章继承人在继承过程中，同时了继承父亲家族和母亲家族的纹章，按照男方左上方、右下方，女方右上方、左下方方法进行分区。但形成这样四分区纹章的前提是纹章继承人的母亲必须是独生女，是她所在家族纹章的继承者[6]。如在G.A与W.E的联姻纹章中，左上、右下蓝底三朵绿花是父系家族Van Idsinga家族的纹章样式，右上、左下为白底两只对立红狮则是他母亲家族Coenders家族的纹章样式，而且他母亲肯定是独生女，是Coenders家族纹章的继承人。

在G.A与W.E的联姻纹章中，有一个小盾嵌在G.A四分区纹章中心，这是一种典型的内嵌式联姻纹章。常见的联姻纹章有三种样式：一分为二、并置和内嵌。一分为二式联姻纹章出现在纹章发展的早期，是夫妻双方各取纹章的一半放于同一盾牌上以表示联姻，这样就割裂男、女方纹章的完整性，通常被认为不够人性化。并置纹章是把男、女方两个纹章的图记完整地并列放置于同一个盾牌上，夫妻双方两个独立的盾牌边缘紧靠在一起。并置联姻纹章样式较为流行。内嵌纹章是指如果婚姻中女方的家庭没有兄弟可以继承父亲的地位，那么女方能够继承父亲的纹章，其表现方式是女性父亲的纹章在她丈夫纹章盾牌部分的中间出现，他们的后代同时继承夫妇俩的纹章。这里可以看出，海军舰长的妻子也是独生女，是她所属家族Arendsma家族的纹章继承人。

4 丰富多彩的纹饰图案

在G.A与W.E的联姻纹章图饰中，既装饰有绿花，又有属于动物肢体的黑色翅膀（在小盾牌上），还有孔雀和狮子，而且狮子的姿势还有所不同。在西方纹章上，通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植物、动物、人物、城堡、武器、几何纹等纹饰图案。除此之外，纹章设计者们还创意十足地设计出传说中的神怪异兽，如独角兽、狮鹫、火龙、不死鸟、美人鱼等。而且，有些动物还设计出多种不同的姿势，像纹章中常见的狮子，“有学者给了它多达60种不同姿势”[7]。

纹饰图案是丰富多彩的，它的设计也是有原则的。纹章设计时，通常是由纹章持有者向专门纹章管理机构纹章院提出申请，然后纹章官会向申请者提出纹章设计方案，并核对已经获得授权的所有纹章，保障纹章的独一无二性。并且，每种纹饰图案都代表着一定的意义，有的直接就是家族历史的图示再现，有的是截取了对家族历史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或节点。例如，在英式纹章中，有一套后裔纹章（继承纹章）标识，在同一家族里，只有宗子（长房的长子）才有资格继承完整的家族纹章，而其他人都必须对纹章做细小的改变，以表示自己不是纹章的继承者及在家族中的地位。长子标记用三穗横饰条，次子是新月，三子是五角星，四子是无足雀，五子是圆环，六子是鸢尾花，七子是玫瑰。在判断是否为继承纹章标识时，要看此标识在纹章中是否单独使用。例如，在纹章的中心只有一个月亮，那么它代表的是继承纹饰，如果同时有几个月亮出现，则代表着其他的含义。

5 中西艺术结合的边饰

G.A与W.E的联姻纹章瓷盘的边饰上满绘具有洛可可风格的金彩蔓草纹饰。以金彩蔓草为底，又绘有中国传统的开光纹饰，在开光的内部又绘具有浪漫色彩的花草纹饰，可谓中西纹饰艺术的精巧结合。

中国纹章瓷的边饰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纹章瓷早期制造中，中国画匠或工匠在绘制纹章周边的纹饰时，更多的是绘制具有中国特色同时也符合西方审美习惯的图案，如中国传统山水纹、人物纹、山水花鸟纹、港口贸易、自然风光等纹饰图案。到了18世纪40—50年代，西方人在定制纹章瓷时，不仅针对纹章本身，对纹章以外的图案也开始提出要求，这一时期纹章瓷的西方元素明显增加，中国元素越来越淡化[8]，常见的如藤蔓、贝壳花蔓、连弧状花蔓、折枝花卉、描金花卉装饰等。到18世纪60—70年代，纹章瓷的边饰越来越简单化，如链条状饰带、箭镞边饰、竹节带状边饰、花朵和叶子枝条装饰带等。

6 “来样”的加工制作

G.A与W.E的联姻纹章瓷盘流行于18世纪50年代前后，属于广彩中的“织金彩瓷”[9]。西方纹章找到中国精美瓷器作为载体，有着它必然的选择。中国制瓷工艺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在西方世界是财富、高贵的象征。在西方象征身份、地位的纹章与象征财富、高贵的中国瓷器相结合，正好满足了西方人的心理需求和审美需求。

纹章瓷的制作是西方定制者提供纹样和具体要求，中国工匠按样加工制作。早在16世纪，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1469—1521）就从中国定制了纹章瓷，而且以釉下青花绘制的国王的纹章是上下颠倒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纹章瓷早期的定制都是采用釉下青花的表现形式，应该都是在景德镇生产完成。而且还可以看出，纹章瓷生产早期，中西之间的交流还不够畅通。纹章瓷在色彩的运用上有严格的规定，釉下青花表现不出纹章色彩的对比和要求，体现不出纹章内在的含义。后虽出现了青花五彩瓷和粉彩瓷器，但青花五彩纹章瓷及粉彩纹章瓷并未盛行。伴随广州“一口通商”政策的实施，中外交流、贸易的便捷及广彩瓷的兴盛，纹章瓷的定制逐步从景德镇转移到广州。从雍正时期开始，商人纷纷在广州建立彩绘作坊，从景德镇购进素白瓷胎，后进行彩绘，并进行第二次釉上彩的烧制，直接促成了广彩纹章瓷的空前繁荣。广彩瓷主要使用粉彩、珐琅彩颜料，色彩丰富多彩，更符合西方纹章定制者对色彩的要求，并大量描金，形成了金碧辉煌的“织金彩”。■

[1][9]郭学雷，谢珍.中西交融：彩华堂藏纹章瓷选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2][8]王平.十八世纪销往英国的纹章瓷研究[D].复旦大学，2013.

[3]江凌.中国纹章瓷主题纹饰类型分析研究[D].景德镇陶瓷学院，2008.

[4][5][6][7][英]S.斯莱特.彩色插图百科：纹章插图百科[M].王心洁等译.广东：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