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崛起过程中对英外交策略探析

陈丽

【摘 要】 本文首先介紹了美国崛起过程中，为了化解当时霸权国家英国的恐慌和敌意情绪，采取了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来回避冲突。其次，分析了美英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主要集中在美洲问题和远东问题上，美国解决了这些难题，转向与英国和解和合作，增强了自己的国际影响。最后，本文的结论认为，美国的外交策略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外部原因、内部原因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美国崛起；对英外交；外交策略；和解与合作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是美国迅速崛起的重要历史时期。处于迅速崛起过程中的美国采用了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妥善地处理与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之间的关系，进而为美国的崛起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美英关系是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课题，但是，纵观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研究侧重于探讨二十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的美英关系，对美国崛起过程中的美英关系则着墨不多，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美国崛起后对英国面临的外交策略改变

美国崛起期始于内战结束，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此期间，美国经济发展速度惊人。南北战争结束后，南方奴隶制得以废除，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障碍，此后美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186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在世界工业国家中排在第四位，而到1894年时却超过英国位列榜首，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1913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比重达到38%，超过了英、法、德、日四国的总产量。1860到1900年期间，美国工业的企业数量增加了三倍之多，工业领域雇佣劳动者的数量增长了四倍，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大约增长了七倍，工业领域的投资总额共增长了九倍。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美国的机器制造、钢铁、电气、煤炭等工业部门，已跃居世界首位。至1899年，美国的生铁产量大约占到了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钢产量大约占到了世界总产量的43%。[1]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一个强大的新兴工业国出现在世人面前。依照1926年的不变价值来计算，1860年美国的国民财富总计390亿美元，至1900年已高达1920亿美元，增长了近四倍。至一战前夕，美国的国民财富总值，已经与英、德、法三国的国民财富总和相等同。按人均来计算，1860年美国国民财富为1240美元，至1900年已上升至2520美元，增加了一倍有余。这些事实都表明，在美国内战后，经过长达几十年的飞速发展，美国已经迈入了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开始具备了向传统欧洲资本主义强国挑战的经济实力。

与经济实力增长相伴随的是美国军事力量的长足发展。在此期间，在军备的规模上，美国从世界第十二位提高到第五位，这成为美国外交的坚实后盾。具体以海军实力为例，受马汉的“海上实力论”影响，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海军法》，批准建造3艘排水量超过10000吨的大型战列舰，这为美国组建一支具备远洋进攻性力量的海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后，1890到1900年期间，美国共建造了15艘一流水平的战列舰，美国海军的实力由此也上升至世界第3位，仅位列英国和法国之后。至1906年，根据《简氏军事年鉴》的排名，美国海军实力位列英国之后，牢牢占据了世界第二的位置。[2]

与美国实力的急剧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霸主英国实力的相对衰落。这时的英国工业发展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继续增长，但速度放慢；二是丧失了工业霸主的地位，逐渐被其他国家赶上。自19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美国与德国的工业总产值开始超过英国，英国工业霸主的地位丧失殆尽。

随着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和美国的迅速崛起，美英之间的外交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自美国独立以来，在历史因素等的影响下，美英之间的纠纷相较于美国同其他国家的矛盾而言，数量更多且更为严重。至十九世纪，美国处于以英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内，美国崛起时其自身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无可避免地会触及英国的国家利益。但在此时，美国自身的实力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同英国相比皆未占到绝对优势，难以与之直接抗衡。因此，崛起中的美国必须应对下述种种外交难题：如何在以英国为首的世界体系中争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如何减少崛起过程中与英国之间的摩擦并尽可能地争取世界霸权的和平过渡？此外，十九世纪末，特别是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的迅速崛起引起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恐惧。欧洲国家当时涌现了各种“美国威胁论”的论调，顾虑重重，甚至有人提议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美国。1903年，法国的前外交部长满怀忧虑地问道：我们是否面临着美国带来的威胁，旧世界将要面对美国并走向失败。一位英国记者甚至认为：现在，英国仅有两种选择，一是与美国联合，二是沦为讲英语的比利时的地位。[3]如何化解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因美国崛起所产生的恐慌和敌意情绪，成为当时美国政治家所必须面对的外交难题。

针对上述外交难题，当时的美国当权者采取了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他们从自身实际利益出发，回避与列强特别是当时霸权国家英国的冲突，在处理美英关系时始终十分慎重，尽力避免采取直接动用武力挑战原有霸权国家的方式，而是采用了同英国和解与合作的策略，不断增强自身的国际影响。直到一战爆发后，才借助时势迈向全球舞台的中心，并最终成为世界的霸主。

二、解决好美英之间存在的两个方面的矛盾冲突

在崛起过程中，美国坚持认为自己对英政策不同于德法等欧洲列强。美国对英外交政策有两个特点：第一，重视同英国之间开展友好合作；第二，始终把美国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无可否认，自近代以来英美之间冲突不断，甚至一度矛盾激化，导致双方战争的爆发。但是，随着美国外交策略的逐步调整，自19世纪60年代中叶起，美英关系开始慢慢改善，日益走近。美英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美洲问题，一个是远东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均采取了同英国和解与合作的外交策略。

美英在美洲的和解始于加拿大问题的解决。南北战争结束后，尽管国内时不时出现要求兼并加拿大的声音，例如，时任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查尔斯·萨姆纳认为，英国只有把加拿大割让出来，才能抵消其罪恶，但由于美国不愿恶化美英关系，尽量避免与英国的冲突。所以，到19世纪后期，美国政府放弃了觊觎加拿大的想法。为了表明与英国和解的意图，美国政府免除了力主割让加拿大的查尔斯·萨姆纳的职务。

美英在美洲問题上的和解还体现在阿拉斯加边界仲裁上。1898年以前，英国承认美国对沿阿拉斯加的整个海岸拥有主权，以及美国法院对那里的英国臣民的审判权。克朗代克发现金矿之后，加拿大于1898年提出要求，认为1825年的界线在阿拉斯加峡湾，企图借此控制通到内地金矿的重要河道。在此之前的英国地图上，在不同的时期都标明这些水域是俄国的或是美国的。美国从稳固美英关系的目的出发，同意将这一问题交付仲裁。1903年1月23日，美英两国达成协定：在“锅柄”链南部四个有纠纷且无人居住的岛屿中，将其中的两个判给了加拿大。[4]阿拉斯加边界仲裁实际上对英国更为有利，使英国从一个站不住脚的立场上光荣而体面地退出来。

委内瑞拉危机的解决也体现了美国在美洲问题上的和解策略，它实际上是美国牺牲委内瑞拉利益与英国妥协的结果。1895到1896年的委内瑞拉危机起因于英属圭亚那和委内瑞拉之间的领土争端。1841年，英国地理学家朔姆布尔克划分了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之间的边界线，他把委内瑞拉的大片领土划归给英属圭亚那，由此开启了双方的领土争端。尔后，在有争议地区发现了金矿，再加上双方都想争夺对奥里诺科河口的控制权，矛盾进一步激化。委内瑞拉政府多次请求美国根据门罗主义原则出面进行调解，但始终没有实际结果。后来美国政府提出把整个有争论的地区交付仲裁，但英国政府拒绝仲裁。这违反了禁止进一步把美洲大陆殖民地化的门罗主义的规定，但时任美国总统的克利夫兰仍然容忍了英国的拒绝。在1896年1月，英国内阁做出决定，进行让步，与美国开展有条件的谈判，但委内瑞拉被排斥在会谈之外。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1899年10月3日，由英国、美国和俄国调停者组成的仲裁法庭作出了判决，委内瑞拉得到了处于争议区域的共计五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这仅仅相当于有争议地区的十分之一；而英国为此获得大片领土作为补偿。[5]美国在这次危机中并没有得到多少实际的利益。

美国在远东对英国的和解与合作始于“门户开放”政策。在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宣布在中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但未得到其它列强的赞同。在此情况下，它急需拉拢美国，以获取后者的支持与合作。因此，英国广泛利用外交和民间等各种渠道施展影响，力图赢得美国的支持。英国的贺壁理作为幕后人物，在其中起到了直接促成作用。他同当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好友柔克义私交很深，两人于1899年开始切磋门户开放政策的具体内容，草拟了关于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备忘录。9月6日，美国政府以该备忘录作为照会草案，要求驻英、俄、法、德的美国使节，将之照会所驻国政府。这就是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诞生的过程。此后，其它列强纷纷响应，不同程度地表示支持。总之，1899年由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不仅有利于美国，而且也体现了英国的利益要求，是美国在远东对英合作的表现之一。美国人自身也认可这一点，即门户开放政策的宣布，从短期来看，从中获利最多的为英国，比较起来的话，它获利更大。[6]

英日同盟问题也体现了美国对英国的和解与合作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为了在远东同俄国展开博弈，美国谅解了英国同日本结盟，并利用英日同盟向俄国施加压力。本来英日同盟是两国为了与其它列强在远东进行竞争而结成的帝国主义政治军事同盟，其建立与美国在华利益是有冲突的。但美国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对英日同盟采取了谅解与支持的态度。1900年至1903年俄国占领中国东北期间，美国认为俄国企图独占“满洲”，这严重破坏了“门户开放”的原则，并且威胁到美国的在华利益。出于这种考虑，美国公开表示支持英日同盟，积极利用英国和日本向俄国施加压力，从而使美俄两国在远东的实力对比出现了重大变化，诱使俄国同意美国均沾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为了与日本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美国又利用英国削弱英日同盟。日本与俄国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在侵华问题上狼狈为奸。此外，在中国东北的南部，日本开始实施“关门”政策。美国在此地区的经济利益因此遭遇到严重威胁。此外，《日法协定》《日俄协定》以及《日俄密约》的先后签订，标志着一个以英日同盟为中心的利益共同体的形成。由此，在中国问题上，英、日、俄、法四国开始相互合作。相比之下，美国显得很孤立。美日之间的冲突，导致美国认识到英日同盟不利于美国，日本利用这个同盟，拉拢英国，蚕食美国利益。于是，1910年8月，美国总统塔夫脱提出，美英两国应该签订仲裁谈判条约，预先商议两国的所有纠纷。英国顾虑到自身与德国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这时赢得美国的支持尤为重要，所以对于上述提议，英国乐见其成。与此同时，英国与日本也开启了谈判，对英日同盟进行修订。经此一举，美国成功地削弱了英日同盟。

在世界其它地区，处于崛起过程中的美国奉行长期追随英国等列强的政策，主动与英国合作，以此确保它在全球扩展利益时不会遭到英国的阻挠。美国从不像俄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和德国、日本这些新兴起的强国那样挑战英国的利益，而是实施“搭便车外交”，[7]稳妥地处理美英关系。占领和吞并领土，并不是美国的目的。搭上英国扩张行动的顺风车，打开亚非拉落后国家的门户，给美国经济的扩张铺路，这才是美国的目的。

十九世纪后期，美英开始和解、合作，这使美国逐渐卷入欧洲事务与世界事务中，并最终促成了美国逐步在世界范围内确立霸权地位。

三、美国对英国外交策略成功的原因

美国在崛起期间之所以会对英采取和解与合作的外交策略，以及这项外交策略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国际环境的变迁迫使美英两国重新思考各自的外交政策，这是美国对英和解与合作的外交策略得以实施的外部原因。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异军突起，并以“争夺阳光下的地盘”为己任，这严重威胁到英国的国家利益。德国掀起的造舰狂潮有力地冲击了英国的海上优势，与此同时，英德两国在经济、技术实力对比上的变化引起了英国的严重不安，英国国内出现了广泛恐惧德国的情绪。1890年以后，英国政府上下逐渐达成共识：德国的实力膨胀危及英国的世界地位和本土安全，必须加以遏制；同时还要加强与德国的其他对手之间的合作。因此，英国急需收缩扩张阵地，也急需拉拢盟邦。美国顺理成章地成为它的拉拢对象之一，对此，亨利·亚当斯曾发表过评论：德国作为灰色恐怖忽然出现，吓得英国人投入了美国的怀抱。[8]

另外，英国的国家利益遍布全球，在其国家战略中，相对来说美洲并不那么重要。对英国而言，在全球争夺中，最为利害攸关的不是美洲，而是旧大陆及其相邻地区，最主要竞争对手是欧洲其他列强，而不是美国。英国政府认为，美洲的任何地方都不值得英国子民为之流血牺牲。危机时刻，英国把主要精力放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美洲被迫靠后。精力分散的英国和军事力量薄弱的美国，在北美实际上形成了某种均势局面。

在上述两方面因素作用下，英国在十九世纪末逐渐放弃与美国对立的外交立场，冀图迎合美国意图，化敌为友，使美英日渐走近，借此摆脱自身孤立的局面，改善英国在国际争夺中的艰难处境。

对美国来说，德国实力的上涨及其势力在全球的迅速扩张，使之成为自己的潜在威胁。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海·约翰曾说，在远东地区，德国想独吞菲律宾、萨摩亚群岛和加罗林群岛，想在美国的市场兴风作浪，并把美国驱逐出他们的市场。[9]美国视美洲为禁脔，德国却试图染指。例如德国曾多次试图把维尔京群島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内。对美国的门罗主义原则，德国也采取了极度蔑视的态度。德国于1901年在加勒比海和南大西洋布置海军舰队力量，美国利益因此受损。美国的扩张主义者西奥多·罗斯福认为，如果在英德争霸中，德国取胜，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将在五年内与欧洲大陆的某个大国（德国）之间有一场战争，除非我们甘心在南美洲放弃门罗主义。”[10]他们还忧虑，如果在欧洲，德国对英国形成压制，并取得梦寐以求的优势地位，那么，德国此后肯定会干预美洲事务。鉴于此，这些人认为，美国应该助英国一臂之力，保持欧洲的均势局面，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它必须如此。[11]出于此种考量，美国调整了对英外交策略，逐渐从对立冲突转变为和解合作。

其次，这一时期美国自身的实力有限，相较于英国并无绝对优势，这是它力求与英国达成和解与合作的内部原因。

十九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在经济上实力雄厚，但其军事实力仍无法与英国相比，尤其是对海外扩张具有决定意义的海军力量相较英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它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军，其军舰共计521艘，远胜于美国。此外，同期英国的陆军力量也是首屈一指。英国陆军由147959名士兵和7496名军官组成，相比之下，美国陆军共计25000名士兵和2160名军官。[12]在海外扩张中，美国军事实力不足，不可能派出太多军力去攻打落后国家，只能借助其他列强的力量渐进地扩张。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非英国莫属，美国追随其后，借英国炮舰之力，逐步疏通了去往世界各地的贸易与文化通道。由此看来，适度地维护英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维护美国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如果英国维持不住世界霸主地位，美国在战略选择上将极为受限。另外，美国国力有限，没有能力与居于前列的军事强国开展长期的大规模战争，这导致美国在与英国对抗的过程中经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在客观上阻止了美英冲突的升级。因此，对英采取和解与合作的外交策略是符合美国当前的利益，这是基于实力的美英外交博弈的结果。

最后，美英两国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情结和价值观念，文化上具有很强的相通性，这是美国对英政策转向和解与合作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上的原因。

作为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美国在文化上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但是，究其主体而言，依旧是盎格鲁一萨克逊文化。该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善于审时度势，灵活妥协，以求最大限度地保全自身利益。

此外，同种同宗情结在美国一直很受追捧，并广为宣扬。“海上实力论”的提出者马汉认为，美国和英国“既出于政治传统，又出于同一血统，只有我们才是亲戚，别的都是外人。”[13]在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马汉曾大力鼓吹：“英美两国间基于共同血缘的亲近感可能在控制海洋方面建立合作，确立同一种族对海洋的支配，我乐意相信近些年英国与美国间的友善之情在缓慢却实实在在地上升……确实证明了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传统使两国相互感知……在这儿我们见到的是亲缘的作用，是共同的源泉导致的完全正常的结果，是同一血缘的孩子们的自然亲情的流露”。[14]

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盎格鲁一撒克逊种族优越论在美英两国很受欢迎，从文化心理需求的角度来看，这个理论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和英国走向和解与合作。该理论宣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作为上帝的选民，命中注定会称霸世界，其他民族被上帝所抛弃，理应接受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统治，做温良的顺民。在世纪之交，盎格鲁一撒克逊种族优越论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理念，被领导阶层继承了下来，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得罗·威尔逊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罗斯福认为，世界是种族竞争以及国家竞争的场所，认为“英语民族一个世纪以来的扩张是世界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并预言两支盎格鲁一撒克逊种族并肩携手，就能主宰世界，20世纪仍将是英语民族的世纪。”[15]威尔逊的亲英情绪十分强烈，他始终带有白人的优越感，并认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是最高级的，美国已经跻身大国之列，命中注定要同英国一起，担当低等民族诸如东欧人、黑人、拉丁美洲人的富有耐心的老师。[16]这种种族文化观念直接影响了他的外交政策。

总之，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美英关系经历了重要转变。和解与合作取代了矛盾与冲突，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旋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即地缘政治、国际局势变动、国家力量变化和文化心理认同等。具体来说，战略利益趋同，是美英关系改善的基础，共同的文化背景、亲缘关系与心理认同是美英合作的黏合剂。前者决定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态势，后者直接推动了美英之间的接触与合作。

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美英关系逐步由战争、冲突走向了和解与合作。在此期间，英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要想实现崛起的梦想，就必须直面英国的霸权。当时的美国采取了灵活的对英妥协、和解乃至合作的外交策略，获得了一个有利的发展机遇和环境，最终成为世界大国。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成功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英政策是其崛起的一个关键所在。美国崛起过程中对英政策，对正迈入复兴之路的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告诉中国，适时的妥协、必要的和解与合作应该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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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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