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明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艺术研究院,上海 200240)
1902年梁启超以《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开启了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之先河。此后,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思想领袖的推波助澜下,“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了怀抱救亡图强诉求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而俄罗斯文学作为当时国人了解俄国的主要渠道,对其的译介与研究亦逐渐成为一种时代文化风尚与精神旨趣。与此同时,比较文学也在“中外文化冲撞与交流的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基于中外文学对话与中国文学革新的内在需求”[1]1应运而生。自俄罗斯文学进入我国学者视野之日起,比较文学即作为一种意识、一种眼光、一种视野体现在对其的研究当中,《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3)、王国维的《脱尔斯泰的近世科学评》(1904)、李大钊的《日本之托尔斯泰热》(1917)和《俄罗斯文学与革命》(1918)便是早期的代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一直是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领域的重中之重,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俄罗斯文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它在百年研究历程中常常承担了超出其本性的过于深重的政治和道德的负荷”[2]3,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在材料把握、理论创新和体现中国学术的特色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4。百余年来,比较文学以其开放性、杂语性与对话性的特质,为我国学者解读俄罗斯文学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与有效范式,也贡献了诸多富于独创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