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恶的吃相

莫言

在我的脑袋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饿得半死的时候。我常对朋友们说，如果不是饥饿，我绝对要比现在聪明，当然也未必。因为生出来就吃不饱，所以最早的记忆就与食物有关。那时候我家有十几口人，每逢开饭，我就要哭一场。我叔叔的大女儿比我大几个月，当时都有四五岁光景，每顿饭奶奶就分给我和这姐姐每人一片霉烂的薯干。而我总认为奶奶偏心，把大一点的薯干抢过来，把自己那片扔过去，抢过来又觉得原先分给我那片大，于是再抢回来。

一抢再抢，婶婶的脸便拉长了，姐姐也哭了，我当然一直是双泪长流。

母亲无可奈何地叹气，奶奶便数落我的不是。母亲便连声赔不是，抱怨我肚量大，说千不该万不该生这么个大肚子儿。

吃完了那片薯干，就只有野菜团子了，那些黑色的、扎嘴的东西，吃不下去，又必须吃，一边吃一边哭。究竟是靠着什么营养长大的？我怎么能知道。那时想：什么时候能饱饱地吃上一顿红薯干子呢？能吃饱红薯干就心满意足了。

1960年春天，在人類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似乎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

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亲人还呜呜哇哇地哭着到村头土地庙里去注销户口，后来就哭不动了。抬到野外去，挖个坑埋掉了事。很多红眼睛的狗在旁边等待着，人一走，就扒开坑吃尸。粮食，粮食都哪里去了呢？粮食都被谁吃了呢？村里人也老实，饿死也不会出去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