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再平衡及其挑战

2018-06-11 09:43刘新晔
科学与财富 2018年14期

摘 要: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的接踵而至,使得世界经济失衡原因与再平衡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世界经济再平衡与美国政治决策机制改革只是同一逻辑的不同表述,当前再平衡进程受阻的必然结果是贸易摩擦和汇率争端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主题。

关键词:后危机;世界经济失衡;再平衡

1 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逻辑研究

1.1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生性缺陷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又被称作“牙买加体系”或“布雷顿森林体系II”。其区别于国际货币史上其他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如金本位制、英镑本位制等的核心特征是以美元为中心,提供国际价值尺度职能(即为国际交易提供计价单位)、国际流通与支付职能(即提供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储备职能(即为各国央行提供外汇储备),因此美元成为了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尽管由于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却因牙买加体系对其继续履行世界货币三大职能的确认而得以延续。

然而,这一制度与其他所有制度一样,自诞生日起便不可避免地罹患了内生性缺陷。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已为学术界广泛讨论的“特里芬两难”,即国际清偿力与信心两难,不过是国际货币体系制度缺陷这枚硬币的一面,而另一面却鲜为人知,即“谨慎动机与信心悖论”(简称“谨慎动机悖论”)。这一悖论的逻辑是:开放条件下,各国央行出于本币汇率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谨慎动机而积累一定数量的美元,并且随着国际贸易量的增加而不断扩大外汇储备存量,引起对美元需求的增加,故美国应扩张其货币供给;而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只能通过其国际收支的逆差,特别是经常账户逆差来提供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储备,但鉴于国际收支赤字扩大将引起美元汇率贬值的预期,故美国为维持其国际货币信心则必须紧缩其货币供给。这就出现了与“特里芬两难”对应的悖论――“谨慎动机悖论”。

乍看,该悖论似乎只是特里芬两难的另一种描述,但究其逻辑基础、传导机制和政策结果却大相径庭。首先,比较两个悖论的逻辑基础。特里芬两难是从国际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角度出发,认为将引起美元扩张;而谨慎动机悖论则强调国家层面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需求导致了对美元需求的增长,是有组织的行为,而非特里芬两难下市场经济调节的自发行为。其目的在于解决开放条件下市场经济外部性问题――一国对外部门的产出与就业波动。因此,基于该悖论的政策模拟将更符合实际,特别是当考察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国家,如,日本、韩国和中国等EMEs(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史时尤为明显。同时,在谨慎动机悖论的另一个逻辑基础中,从世界货币供给国的国家层面来看,美元的国际铸币税特权,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美元的超发,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程度和再平衡的难度。其次,从世界货币职能与货币需求理论的角度来看,特氏悖论描述的是世界货币的流通与支付职能,而谨慎动机悖论刻画的则是世界货币的储备职能。最后,从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特里芬两难并未明确指出经济发展是如何引起对美元需求增长的,既缺乏传导機制研究,也没有说明这种需求增长将带来什么后果;而谨慎动机悖论不仅提出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两种传导机制,更证明了世界经济失衡是当期国际货币体系制度设计的逻辑必然,即内生性缺陷。这一点将在下文着重分析。

1.2国际货币体系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两种传导机制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通过经常账户传导机制和资本账户传导机制引起世界经济失衡的。前者的逻辑基础是:各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出于谨慎动机积累美元,而美元以经常账户赤字对外围国家进行输出的方式又导致了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主的外围国家纷纷走上了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道路。因此,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增强外围国家出口刺激的内在激励机制的特征。后者的逻辑基础是:中心国家凭借国内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本币的世界货币地位,进行全球风险―收益匹配,即通过压低利率发行各类金融工具,以较低的资金成本融资,并以FDI的形式将资本源源不断地注入到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分享其经济增长的高收益。投资过程中的巨大利差又为中心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2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再平衡困局与展望

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范畴是指,通过各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磋商、协调与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长期失衡的问题,以促进世界经济以一种相对均衡的方式平稳持续增长的过程。

虽然在2010年11月的G20首尔峰会后,各国已经开始致力于推动当前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进程,但再平衡之路却并不平坦。当前制约再平衡的根本难题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内生性缺陷――“选票至上”导致的政治家的短视行为,如贸易保护措施和干预外围国家汇率调整节奏等等。次贷危机爆发后,特别是2009年以来,美国以对中国轮胎、铜版纸制品、钢管和钢板材施加了贸易制裁;欧盟也对包括钢盘条、无缝钢管、钢缆、葡萄糖酸钠和铝合金轮毂在内的多种中国商品采取了同样措施。这些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不仅无益于再平衡,更为外围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增添了额外难度。由此可见,只要中心国家不能改变“外部利益必须服从内部利益”的政策制定逻辑,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及其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传导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就难以达成。

在次贷危机影响远未消除的后危机时代,各国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风险,因此再平衡道路上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更是大为增加。

首先,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枯竭使其宏观经济的再平衡面临极大挑战。美国经济的失衡主要表现为财政和经常账户的“双赤字”特征。对于巨大的财政赤字,美国应通过减少公共开支,增加税收来缓解。由于直接增税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故极难实行。如果美国增加当期国债的发行量,并维持货币供应量不变,则一方面根据李嘉图等价,将产生中长期增税的预期,进而提高中长期资金面的紧张和经济下滑的预期,引发加息预期,不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内部经济目标;另一方面,将直接刺激当期资金需求上升,降低国债价格,抬高即期市场利率,同样不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并产生基于选票的政治压力。因此,为维持低利率,美联储势必通过扩张其资产负债表平抑利率的上升势头,从而造成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引发通货膨胀。所以,美国的财政赤字基本无法通过财政手段予以再平衡,只能通过国内的通货膨胀进行跨期稀释,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征收的铸币税进行补偿。

对于经常账户的再平衡,美国主要寄希望于汇率政策,即通过美元贬值来扩大出口、减少进口以修复国际收支平衡表。然而,由于货币政策工具中的利率工具联邦基准利率已接近零而枯竭,即汇率的利率评价机制失效,因而只能寄希望于旨在调节货币供应量的量化宽松工具――Quantitative Ease I 和II。通过货币供给的扩张增加贸易品部门的国内投资和生产以弥补经常项目的赤字,进行“再工业化”式的再平衡。故在后危机时代,只要临近2012年总统大选时美国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则“QE III”恐怕就会呼之欲出。届时,新一轮的流动性过剩不仅将冲击外围国家的资本市场,也会对欧洲金融市场及汇率的稳定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进而威胁到再平衡进程。

其次,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为再平衡增添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欧洲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难以真正协调各国修复自身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资产负债表。财政去杠杆化由于缺乏国内独立货币政策的配合而在希腊引发了大规模罢工和抗议游行等政治问题。同时,“欧猪五国”财政负债率过高的问题不仅降低了在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乘数,也影响了欧元汇率的稳定。以法德轴心为基础的欧元区,也为独立性较强的欧洲央行在控制通胀问题上的僵化付出了更大的财政代价,从而降低了未来政策协调的余地与政策工具的弹性。正是在此逻辑下,为了避免美国式的财政工具的枯竭,欧盟通过IMF向EMEs发出了特别融资的救援请求。

最后,中国等EMEs短期难以通过启动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且产业结构调整也尚需时日。可以预见,美欧为寻找新的增长点,将操纵今后的谈判气候产生更多不利于外围国家的结果,并造成这些国家财政负担加大、转型成本提高的困境。同时,由于受多种因素作用(如:亚元因历史問题难产,导致储备货币多元化受阻;SDR的权重设计仍不成熟;发行超主权货币缺乏应有的政治基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将进展缓慢。因此,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变量与格局仍将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经常账户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机制继续产生失衡的结果,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纠正。

3结束语

世界经济失衡将作为建立在“外部利益必须服从内部利益”的政策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政治博弈结果而长期存在。无论是以欧洲、美国、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无法从顺差国与逆差国单一的经济结构调整中纠正当前的失衡格局。因此,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命题与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改革只是同一逻辑的不同表述而已。 在后次贷危机时代,以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基础的再平衡之路将不会一帆风顺。贸易摩擦和汇率争端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旋律。中国在贸易品部门应该加快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尽快完成去库存化和去落后产能化的调整过程,并通过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占领高端制造业以减少当前中低端制造业频发的贸易摩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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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元杰 中美贸易不平衡与人民币汇率的调整[J]中国金融,2008,(4)[3]邓立,张坤 我国双顺差剧增的成因及影响分析[J]财贸经济,2007,(9)

[4]刘伟丽 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问题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1,(4)

作者简介:

刘新晔,身份证号:31011419******2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