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阎良

张明夷

西安，是中国城市中当之无愧的网红。

就在抖音里摔碗酒视频获赞突破千万之前，许多人对西安的印象还停留在张艺谋的镜头里。

那是巩俐扮演的“我奶奶”从头到脚一身红色的嫁衣，是黄土高坡永远干旱龟裂的黄色大地和蒙着黄沙的土炕窑洞，是激越高亢的一嗓子“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是蹲在门槛上一碗油泼辣子就着的红高粱。

戊戌狗年春节，超过1200万名游客来到西安，他们领略了秦始皇的沉睡兵团、唐玄宗的爱情故事和回民街的特色小吃，就在定睛欣赏千年城墙上空数千架无人机的精彩表演之际，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距市中心50公里开外，有一座隐秘而伟大的小城，那就是中国著名的航空城——阎良。

变革之城

在中国历史上，西安无疑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城市。大唐盛世是西安乃至中国历史上的高地，是杜甫记忆中的“忆昔先皇巡朔方，千乘万骑入咸阳”，是李白醉梦里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贞观年间，世界各地的国君使臣、僧侣学生、客商工匠纷至沓来，在兼容并蓄的长安城内流连忘返，把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传向四海。但是，唐亡之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逐渐东移，西安也随之沉寂。还好，在西安人的血液里，变革，早已像基因一样蛰伏，一遇到合适的环境，就会给西安带来一缕异样的阳光。

公元前356年，商鞅来到栎阳。他舌战群儒、立木为信，在秦孝公的全力庇护下，彻底废除旧制，用变法运作起强大的国家机器。商鞅以惨烈的方式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的诞生铸下了坚实的根基。

古之栎阳，即今之阎良。

20世纪50年代末，西安飞机工业基地被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整个基地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建成投产，西飞（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一飞院（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和试飞院（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先后入驻阎良。随后，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也在阎良设立了大型试验基地。

在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初级阶段的规划布局较为分散，阎良，是一个特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产业的发展，一个集设计、制造、试验、试飞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飞机工业基地蓬勃而起，在开创了航空工业系统经济联合实体之先河的同时，阎良已成为有名的中国飞机城，“中国西雅图”由此得名。

航空三大家中，以试飞院最为神秘，它是我国唯一经国家授权的军民用飞机、航空发动机、机载设备等航空产品的国家级鉴定试飞机构。在2012年4月23日中国商飞民用飞机试飞中心成立之前，它曾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飞行试验技术研究机构。

英雄之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根据毛主席“建设强大空军”的指示和周总理“生产自己的轰炸机”的提议，与轰炸机制造厂配套建设的飞行研究院（时称国防部第六所）开始筹办。

阎良，因为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和交通等方面的优越条件，进入了选址小组的视野，并最终被选为试飞基地，这里曾是空军第十一航校旧址。

那段黄金岁月，一批杰出的精英在这里集结。

20世纪50年代初，西北工学院与西安航空学院合并组建西北工业大学。此后几年时间内，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航工工程系先后整体并入西工大，“三航鼎力”让航空工业集群的发展没有了后顾之忧。

20世纪50年代末，歼教-1的研制拉开了中国航空工业自主发展的序幕，在总设计师徐舜寿的带领下，这一型号为未来的飞机设计培养了一批总师，他們中间就有后来的运10副总设计师程不时。

20世纪60年代末，空军从飞行部队中选拔了十多名优秀飞行员，组成数支试飞部队，调配至全国，而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支来到了阎良。当然，所谓规模最大，也不过区区四人而已。

虽说是黄金岁月，但现实与梦想还是有差距的。

有一个段子在试飞院流传了很久，讲的是一次试飞前，一二十个工作人员手拿着盛满燃油的脸盆，一趟又一趟地排着队给飞机加油。这情景毫不夸张，事实上，这架飞机正是在空军服役时间最长的歼-6，试飞员王金生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凭着由脸盆加注的一箱油，出色地完成了歼-6的首飞任务。

如今，每到上下班的高峰，身着蓝色工作服的人们浩浩荡荡地从试飞院和西飞的各道门中蜂拥而入、鱼贯而出，每天两个来回，顶着朝阳而出、迎着日落而归，在梧桐树掩映下的试飞路上汇聚成由数条支流组成的河流。这里有许许多多的航一代、航二代，甚至是航三代，一个个新机型的问世，带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芳华，他们是航空工业稳步发展的每一个微小的细胞，他们给这座城市、给中国航空工业注入了生命的力量。

除了这条熙熙攘攘的试飞路，还有一个地方代表着阎良，那就是位于北塬的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烈士公墓，包括29名试飞员在内的几十名为了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在试飞中献出宝贵生命的英烈长眠于此。

和平年代，能与死神共舞的人屈指可数。2009年1月15日，切斯利·萨伦伯格机长驾驶空客A320飞机执飞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时，突然遭遇鸟撞导致双发损毁，紧急关头，他将飞机迫降在哈德逊河上，全机15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幸免于难。事后，人们视他为英雄，萨伦伯格却说，他和机组是被迫采取行动的，他们不过是凭借丰富的经验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试飞则不是这样，搞试飞就是要主动向危险靠近。失速、自然结冰、单发失效……这些试飞员的“必修课”，可能是绝大多数航线飞行员一辈子都很难遇到的。为了飞出飞机性能并使其定型，试飞员必须要主动进入险境，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阎良，真的太适合试飞了，它干旱到不爱下雨，也可能，那些雨都化作了送别试飞英雄时的泪水。

求索之城

西安的大慈恩寺内有一座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七层佛塔——大雁塔，它的声名远播与一位僧人有关。

公元627年的秋天，为了直探原典、解除心中之惑，一个僧人的背影从长安城门外渐渐远去，开始了一场前路坎坷、生死未卜的苦旅。这个僧人叫玄奘，当时只有二十九岁。

十七年后，他谢绝了印度国王的挽留，婉拒了大唐皇帝的邀请，回到故土，夜以继日地翻译经书，直到圆寂，他在大雁塔下一共翻译了75部经论和1335卷经书。

试飞人的故事与玄奘取经何其相似！

簡单而言，试飞是验证飞机从设计到实物是否保持一致性的过程，要“取得真经”，就要用真正的试验机把图纸中的设计参数飞出来。如今，随着技术的发展，一些科目可以通过全动模拟机来检验，但绝大部分的试飞科目依然必须在天空——这个真实的实验室里完成，这让试飞工作注定带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一个型号起源于一个构想，数千个设计师绘之于蓝图，数万个参与者造之于实物，但直到飞机第一次飞上蓝天，一个型号才真正开始从大地到天空的蜕变。这一过程如同妊娠，是“九九八十一难”的生死考验，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成功者有之，失败者有之，可能化蛹为蝶，也可能粉身碎骨。综观商用飞机发展史，真正能实现商业成功的机型寥寥无几，惨遭舍弃者却不胜枚举。若无胆识，不敢踏上这条路。

“取经容易，译经难。”试飞是一门严谨而周密的科学，每一次试飞任务的成功实施，背后是试飞员对动作的反复练习，是设计师对科目的透彻钻研，是工程师对数据的精确解读，是保障人员对细节的锱铢必较。风险不会因为无畏而打折，却会因为严谨而减少，试飞人不要“摸着石头过河”，而要“摸清了石头才过河”，在科学试验前，认可有效的失败，不认侥幸的成功。若无严慎，无法走完这条路。

求索，是阎良的足迹。

机遇之城

随着大型客机C919、大型运输机运20等项目的推进，航空制造业重大工程在全国的产业带动作用逐渐凸显，一批配套试飞的试验基地、科研平台建立了起来，包括空域、机场、航线在内的航空资源都在不同程度地向这些重大项目倾斜。阎良，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018年5月，中国商飞公司迎来了它的第十个年头。十年里，ARJ21新支线飞机投入航线运营、C919大型客机成功首飞、CR929远程宽体客机研制不断推进……中国商用飞机产业的发展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对试飞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在试飞基地的选址上，直面繁忙的浦东国际机场，中国商飞提出了“1+M+N”的试飞模式，“1”是指上海试飞主基地，“M”是指陕西西安阎良机场、山东东营胜利机场和江西南昌瑶湖机场等辅助试飞基地，“N”是指适合特殊气象条件验证试飞的各种机场。此前，试飞院就承担了ARJ21新支线飞机的试飞工作。

实际上，除了试飞院承担的部分试飞任务，它的邻居西飞还承担着C919飞机机翼、中机身（中央翼）等多个工作包的研制任务，我国商用飞机产业的发展给阎良注入了新的活力。

2017年5月5日，由蔡俊驾驶的C919大型客机首架机在浦东机场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首飞。同年11月10日，蔡俊把这架飞机“送”到了阎良。此时，有一个人已经在这里等候了，他就是试飞院副院长赵鹏。十年前，也就是2008年11月28日，赵鹏驾驶着ARJ21新支线飞机首架机在上海大场机场成功首飞。

空前伟大的事业需要齐心协力的共同担当，人们会看到的，是一个魂牵几代航空人的大飞机梦，是一个国家在筑梦路上的勠力同心和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