蘩漪与曹七巧悲剧命运之比较

于菲

【摘要】本文主要从女性的社会学角色和视角来探讨两个女性人物在同命运的挣扎中无可挽救地走向毁灭与堕落的事实。二人的反抗都不是力图冲出封建婚姻的牢笼，而是都走向了一条报复他人实则也是自我摧毁的道路。她们的悲剧历程其实就是由一个旧式婚姻的受害者蜕变为另一个折磨下一代的施虐者的过程。女性在婚姻中的自觉性和自主性，是本文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悲剧命运;女性;情欲;报复

尼采称悲剧为“最高贵的艺术”，黑格尔同样视悲剧为“最高级的艺术形式”，并认为“真正的悲剧灾难，是悲剧人物自身的合理性与片面性的矛盾冲突所造成的灾难”。

蘩漪与曹七巧是从属于不同文体，且外在形象差距相对较大的两个女性人物形象。一个具有“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另一个则是“麻油店的活招牌”，想通过嫁入姜家而改变生活。纵使二人的家庭出身不同，婚前接受教育的程度不同，但她们在遭遇命运的戏弄和情感的极度压抑之后，均走向了疯狂报复的道路。

作家塑造人物的高明之处在于，已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的最底层、最隐秘、最原始的需求和欲望中。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能够找到二人悲剧命运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二人悲剧命运的第一个相同点：情欲得不到满足。

十八年的周公馆里阴森苦闷的生活，使年轻时曾经如一朵艳丽的火花般的蘩漪又一点点如散落的花瓣般凋零，她对家庭与婚姻早已绝望。虽然她那颗未曾被人真正爱过的心仍然渴望被抚慰，被一个自己心仪的男人真正爱一次，但若没有周萍的出现，她就只能孤独地死去。这种表面上来看平静体面的生活“只是压抑和欲望之间的调和，而不是理所当然的信条”。

由于姜二少爷的身体缺陷，曹七巧处处受排挤、遭白眼。这段近二十年的不幸婚姻让她时时都感到耻辱、羞愧，极力要摆脱它。女性本能的情感需要不能从丈夫那里得到满足，被阻滞在内心深处的炽烈感情处处被压抑着，始终找不到人倾诉。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论述的，“在许多社会阶层中，女人除结婚以外，并没有可以开展的空间”

畸恋是二人悲剧命运的第二个相同点。

蘩漪与周萍，七巧与姜季泽的畸恋，都是发生在家庭內部的不正当恋爱关系。她们也知道这样的关系是绝对见不得光的，是为她们各自家庭以及社会伦理道德所坚决排斥的，但二人似乎都满足于这样偷偷摸摸的幽会所带来的哪怕是片刻的快乐。蘩漪苦苦恳求周萍带她离开周家，甚至可以忍受与四凤过着二女配一夫的生活。分家后姜季泽再去找七巧时，她仍心存一丝幻想，她真的以为这个颓废败家的纨绔子弟仍然念旧情，真的是来探望她们孤儿寡母的。“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以前爱过他。”读者在对她们的不幸婚姻遗憾惋惜的同时，也在慨叹二人不应把感情倾注在那样软弱无能的男人身上。

在反抗夫权和封建家长制，以及恣肆嘲讽男性角色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她们内心的激烈情欲得不到满足、不堪婚姻生活的折磨而产生了极度焦虑心态，另一方面又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情感完全寄托在一个自私、懦弱、毫无责任感的男人身上。后一方面可看作是她们在与命运的抗争过程中的最大失败，也注定了二人的最后结局是及其悲剧性的。

蘩漪和曹七巧由于认知水平和家庭观念的局限，不可能提出摆脱家庭的束缚，追求个人婚姻和爱情自由的要求。究其根源，经济上没有独立。只要她们没有经济来源，且对各自家庭的依附关系一日不改变，则这种完全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婚姻就必然会存在下去，这种爱情与婚姻的矛盾就不能彻底消除。

蘩漪与曹七巧的畸恋都是为了依靠，她们的的抗争意识还不够强烈，她们的反抗都不是力图冲出旧式封建婚姻的牢笼（周朴园虽然经营实业，但是周公馆的日常生活仍然沿袭封建家庭方式管理），还没有提出走出家庭的要求，这显然无法与坚毅果敢的娜拉出走相比。娜拉的出走是意志坚决、绝不回头的。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二人在婚姻中还缺乏应有的自觉性和自主性。

以上论述了二人悲剧命运的两个相同点，此外还有一些不同点。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不同点就是，曹七巧强烈地近乎疯狂的金钱占有欲望，大肆敛财是贯穿《金锁记》全篇的一条主线。过分聚财并不是为了以后生活和儿女的将来，只是获得物质上的安慰和满足，这就已经纯粹是一种变态的行为了。

再来看蘩漪，蘩漪是识字能读书的，她在嫁给周朴园之前，已接受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教育，身处新旧交替时代，她既依旧接受传统道德的教导，又必然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蘩漪的生活相对安逸闲适，她对周萍的爱既有满足情欲的需要，还有排遣寂寞生活的实际要求。

蘩漪的心里是苦闷忧愁的，而七巧的自卑感则较强。七巧除了要满足情欲，她的内心还十分希望与姜季泽那样的健康男人结合，有甜蜜的恋爱和幸福的婚姻。

由于上述这些不同点，又使二人的悲剧命运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从蘩漪与曹七巧悲剧命运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二人都走出了从最初的满足情感的需要到滋生出病态情欲与心理，最后又都疯狂报复这样一条轨迹。“蘩漪与曹七巧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疯女”。

有比较才有鉴别，旧时代女性的婚姻不是靠别人施舍和给予的，而只能走自救、并勇敢地站起来自主选择婚姻的道路。与丁玲笔下性格独立的莎菲、《伤逝》中毅然走出家庭而与涓生结合的子君、以及上文提到的娜拉相比，蘩漪与七巧只能说都曾经站起来过、也争取过，但终究没有勇气走出去、走出家庭的藩篱。

女性的解放是五四的时代主题。身处五四之后的时代大背景，蘩漪与曹七巧的悲剧命运不是偶然的，她们的悲剧仍然不可避免。所以说，女性解放并不是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能解决的问题，它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些层面上给广大女性的思想以触动，让她们更易于接受新观点、新知识，让女性的思维开始转变。

女性的真正解放首先要解决经济独立问题，这无疑是需要时间的，更需要千千万万觉悟了的且接受了新思想的知识女性站起来，团结起来，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彻底解放。本文仅就两个不同文本中的女性人物的悲剧命运做了比较，意在从一个角度、一个切入点来探讨女性在婚姻中的自觉性和自主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