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论》与佛学的中国化

孙冰冰

【摘 要】僧肇所著《肇论》是佛学中国化进程之格义时期的里程碑式文献。《肇论》以其精颖入微的佛门义理及富于哲思的言说方式为格义阶段划上句号，同时开启佛学中国化的崭新征程。该文以《肇论》文本为主，以文化碰撞的宏观景况为辅，旨在探寻肇公思想一隅，藉此证得《肇论》其书在佛学中国化进程中扮演的学术角色。

【关键词】《肇论》；格义；僧肇；佛学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12-0195-02

《肇论》，释僧肇所著文集，系由《宗本义》《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及部分书信与奏折聚录而成。《肇论》的出现标志着佛学中国化进程之格义阶段历史任务的完成，其可谓是中国佛教格义阶段里程碑式的存在。

一、从初传到格义

佛教传入中土的时代，古本传说各异。南朝宗炳《明佛论》云：“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国，偎人而爱人。郭璞《传》：‘古谓天毒即天竺，浮屠所兴，偎爱之义，亦如来大慈之训矣。固亦既闻于三五之世也。国典不传，不足疑矣。”（《弘明集》）可知宗炳认为大禹时期的伯益已知有佛。《魏书·释老志》载：“案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曰：“刘子政《列仙传》曰，历观百家之中以相检验，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经。故撰得七十，可以多闻博识者遐观焉。如此即汉成哀之间，已有经矣。”刘说认为传入时期为西汉末年。在众多说法中，学界一般以《三国志》注引魚豢《魏略·西戎传》所载哀帝元寿元年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佛经之说为准。依此说，可知于公元元年前后，佛教始入中土。

佛学初传时期主要依托彼时盛行于世的方术与道教信仰及其观念，后渐吸纳儒家学说的心性观与伦理道德思想，以期对中国的文化格局造成影响。不过，毕竟是异国传教，佛学初入时期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实际并无过多影响，甚至可以说影响十分有限，东汉思想评著《论衡》竟也只字未曾提及。

中国佛教步至魏晋时期即进入了格义阶段，此时主要用中国本土的学术思想资源以比附、匹配、联系与类比等方法来诠释佛学义理。《高僧传·竺法雅传》载：“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及毗浮、昙相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高僧传》卷第四义解一）“年二十四，便就讲说。尝有客听讲，难实相义，往复移时，弥增疑昧。远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是后安公特听慧远不废俗书。”（《高僧传》卷第六义解三）慧远本善老庄之学，对儒、道义理皆有深厚造诣。在其弘法之时，当朝官员及士大夫或有故作刁难者，慧远不畏其势，恰以贯通三教之修养作出回应。

不过，早期格义虽有连类参证、化人疑窦的优势，但同时存在削足适履之嫌，恐将佛学真谛压缩或曲解。道安虽质疑法雅的格义法，亦在有生之年尽力从事佛典翻译工作；然个人条件有限，其终究未能通达般若真意，留下余恨。鸠摩罗什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情况，其所译《大智度论》“一方面对中国佛学界（或思想界）理解《般若经》的原典的真实思想有很大帮助，另一方面也使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了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派的一些基本观点，对印度般若学说鼎盛期的理论有了了解。”[1]297吕秋逸先生对罗什翻译佛典的质与量亦是持肯定态度，直言其“不论技巧和内容的正确程度方面，都是中国翻译史上前所未有的，可以说开辟了中国译经史上的一个新纪元。”[2]88而僧肇等人恰是承继鸠摩罗什之学，继续佛学中国化的志事。

二、僧肇其人

僧肇，俗姓张，京兆（今陕西西安）人。生于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卒于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家贫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经观史，备尽坟籍。爱好玄微，每以《庄》、《老》为心要。尝读《老子》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也。后见《旧维摩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学善方等，兼通三藏。”（《高僧传·僧肇传》）僧肇早年借钞书之便得以通览群书，四部典籍无不细涉。因志在玄微之学，故倾心庄老之道。然僧肇并未全盘接受既定的思想，在读《道德经》之德篇时，便慨叹其虽有绝美意境却终无通向究竟之善途。直至偶读支谦旧译本《维摩经》，细加玩味顿觉明朗，始知命途归向，于是出家为僧。20岁不到便兼通经律论三藏，一时间名扬关辅。后鸠摩罗什滞留姑臧，僧肇闻讯前去，事随左右。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僧肇追随罗什回长安，自此协助什公共译经典，同时亦从事个人著述。义熙十年，僧肇卒于长安，“春秋三十有一矣”。

历史上对僧肇其人其学的评议以积极观点居多。慧达言童寿（罗什）誉其“解空第一”。（《肇论序》）隋代三论宗集大成者吉藏称赞其“若肇公名肇，可謂玄宗之始”。（《百论序疏》）不过，亦有人讥刺僧肇乃是以庄老思想及言说方式为资藉，从旁释读佛学义理的。憨山德清禅师云：“至于肇四论，则浑然无隙，非具正法眼者，断断难明。故惑者非之，以空宗庄老孟浪之谈宜矣。”（《观老庄影响论》）僧肇本就性向玄微，早年便熟解庄老，这也是其由道如佛的学理条件；如此，而后的学佛所悟之理若无半点道家基色，那才说不过去。况且，一切趋向于终极关怀的思想本就有言异理同的融通性，若要非难，便有否定知识传统及其谱系的嫌疑了。要之，僧肇确为佛学中国化漫漫长途上的关键人物，其学说亦是构成中国思想史之释家一脉的骨血。下文试以《肇论》文本为依托，述论肇公思想一隅。

三、《肇论》其书

《宗本义》真伪问题，此不细论。至于其能否在思想内容上统领四论，且从其文本出发一探究竟。《宗本义》指出，所谓本无、实相、法性、性空及缘会能指皆是一种含义，亦即“空”。一切法皆是因缘聚合而生，正因因缘会合而生诸法，则因缘离散便无此相。若此物真有的话，则其无所谓生灭；如此，虽其当下存在，但究其本性还是“空”的。本性是空所以名之曰“性空”，此是诸法的自性，是故名“法性”。法性的面目即是如此，所以谓之“实相”。事物的真相本来就是无，并不是前此的推理使其归无的，故又是“本无”。

僧肇云：“沤和般若者，大慧之称也。诸法实相，谓之般若；能不形证，沤和功也。适化众生，谓之沤和；不染尘累，般若力也。……泥洹尽谛者，直结尽而已。”“般若”与“沤和”相对，了解诸法实相需要般若即智慧，承认当下形色的存在谓之沤和亦即方便。事物的本质是空，此是真理；以沤和之功去印证此一真理，这亦是另一种智慧。“泥洹”即“涅槃”早期译词，涅槃即是“尽”义所指，“结尽而已”指一切妄念烦恼灭尽，此后才可脱离生死苦海。“生死永灭，故谓尽耳”之说极具针对性，指出涅槃之后的极乐世界并不在他处，而在自己的心中。若将涅槃等同于否定身体或生命，则必是邪说无疑。

关于《物不迁论》的主旨，历来说法不一。无论作何释读，已如标题所指：关乎动静、关乎迁止。方东美先生认为：“所谓‘物不迁论就是说明‘动静相待观。然后我们在哲学的智慧上，纵然把世界投到空间，空间里面可以有持续的构造；投到时间，时间的变化里面还表现宇宙万有的永恒。”[3]66

人们常言变化，皆因过去存在的事物无法留至今时。僧肇却主张“静”即不迁，亦因過去存在的事物无法留至今时；“夕物”既已停在过去，即是未到现在来，那么就“夕物”本身来说便是“不迁”。动也好静也罢，关键之处不在于此，僧肇之意图应是旨在破除人们对于佛教一切真谛的执著。佛教点明诸法皆空固然深刻，但若到此为止还不够究竟，知“空”解“空”的同时亦能对“空”本身也不存执念，方为彻底。僧肇恰是以此种看似诡辩的形式，规劝向佛之人破除对无常无我的执念，最终指向佛家的根本信念——破执。

《不真空论》主要探讨有无、色空等问题，系僧肇解空思想的集中体现。关于此篇论题，汤用彤先生解释道：“不真空乃持业释，谓不真即空，非谓此空不真而主张实在论也。”[4]236僧肇对中道义谛早已领会在心，而其运用大乘中道思想以期解空，亦不乏沟通调解“有无”之争的目的。万法如若真有，就不会真空；若真空，便不会真有。欲说此物真有，其又并非真生；欲说此物无，偏偏其形象在此。如此，不因物之形色而断言其不可无，应是承认其非真非实有即假有，即不真，则真相为空。

在《般若无知论》中，僧肇指出，般若运用的结果即是“空”。既然般若运用的结果是对“空”和“无”的把握，那么单就这一点而言，般若即是无知。事实上，此种无知是超越一切具体知识的表象与局限，从而达至对宇宙本质归于无的了知。般若是一切知，亦是知一切。僧肇受老庄思想影响的痕迹从此言论中可见一斑，甚至用语都很具道家意味。老子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僧肇思想中的般若即似此“道”，其作为一种智慧乃是不知之知。

《涅槃经》云：“灭诸烦恼，名为涅槃。”在僧肇看来，一般而言的有余涅槃或无余涅槃不过是经论图求弘法之方便而假借之名号罢了。真正的涅槃应是一种不可言说的境界，“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反其愚；有之者乖其性，无之者伤其躯”。涅槃之难以言说正因进入涅槃者往往看起来甚是寻常，并不露于形色，只可心证，难以外证。

四、结语

综上所述，僧肇以《肇论》中的四篇论文为端口，将佛学最根本的几大概念（涅槃、般若、沤和、空）申示得清晰而有力。随着《肇论》的出现，中国人对佛教基本理念的把握亦更进一步，一些特定语词的义涵业已定型无疑。这从侧面说明，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是较为成功的。佛学与中国本土学术资源之交锋、互借、融合的一步步过程皆在有条不紊中展开，而僧肇及其《肇论》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大节点。

参考文献：

[1]姚卫群.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方东美.中国大乘佛学[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4.

[4]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