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芬：高仿名画之都的尴尬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的大芬油画村曾以“世界高仿名画之都”闻名，但如今被迫转型为原创艺术之乡。

20世纪90年代，该村大量出品梵高、萨尔瓦多·达利和克洛德·莫奈等人的经典名画仿制品，据闻那段时期全世界约60%的新绘制的油画都出自该村。

大芬美术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虞升说：“我们的名声是一把双刃剑，大芬已变成廉价仿制品的代名词……就连住在深圳的艺术家们也看不起大芬。”

面临转型 大芬画工故事受瞩目

大芬村，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多年前，一名香港画商把油画创作、临摹、收集和批量转销带到大芬，从此，这片面积仅有0.4平方公里的土地逐渐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商品油画生产基地，其在国际油画市场份额一度高达70%以上，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村”。

大芬油画村是深圳文博会分会场的开创者、连续13届分会场举办记录的保持者。13年来，大芬油画村依托深圳文博会平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创意水平逐年提高，品牌影响力日益扩大。

大芬村有500名以上画工依靠墙面画廊维持生计，旁人称他们为画工，他们会不舒服，哪怕是复制的画，他们也坚持每张都不同，包含了再创作。

两堵相对的画墙，距离不足1公尺，巷子里散落着顏料，画板和待吹乾的成品，成为大芬村独特的经营生态。

在由画工、画师、画廊和画商构建的制售产业链中，画工处于最底端。他们接受画商订单作画，靠的是量，收购价常被压得很低。然而，在进行巷道整治之后，这些画工正面临转型。

诸如此类的大芬画工故事，在2017年开始受到各方瞩目。

2017年12月29日，余海波、余天琦父女共同导演的作品《中国梵高》，在第七届“光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获得评委会大奖，这部影片以大芬为样本，讲述创造文化产业奇迹的画工转型的故事。

画工们从农村来到大芬村与西方油画结缘，将个人命运与欧洲绘画相连接，挥洒人生梦想。他们从最初为了生存养家的“复制”，到渐渐进入梵谷的艺术寻求，不断发生着思想变化，传达了深圳移民勇于创新的文化特质。

许多画工从乡村来到大芬村画画，逐步实现了家庭生存保障，于是他们开始了新的寻找和追求。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重要转变，也同时映射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

流水线艺术品“阴魂不散”

在大芬村可以找到许多艺术大师仿制品，赵小勇被称作“中国梵高”，其画室挤满了客户，他们想要梵高的自画像及其《向日葵》等经典画作的高仿品。

画家曾海芬正临摹着iPad上的爱丁堡公爵菲利普王子的照片。他的英国皇室人物肖像画通过一家机构出售，主要卖给英国的艺术画廊和酒店——酒店从大芬村大量购进油画。在大芬村，一些公司设立专门生产风景画的工作室，最终这些油画都陈列在全世界连锁酒店的走廊上。

媒体报道称，世界领导人的肖像画也很常见，61岁的凌国真经营的店铺既出售领导人的肖像画，也出售略微过时的、原创的乡村美景图。他说：“如今，国内销售行情很好——风景画卖得最好，加上印象派和抽象画卖得也不赖。几年前，外国买家曾经在我这里购买肖像画和经典名画，但如今不多了。”

但大芬美术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虞升却说：“我们的名声是一把双刃剑，大芬已变成廉价仿制品的代名词……就连住在深圳的艺术家们也看不起大芬。”

所以，画家赵北坐在他位于大芬村中心的凌乱的、颜料四处飞溅的画室中说，他欢迎这种转变。对仿制品的需求大多受到外国人的推动，但赵北主要向当地人出售其原创作品。赵北说：“在中国，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文化及艺术的需求已增长。如今，80后和70后是社会核心阶层，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经常旅行，见多识广，他们有更高的艺术品位。”

尽管有些画家重点不再是仿制品类的业务，可是对于原创画家而言，大芬村生产流水线艺术品的名声仍“阴魂不散”。赵北说：“当人们问我在哪里工作时，我仍会说深圳，而不是大芬村。”

“但更多不愿临摹名画的、有抱负的年轻画家正来到这里，”另一个欢迎这种转变的人是黄海梵，他说：“2005年左右，我的作品近80%是仿制品——如今几乎没有一幅是仿制的。当时我制定了一个目标：我希望我的作品全都是原创的，我们正在慢慢地实现这个目标。”

一个艺术村的野蛮生长

大芬村距深圳布吉镇三公里，被两条交叉主干道包夹着，周围挤满大量商铺、餐馆和旅舍。马路边的建筑上挂着大海报：“世界油画，中国大芬”。

绘画爱好者黄江从未料到他的一次无奈之举，改变了自己，改变了一座村庄，改变了若干喜欢画画的人的人生，更是改变了商业油画的市场生态。

现已入古稀之年的黄江是广东四会人，从小对绘画产生兴趣，他尝试多个工作后，到了香港，加入行画领域。

1987年，黄江跑到深圳罗湖区黄贝岭与人合伙开了一间工厂。此时，越来越多的香港画商出于成本考虑，开始在福建莆田和广东广州、深圳等地开办油画厂，行画产业在中国大陆落地生根。

600多平方米的工厂招揽了60多名画工，临摹各种世界名画。这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上是一家规模不小的油画工厂。不过，两年之后，周边地价飞涨，房东通知黄江月租金从两千元涨到六千多块。合伙人对工厂的控制也日益加强，他不能忍受，决定出走单干。

1989年10月，黄江租了大芬村村长洪必龙位于村口的一幢两层半小楼，这是村里当时少有的楼房，250平米，每月租金1600多元。

黄江把商品油画产业带进了这个经济落后的村庄。他组建了一个20多个人的油画工作室，画工是从广州、东莞、晋江等地招来的，不少是他过去的徒弟。

黄江从香港的贸易公司接油画订单、取样板，拿到大芬村给画工们画。那时候，商业油画刚开始在国内发展，竞争少，订单增长快。

黄江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大芬村的画工也越来越多。不少绘画爱好者和美术学院毕业生听说黄江找人画油画，陆续从全国各地赶到大芬村，这些人中包括画家刘文全、邓佳杰。

到1990年代中期，大芬村聚集了几百名画工。画笔、画布、颜料等周边配套产业陆续进村。由于画工聚集，租金便宜，散居深圳各地的部分画商不断搬进大芬村。

这时期的大芬村，粗犷有力，野蛮生长。

到1999年，大芬村出现第一家画廊。这是一个新加坡人开的，专门向聚集在这里的画工们买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来到大芬村参观、买画。几年内，大批画廊出现，业态逐渐形成。

赵小勇租了一间房子，在窗户外挂了“专画梵高”的牌子。那时候，来大芬村的客户多，画师们开始有了推广自己的意识，很多房子的窗户和围栏上都挂着广告牌，诸如“专画地中海”、“肖像画”等。客人看到感兴趣的牌子，便径直爬上楼去。现在都是微信二维码，几乎每个画师都会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公布出来，扫一下，立刻就被通过。稍微年轻的画工会问，“老板，喜欢什么样的画？”

此时，越来越多的画商、材料商和画框商聚集到大芬村，更多的画工涌入这里。商品油画开始在大芬村成为一个完整产业，这座小村庄渐渐变成了油画村。

不少原创画家开始驻扎大芬村，他们中的一些人过去已经在业内颇有名气。这个以复制名画闻名的小村庄，第一次出现了原创绘画。大芬村的部分画师们也有了自我表达的欲望，开始尝试原创。

出路在哪？

在大芬村，虽然谁也不敢说自己是高手，但如果能坚持5年以上，就算是高手了。

2005年时，世界70%的油画来自中国，中国油画的80%来自大芬。从2006年到2008年，大芬村每年的出口额达到12亿人民币。

但从2008年开始，赵小勇突然发现，订单开始骤减60%，到了2009年，没有一个订单，他这时才知道，原来全球金融危机来了。

订单的减少，在赵小勇看来这是早晚的事。更关键的是，喷绘技术的引入降低了作画成本，也拉低了大芬油画村的档次。因为喷绘一张画，只要100元不到，而手绘的一张画，至少要300元。

以复制名画出名，过去十几年，大芬村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原创作品。不过，“大芬村”三字也会让很多真正想成为原创画家的人感到有压力。一些从大芬村走出来的画家，因为害怕偏见而隐瞒身份，只说是从广东来的。这几年，人们对大芬村原创作品的印象慢慢有了改观。

大芬村目前有两百多位原创画家，有很多是从北京过来的，比如赵北。他最初迁来这里是因为对北京的艺术品市场“失望”，他觉得这里“很实在”，而北京“很疯狂”。

大芬的画工、画师，白天晚上都在画，不管他们画什么，“很勤奋，很敬业”，这种状态让赵北感到亲切。况且这里市场发达，画家的作品可以卖出去，能养活自己。在有些地方，画出来的作品只能免费送人。2006年，画商贺克均创办了大芬村唯一一家拍卖行，为这里的原创作品提供了一条出路。带有画廊功能的咖啡馆陆续出现，也让将大芬村作为旅游景点的人得到休憩的同时，能有看到原创画家作品的机会。

自从行业在2008年发生变化之后，当地政府也在鼓励大芬村油画村转型升级，一方面把市场调整到国内，另一方面则是往原创方向发展。原创可以带动行业的发展，作品之外，还可以原创的艺术衍生品，做知识产权输出。这是理想状态。

危机与变化

实际上，行画市场在2008年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迷，有些画师如今却有了转行的想法。大芬村在经历了五年的辉煌之后，失去了最大的客户群。很多画工一张订单也接不到，不得不离开大芬村，甚至扔掉画笔转行。

目前，大芬村共有1200间画廊，从业人员八千多人。2015年产值为42.9亿元人民币。

订单变少的时候，赵小勇在大芬村中心街附近开了一间小画廊，挂一些高仿梵高画，渐渐接些中高档油画订单，想借此转型升级。他运气不错，新店开张不久，一个荷兰客户在大芬村闲逛的时候，看到他的画廊，说像梵高博物馆。这个荷兰人叫赫拉德，在阿姆斯特丹梵高美术馆旁边卖纪念品和梵高油画印刷品。他对赵小勇画的梵高作品感兴趣，决定把这些油画带到荷兰去卖。赫拉德的订单比高先生的少了很多，不过，因为赵小勇已经有些名气了，找他的也不少，生意并不差。

2016年，赫拉德的订单也没了。赵小勇认为赫拉德要的产品都太便宜，赚不了钱，没意思，也不想再过一幅画重复几十张的生活。“什么事情都会腻。”年岁渐大，他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冲劲，一天画一幅两幅，就累了，第二天怎么也不想再画。

过去30年，行画在中国经历了多次更新换代。2005年以前，临摹西方古典名画是最好的生意，直到现在依然有大量的画工在临摹达芬奇、梵高等巨匠的作品。从2005年开始，装饰画兴起，符合西方当代画家审美的作品做成画册，拿到国内，被人们大量复制。如今，大规模简单复制的商品油画市场越来越狭窄，一些嗅觉灵敏的人开始寻求创新模式。

“整个环境的变化，会让传统的行画行业不断萎缩，尽管它不会消失。毕竟有价格优势，而且市场培育了这么多年，依然有一些固定的客户。但只是简单地复制，缺乏创新，跟不上家居软装的需求。”欧阳俊明说。他在大芬村有过一家画廊，如今在村子外围开办了一家工厂，主要生产创意装饰画，根据软装市场的风向，设计一些创意软装产品，把原创与家装市场结合，材料除了传统绘画的那些，也包括纺织物、石头、玻璃、铜片等等。

大芬村画商龙腾飞几年前也开始了类似的转型。他在大芬村附近的南岭开设总面积一万平米的创意工厂，开始做介于收藏和低端市场之间的创意装饰画。与传统的行画不同，这些画作不再只是用颜料和画布，在色彩、材质等方面都有变化。“比如，我拿一把沙子，撒在上面，好看就行。”龙腾飞介绍。龙腾飞被很多人视为大芬村转型最成功的画商之一。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龙腾飞这样的经济实力，很多人的转型相对简单些，是从低档行画转向更加精致的中高档行画。更多的人不知道怎么改变，依然在重复着过去简单直接的复制。为了生存，没订单只能压价，以廉价争夺订单。“在广交会上明码标价。有人标200元一平米，就会有人标150元，抢夺客户，形成恶性竞争。这样一搞，赚不到钱，而且质量也下降了，市场也坏了。”龙腾飞介绍。大芬油画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罗孝逵认为，市场无秩序，没人来管理，只会伤害这个行业。

大芬油画村创始人黄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