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共、日之间博弈（1935—1945）

王奇生

本文的资料来源，中共方面主要是《毛泽东年谱》；国民党中央方面主要来自蒋介石日记；阎锡山方面主要参考《徐永昌日记》。徐永昌自1931年秋至抗战爆发前担任山西省主席，当时阎锡山是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下辖山西、绥远两省，徐称得上是山西的二号人物。抗战爆发后不久，徐转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但与山西各方人物仍有密切交往，故其日记有大量阎锡山与山西省政内情的翔实记录。相比之下，阎锡山本人没有留下类似的日记。徐永昌所记，虽然难免有立场局限，但亦有冷眼旁观的优势，是研究阎锡山的重要史料，值得重视。

1935年，阎锡山面临两大变局：一是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二是日本加紧推进华北“自治”步伐。两者均对他构成巨大威胁。除此之外，阎还面临国民党中央谋求“统一”的压力。阎必须在日本、中共和国民党中央的“夹缝”中求生存。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在山西的处境最为艰难。

一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与山西仅一河（黄河）之隔。在徐永昌看来，阎对共产党既恐惧，又不切实防范。阎认为民众绝对“倾向共党而不向官方”，防共的效果甚微；对于南京中央要求他“协剿陕北匪”，他以为不是自己的事，最后只答应出兵一旅。徐永昌对此感慨道：“（对陕北共匪）中央不甚着力固有其相当理由，独阎先生对之，时紧张，时推委（诿），论到匪之可虑，比任何人都觉吃急，论到防剿又比任何人都以为无法。此真令人难解而难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