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一篇题为《幼升小的牛娃怕不是爱因斯坦转世》的文章在朋友圈中广为流传。因为一场8000人只能录取60人的幼升小选拔,新一阶“牛娃”隆重登场:
“懂得核反应堆”“学微积分”;“继承了复旦硕士老妈的语言能力,三个半月我开口说话,一岁熟练表达意愿,旅途中还会主动和美国的游客用英语聊美杜莎和居里”;“拥有清华博士老爸强大的数学基因,中班时就能进行百以内的混合运算,也知道小数、分数和负数”;“托班的时候就学会了时间管理,懂得核反应堆、碱基配对以及RNA转录,和爸爸一起听微积分学会了函数和极限,平时喜欢的游戏是编程,会用Swift语言编写代码……”
对于这样的幼儿园孩子,整个国度都必须要沸腾一次啊。这样的孩子还有必要上什么小学吗?必须直接去到科大少年班序列才可以啊。这些明显超纲的简历,完美呈现了这一届中产父母的焦虑指数已经逼近崩盘边缘。
如果说,五道杠少年的出现,让我们看到成人世界的文件崇拜和权力追逐;那么,“牛娃”简历的一再升级,则是凸显了这一届中产的生存压力和局促应对。
还记得那个跳楼的中兴程序员吗?42岁,留下了年迈的父母、一对幼儿、一堆房贷。他的死,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个隐喻。70后80后们曾经相信,努力学习、取得一纸文凭,然后找到一份工作,就是成功的人生。事实上,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回忆往昔,往往以一张文凭的取得作为自己命运的转折点。因为这纸文凭的存在,他们顺理成章地参与了改革开放的红利分配,成为既得利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