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一意孤行16载

王珍一

李杨将自己变成了一把插中社会阴暗面的利刃。他以电影为剑，褒贬正邪，快意恩仇，像极了他喜欢的金庸武侠世界里的大侠。

他赞赏柏杨先生所说“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并以此为人生座右铭，在现实世界中以实际行动映照此语。他有过犹豫、有过彷徨、有过痛苦，但最终还是砥砺前行。16年的时间里，他排除万难，拍出了中国电影史上三部批判现实主义力作《盲井》《盲山》《盲·道》，这使他收获了荣誉也深陷争议。

他并不喜欢外界赋予他的各类伟光正的荣誉，亦不喜外界指责他“拍中国的阴暗面讨好西方”的说法。

实际上李杨的电影是向善的，他自称老派的爱国者，通过揭露和批判当今社会中的某些阴暗面和人性中丑陋、贪婪、自私、凶残的一面，来彰显人性中的善良和仁爱的光芒以及社会中光明温暖的一面。他以诗人顾城的一句诗形容自己的 初心：“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视而不见谓之盲”这是16年来李杨经常说的话，所谓“盲”，是盲在心，是内心对良知、对生命的视而不见、见而不救。李杨深知自己对很多人很多事的无力，但这不代表自己可以无作为。既然已经看到了现状，那就将他拍出来，用电影这种形式尽量真实地把这一阶段中国的现实和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反映出来，记录下这个时代的故事。李杨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电影里的这些群体并尽量改善他们的生活。

这是一条艰难的路，李杨选择了一意孤行，这一走便是16年。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爱国者

《盲井》拍摄于2002年元旦，讲述了两个生活在矿区的闲人靠害人赚钱的故事。在这之前李杨已经准备了18年，他在德国求学，拍纪录片，跟随黄建新做选角副导演，一直在等待可以独立拍摄一部电影长片的机会。

李杨还是等来了属于他的机会。从德国回来后为了找一部合适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没事了他就骑一辆自行车去朝阳区图书馆看书，始终找不到适合拍成低成本电影的小说，直到大学同学胡小叶给他推荐了刘庆邦描写煤矿工人生活的小说《神木》。李杨一口气读完，觉得小说里对人性的善与恶，纠结与挣扎，对金钱与道德、邪恶与善良的描写非常深刻也是自己想通过电影表达的东西。

李杨迅速约了刘庆邦，表达了想买下《神木》 影视改编权的想法。刘庆邦却表达了担忧，原来在这之前刘庆邦通过朋友将《神木》推荐给几位第五代大导演，可他们并没有兴趣，因为小说写的是最底层的煤矿工人，里面没有女主角，场景不在城市里，拉不到赞助，无法植入广告，他们都认为这是一部好小说，但拍成电影肯定不赚钱。李杨却并不在乎这些，他告诉刘庆邦自己虽然名不见经传，但会用全部积蓄拍这部片子并向刘庆邦承诺“如果我五年内不拍，版权就还给你”。当天，李杨签下了《神木》的影视改编权。

买下改编权的第二天，李杨全身心投入剧本改编中，很快李杨发现改编后的剧本生活气息不浓，人物不鲜活，剧中人物和情节缺少真实的鲜活的细节和味道。为了更贴近煤矿工人的真实生活，李杨开始去煤矿做采访，深入调查煤矿工人的生存现状，他的足迹遍布河北、宁夏、山西、陕西。煤矿工人的真实生活深深触动了李杨，他们每天下井挖煤，干完活上来后就是吃饭、喝酒、睡觉，这样的日复一日，月底发了工资就到城里把钱寄回家，然后喝酒找妓女鬼混。有一位矿工曾对李杨说：“我们就是一块肉，是几块石头夹着的一块肉。”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李杨，这让李杨意识到：他们不把自己当成一个生命。李杨问他们在煤矿工作如此艰苦和危险，为何还要在这里干活，他们告诉他因为挖煤赚得钱比其他工作多，他们拼命赚钱就是为了让家里人能住上砖房，过上好日子，让孩子上大学，摆脱贫困，摆脱当农民的命运。

回到北京后，李杨的思想发生了改变，“我觉得自己除了要实现电影梦之外，还肩负起了一种责任和义务”。拍《盲井》已经不再是义务而是必须要拍出来。李杨并不想用电影去贩卖黑暗、落后和苦难，“我想要表现人的生活，人们的欲望和烦恼，人性的善与恶、纠结与挣扎、多面与复杂。”

李杨以最快的速度组建了团队，王双宝、李易祥以及当时年仅17岁的王宝强担任主要角色。2001年12月28日，一群人二十几辆车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前往拍摄地蔚县，那天李杨眼里噙满泪水，默默祈祷上苍，保佑拍摄顺利。

现实却是事与愿违。李杨一直对拍摄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视，因此选择的拍摄点离逃生通道近，配有专门的安全员，还有瓦斯表随时监测瓦斯的浓度，一想到关系到几十条生命的安全问题，李杨便提心吊胆，唯恐出问题，因此他们在宾馆反复排练，以缩短在井下的拍摄时间。然而危险还是来了，有一次在井下拍戏，一块大锅盖一般大小的煤掉了下来，砸在了剧组人旁边，全组人都惊呆了，摘了安全帽的人吓得赶紧将安全帽戴上。

与危险伴随的是人祸，《盲井》拍摄到一半的时候，制片主任和生活制片带着钱跑了，并且带走了很多人和剧组的器材，让剧组陷入瘫痪。李杨很生气，但他一直告诫自己灾难已经发生，愤怒没有用，怨天尤人也无济于事，迅速恢复拍摄才行。李杨抵押了房产，要回了器材，找来了老朋友高华帮忙做制片主任，并在刘庆邦的帮助下在河南义马找到了一个新的拍摄地。这次人祸使得剧组停机造成拍摄预算严重超标，即使如此，李杨也不愿意在选景上凑合，在艺术上妥协。

35天的艰苦拍摄最终还是结束了，当晚的关机饭桌上李杨深深地向所有人鞠了三躬，干了三杯酒，讲话的时候非常激动，泪水一个劲地往外涌。第二天清晨，李杨六点钟醒来，意识到自己迟到了，李杨立马穿衣服出门，待走到门口，李杨才意识到电影已经杀青。李杨坐在床边，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

在《盲井》的后期制作階段，依旧缺钱，李杨向弟弟借了钱。后来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朋友李俊刷了信用卡支援李杨。李杨深知自己在中国没有拍摄许可证，电影在中国肯定放映不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参加国际电影节，在国外销售。李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将《盲井》交给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选片委员会，希望能将影片卖出去还清欠款而不是得奖。因为没钱打广告，李杨和录音指导王彧就在电影节主会场的必经之路两旁的树上贴海报，希望能够吸引人的注意。

当《盲井》在电影节放映的时候，李杨百感交集，喜极而泣，泪流满面的跑出电影院，这一天李杨第一次看到《盲井》的完成片，在这之前电影最后做成什么样子，在大银幕上画面和声音怎样李杨完全不知道。

当得知自己获奖的那一刻，李杨哭了，走上舞台，李杨微微的发抖，一刹那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该说什么。《盲井》获得了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历史上这个奖项已经缺席了18年，它等来了李杨和《盲井》。紧接着《盲井》在第2届美国纽约崔贝卡电影节获得最佳故事片奖；2003年荷兰海岸电影节获得最佳影片和文学大奖等三十余个国际奖项。在法国《电影》杂志评出的2003年全球十佳影片中，《盲井》排名第二。

《盲井》引起了争议，有人批评李杨拍摄《盲井》是在抹黑中国，是在“拿中国的阴暗面讨好西方”，李杨并不认可这样的评价，对于李杨而言最初拍摄《盲井》就是希望通过故事来揭露和批判人性中的黑暗，彰显人性中的光芒。“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爱国者。我希望这个国家好，希望这个社会好，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公正、更安全、更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有爱心，更真诚，而不是尔虞我诈，为了金钱谋财害命。”

现实却是骨感的，回国后因为违规参加电影节，李杨被禁拍电影三年。可李杨并没有放弃，他用拳王阿里的话激励自己，“不要轻言放弃，所有的苦难，都是为了让你在将来成为王者。”

2006年，李杨开始拍摄《盲山》，他将镜头对向了被拐妇女这一苦难群体，经过重重困难并得以2007年在广州、北京、西安、郑州等地上映。对于李杨而言，如果国内有人因为这个故事，关注到电影中展现的群体，展现的问题，那注视的目光本身就是胜利。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爱的事业

让李杨没有想到的是，“盲系列”三部曲最后一部《盲·道》从创作到上映花去了10年时间，并让他深陷争议中。

2006年，李杨看到《南方周末》一篇关于流浪儿童街头犯罪的报道后特别震撼。这些流落街头的孩子陷入犯罪、坐牢、释放、再犯罪的恶性循环。李杨觉得应该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他跟着记者去采访，辗转北京、贵阳、西安，孩子们的悲惨生活深深刺痛着李杨，很快他就写了一个剧本叫《盲流》。但是这个剧本在电影局立项时没通过。李杨就先拍了《盲山》。但李杨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些流浪儿童：“我对这些孩子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承诺，而不是给别人。”后来李杨选择了更加温和的《盲·道》，聚焦底层乞讨儿童，讲述一个落魄摇滚大叔与流浪失明女童的冒险与救赎的故事。在这背后一个可怕的事实是据民政部估计，全国流浪乞讨儿童数量在100万-150万左右。在一些乡村地区，买卖儿童几近市场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地下黑色利益链。

2014年李杨的母亲突然脑梗，抢救过来后还是瘫痪在床。这一年，李杨55岁，他觉得人生无常，到岁数了，想做的事一定加快去做。原来还想再等别人投资，他决定不等了。当年9月，李杨建好剧组准备开拍，但被意外的事耽搁了。等12月份再开机的时候，剧组都散了。“稍微好点的演员要么要价太高，要么没档期。很多演员直接说就想赚钱。”无奈，李杨干脆自己出演男主角，一人身兼导演、编剧、主演、美术、剪辑数职。雪上加霜的是，拍着拍着，合作的投资人撤了。李杨没告诉剧组，他再一次默默地抵押了房子，高息贷款。后期制作发行的费用全亏了一位叫苏同的企业家。李杨记得，对方抽空看过片子后，只说了两个字，“支持。”

从2014年12月到2015年1月，《盲·道》拍了三十多天。李杨没有想到从拍完到上映花去了近3年的时间，当时的他以为审查20天，当年就可以上映。结果审查了1年20天。这段时间李杨非常焦虑，因为修改一次不行，再修改一次还是不行，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在等待审查结果期间，他不想浪费时间，他回顾了自己的电影之路，写了一本自述《一意孤行》。现在的李杨还记得《盲·道》审查通过那天的心情：如释重负。《盲·道》也成为“盲系列”三部曲里唯一得以全国上映的电影。

对于《盲井》《盲山》未能全国上映，李杨一直有遗憾。当初的《盲井》在全世界获得了很多奖，在中国却没有获得什么关注。“在这个地方，你这个电影是不存在的。我一直在问我拍电影是为什么，我的电影更想让中国的观众看到。我的根在这儿。”所以，他下定决心，他做的电影一定要在中国上映。另一方面因为有投资人投钱，李杨也想给投资人一个交代，“做人不能没有交代。”

为了能上映，李杨做了很多妥协。《盲·道》从最初的136分钟删到了120多分鐘，再到现在的110分钟。很多被审查人员觉得有“隐喻”的镜头全部都被剪掉了。

2018年2月2日，《盲·道》公映后的第一场见面会在北京亦庄举行，为何选择2月2日，因为李杨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二的导演”。后来路演时，已经成长为一线明星的王宝强说“没有李杨导演的《盲井》，就没有现在的王宝强。”在成都路演时，好友樊建川潸然泪下，说十几年前我劝李杨不要这么做，但他还在坚守，初心不改。好友洪晃以及一众老朋友为《盲·道》鼓与呼。

电影上映后，在世俗意义上李杨被很多人认为“失败”了。很多人感叹他的作品少了尖锐，多了温情。指责他已不是当初的李杨，还有人指出种种缺点，男主角的表演不到位，片子有的地方衔接得不好。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配音的问题，很多人觉得配音突兀。李杨回忆那时为了节约成本，片子先送审再配音，但是反反复复的审查修改竟然长达一年。等到正式配音的时候，演员们已经很难再融入到当时的情景中，语言的情感传递变得比较生疏。在这背后的困境却是李杨已经没有了不停修改配音的资金。其次是剧情的断裂感。最典型的就是赵亮在超市给晶晶买食物，镜头已经暗示有人怀疑他是小偷。然而影片却没有下文，直接过渡到赵亮成功偷出食物。但其实是因为这里被审查删除了一段重要情节，赵亮实际上是被超市抓住了，但是他的衣服里有暗袋，所以留了一些带出来。这些关键镜头的被迫删除，导致了电影叙事节奏和情节串联的支离破碎。

因为妥协，这部电影没有达到李杨心中的10分，但能够上映让观众关注到流浪儿童，李杨觉得值了。但李杨还是“受伤”了，他在微博上给关心他的影迷写了一封道歉信。

与口碑相比，更残酷的是电影市场的变化。李杨一直不理解为何在网络售票平台有数十万人想看《盲·道》，这些平台却连预售也不开放。上映两天内《盲·道》的排片占比仅有可以忽略不计的0.2%，在某些省会城市，这部片子没有一场排片。即便有排片，也多半是上午场或凌晨场。甚至有人找到李杨对他说你给我钱我可以给你卖排片。李杨第一次意识到排片都可以卖，竟然变成了一个产业。但李杨拒绝了对方，一来是因为没钱，二来李杨力求真实，他知道真正愿意买票看的观众都是对此有兴趣的人，他不愿意弄虚作假。

李杨承认《盲·道》是一步步妥协的结果，“《盲山》那时候还可以有两个结局，现在我不能干这事。这个时候作品不重要了，再伟大的作品都有遗憾，电影就是遗憾的艺术，但是做人一定要厚道，你不能坑那些关键时刻帮你的人。”“我能理解一些观众对我的失望，他们希望我能拍出中国版《熔炉》”，但在李杨看来，《盲·道》能够公映已是胜利。

为了《盲·道》折腾10年，李杨所追求的依旧很简单“我希望通过这个电影，唤醒大家关注盲人、关注流浪儿童、关注这些弱势群体、残疾人。希望我们国家这些残疾的儿童和乞讨者能越来越少，能引起更多的观众，更多的人能关注他们，伸出一些援手，让我们国家变得越来越好。”

如今《盲·道》已经上映结束，所有好与坏都变成历史的尘埃。虽然有遗憾，但李杨并不后悔，“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这个时代，说起来拍这部电影我很自私，为我自己拍的，为我一个承诺，当时我内心觉得应该呼吁这个社会，帮助这个社会，让大家真正了解这些孩子的真相。”

在李杨的价值观里他觉得人一辈子不能光吃喝睡，要活出生活的意义，不仅要自己好，也要回馈一下社会。“不想浑浑噩噩过一辈子，就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于外界评价他的电影是中国电影的非主流，李杨并不认可。李楊始终认为自己的电影传递的是主流价值观，“批判就是弘扬美和善，如果对一个社会不好的方面进行批判是非主流的话，那我不知道社会的主流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是主旋律，应该是人类的主旋律。”

16年，一意孤行，李杨实现了自己的电影梦，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关爱。即使如今年近六十，他依旧快意恩仇，嫉恶如仇，他说自己还年轻，一切才刚刚开始。当本刊记者问他16年里是否有过后悔的时刻，他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爱的事业，无怨无悔。”他的回答铿锵有力。（《艺术世界》主编郑朝辉、屈可心、张帆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