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时期新文化看新时代的文化自信

任建东 苏泳睿

摘 要：在新时代的今天，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自信具有非凡的的精神引领功能和价值观塑造力量，引导人们更好地进行社会实践。而文化自信是一脉相承的，新时代文化自信是五四时期新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本文试图论述五四新文化的特点和新时代文化自信的体现，从五四时期新文化的视角下分析新时代文化自信的近代渊源，并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论述二者之间的联系，分析前者对于后者的积极影响，注明在新时代背景下文化自信的体现和警示意义。

关键词：五四时期；新文化；新时代；文化自信；意义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1.048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8）01-0141-05

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出现是我国近代史发展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是近代中国人思想觉醒的开始，是社会变革的初端。这一股文化引领的潮流更是拉开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的新帷幕。从文化角度来说，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出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勇于打破传统封建文化束缚的成功实践，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新时代；从思想角度来说，特别是五四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为新中国地建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美满幸福生活的出现奠定了正确的思想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对于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反思与理解，追寻五四时期新文化对于中国的社会变革、民族振兴和民族文化新复兴所带来无可比拟的划时代意义；特别对于新时代文化自信地体现更是有继承和发展之意。综上所述，从五四时期新文化看新时代文化自信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新时代文化自信内涵，更有指导性地进行文化实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强文化自信，奠定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从而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对党的十九大提出所提出的新目标、新任务、新征程充满信心和决心。

一、对于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反思

1.中西文化的第一次交融激发了人们深层次思考

中国自古以来便以“天朝上国”而居之，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并非没有根据，古代中国的强盛与繁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无可匹敌的存在，那时的中国不仅是经济的繁荣，更是综合国力的强盛，其中厚重的文化底蕴更是综合国力强大的突出体现。时代在变化发展，社会也在进步。当中国还在沉浸在自我虚荣的“文化自信”里时，实际上在全方面已被西方各国超越，中国紧锁千年的大门被迫打开，国破山河碎，民族存亡岌岌可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便展现出来，博大精深，渊源流传，在存亡之际定有志之士，挺身而出。

自古以来封建王朝选良举贤多为八股取士，人们为了考取功名便不断地学习八股文，模仿八股范式文章，这样的确能将一些传统文化在极大程度上保留下来，但弊端却更加明显，人们主体性地丧失，不允许个体去思考、去求知；总而言之，将思想牢牢地束缚保证了封建统治者的政权，却与世界脱轨，阻碍社会发展，落后就要挨打的命运不可避免。然而西方文化的传入，并不能被全部中国人所接受；率先被“唤醒”的中国人先站了出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将西方的白话文、民主与科学思想、自由和人权等主张以一种中国人能够接受的形式进行再加工，给当时麻木已久的中国人猛然一击，这是一种文化启蒙更是一种思想唤醒。这一点对于当时中国人来说，是久旱后的甘露，激发了人们深层次的思考，很大程度上解开了人们思想囚笼的束缚，为后来推动社会转型埋下了坚实的伏笔。

2.推动旧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在五四时期之前，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洋务派的革新，都没有一个成型的思想体系进行引导和构建，忽视了人民的力量，没有认识到“自上而下”的革新只是一场闹剧而已，只有充分调动人民的力量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五四时期的先行者们，便敏锐的发现了这一问题，如何调动人民的主观能动性，获得大众的支持——文化运动便孕育而生。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文化是大众的，只要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正能量积极引导性的文化便是好文化。而文化的力量便体现在文化能够引导人去建构一个更为合理、客观、正确的世界观体系；同时更容易让大众接受，因为文化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贴近生活的。也正是因此，文化具有这种软式推动力，加之文化特有的舆论导向性，在优秀文化作品引导下，倡导人们向往自由、民主、独立，引导人们发现社会的弊病所在，唤醒人们的良知和民族危机感，呼吁人们敢于奉献勇于担当，为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完整奋起反抗。

在思想极度匮乏的时代，五四一代人所创造的五四文化是社会转型中所最为迫切需要的精神文化引领，也正是在五四文化运动引领下，中国的有志者慢慢找到了希望的曙光，并沿着这道光明寻找前行的路。“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有因有果，也正是这一对原因和结果，推动了旧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走上了漫漫的复兴之路。

这些便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带给当时社会和大众的力量引导，事实也证明了正是有这样的一場文化运动，才彻底的推动了旧中国社会的转型。

3.中国式的“实践理性批判者”出现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誉满全球，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却涌现了一群“实践理性批判者”。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实践理性指的是实践主体的意志，对于实践理性的批判则是考察那规定道德行为的“意志”的本质以及它们遵循的原则[1]”。而中国式的“实践理性批判”者，则是指通过实践活动客观合理地去批判社会腐朽并去唤醒那些在麻木沉沦中不断徘徊迷失的中国人，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和文化巨匠。

诸如：鲁迅、胡适、朱自清、曹禺、郁达夫、老舍、闻一多、茅盾、林徽因等等，还有他们笔下那一个个可悲又可叹的人物，无不让人记忆深刻，回味良久。这些中国式的“实践理性批判”者，通过他们的笔杆子，塑造出的人物、场景，引领了社会潮流，引导了舆论走向，唤醒了人们残存的理智和良知，若是没有这些“实践理性批判者”的出现和引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复兴进程还不知需要迟缓到何时才能看到新的希望。

二、五四时期新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新复兴

自五四时期新文化兴起，中国文化的格局和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文化重新焕发了新活力，可以说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出现与发展拉开了民族文化新复兴的序幕。之所以五四时期新文化能够称为民族文化的新复兴，源于五四时期新文化所具有的独特之处：西学的引进和五四文化运动的科学性、大众性和民族性；直接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变革，奠定了新复兴的基础。

1.西学引进与民族文化的交融

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出现是西方先进学说和先进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的产物。但其关键在于西学的引进；西学的引进极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文化的模式与根源；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之一，在五四时期新文化中被进行了全方位批判，其批判根源便是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的基础如果不予以辩证思考、批判就无法彻底消除封建统治根基与封建势力的残存。当然我们需要辩证的看待这一问题，不可一味批判，需要发现其积极之意更需明确其局限之处；然而在五四时期新文化中对于“批判”这一问题的力度有了合理把握，五四时期新文化对于儒学的批判主要焦点在于：儒学所维护纲常明教的思想，被封建统治阶层所控制，称作中国的“最高真理”神话论断，不允许人们有任何防抗想法与质疑。这种死板、固执、封建的形式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所以要进行批判，但这种批判并不是对所有儒学经典的批判，正如李大钊同志所说：“余之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之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象的权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2]”。五四新文化在度上的把握要优于以往的文化革命，从而间接地为民族文化的新复兴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西学的这种批判精神在五四时期以前的中国，并未成为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之前的“中式批判”无法超脱于社会制度的束缚和大文化背景的禁锢；因此，西学的引进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作用还是十分明显。

尤其是科学与民主思想的传入，丰富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使民族文化的内容和类型更加多样、科学。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不断向前的，文化进步能够推动整个社会发展，文化滞后也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通过西学地引进，科学知识和自由思想第一次相对全面的出现在中国大地之上。知识文化种类和内容的增多使中华文化更加具有科学性、民主性、自由性，更加具有人文关怀，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作用；五四时期新文化的产生并不是将西方文化没有任何区别的硬套进中国文化之中，而是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为中国人民所能够接受的新文化形式，减缓了新文化新思想的冲击，却又效果显著的达到了推动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目的和任务，是民族文化新复兴的真实写照。

2.一场具有科学性、大众性和民族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3]。这一论断的提出也直接证明了五四时期新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新复兴。

五四新文化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近代科技革命的影响，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先进文化的影响，使文化内容和作品都在反映着自由、民主的主题，更加贴近实际，给人以正确的引导；同时这种科学性更是体现在不断地批判与讨论之中；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中，更多的声音便是批判的呐喊，虽然某些“中国式的实践理性批判者”的论断没有完全贴合实际甚至言过其实，但多数情况是用一种客观和科学合理的方式予以批判，也是通过新文化的出现科学与民主深入人心。

五四新文化的大众性和民族性，最为显著的表现是被中国人民所认可，并在极短的时间里形成了一股文化革命的风暴。这样分析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体系牢牢束缚着人类思维，麻木不仁便是中国人最贴切的代名词，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只有被大众所能认可、接受并且喜爱的文化才能够激发人们冲出束缚得到思想和自身的解放与发展。

第二，这种文化之所以被大众所能够喜闻乐见，很大一部原因是因为，五四时期新文化带有浓重的民族色彩和进步思想；如果没有浓重的民族色彩，很难被思想局限千年之久的中国人所接受，如果没有进步色彩，不会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就难以生存下去。

所以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是一场科学性、大众性和民族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民族文化新复兴的起点。从这时开始无论是文字，还是文化体系，文化类型等等给发面都开始了复苏、转型，为后来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甚至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乃至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来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时代文化自信是五四时期新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文化自信需要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密不可分。通过上文的分析，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出现具有时代特殊性，拥有时代独有的局限性，五四时期新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明显的差别。新文化的出现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来看，可以說是旧中国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缘由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所讲，新事物的产生代表着旧事物的灭亡，事物都是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之中；可新事物的产生代表着旧事物已然到了急需革新的边缘；五四新文化的出现正是这一发展规律地显著体现，新文化的出现是旧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马上革新的最鲜明特征，更是在五四时代文化不自信的直接体现。

第二，旧中国文化的不自信还体现在，如若自信五四新文化便不会给广大群众、社会、民族、国家带来如此重大的意义和反响，特别是五四后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如此迅速并且一直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向独立与解放，富强与幸福，进行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马克思主义如此伟大的原因：客观的讲，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先进性和无数马克思主义者的传播，这二者的有机结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符合五四时代的中国人民切实需求，文化极度匮乏、思想极度缺失。正是因此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出现也是文化自信复兴之路的开始。

五四时期新文化同时也具有明显的问题，例如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是近代的“百家争鸣，百家齐放”，而西学引入也未加以客观辩证的区分，这也就导致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大多有一些偏激情绪，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倾向，也就是浓重的西方形而上学的特点，这一看法一直影响到后来，当然这一问题地出现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中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和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中深根发芽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情况下，使得新时代文化自信在对前者的批判继承中得到了发展与体现。五四时期新文化与新时代文化自信二者之间是一脉相连，遵从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五四时期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为新时代文化自信打下了良好的基石，甚至可以说新时代文化自信是五四时期新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五四时期新文化对于新时代文化的发展来说也是一面“正衣”镜，能够起到警示的作用。

五四时期新文化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发展，经历长久地实践检验，进入新时代后日渐成熟，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党中央提出的“四个自信”，其中文化自信被放在國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重要位置，在新时代的发展中对于文化的要求与重视程度提出了全新的标准。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这一点跟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密不可分，近些年来我国各个领域综合协调发展成果卓著，综合国力显著阶段式提升，在综合国力提升的同时会极大地促进文化自信的培养，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心。所以，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同时更有着发展与进步，我们在看待新时代文化自信时，不应将它与五四时期新文化割裂开来，应保持一种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二者之间的联系。

五四时期新文化为新时代文化自信筑基。总览五四时期新文化的特点，主要为文化形式的历史性改变，打破了几千年亘古不变的传统文言文记述表达形式，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这种改变是根本性、彻底性的变化，继而不断地衍化和发展才有了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基础。我们今天所接受的文化形式，在其形成和改变之初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与担当，没有五四时期新文化的革新式发展，就不会有今天的新时代文化自信；事物的发展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量变积累到一定水平时，把握住关键节点，解决好主要矛盾是达到质变的根本保证和前提。所以五四时期新文化为新时代文化自信打下了坚实理论性基础。这种坚实的理论基础体现在五四后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在五四时期有众多的文化思想学派的出现，但大多只是蜻蜓点水、昙花一现而已，唯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被大众所认可并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在中国立足扎根，成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发展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为何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站稳脚跟？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一，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历史的舞台是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且在此时的工人阶级无论从规模还是组成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发展，是一支较为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这跟资本主义在中国较大城市的发展密不可分，工人阶级作为无产者，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下，势必会争取自由、平等、民主的权利，而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为其带来先进的理论指导。

第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可以直观地反映：“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3]”正式在这样的一种国际环境背景下，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发现了希望，寻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于是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的大力宣传发展之下，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成为了坚定地马克思主义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做好了精神思想准备。

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是五四时期新文化的突出思想文化成果；也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传播，让五四新文化更加具有客观性、辩证性、发展性；提升了整个五四新文化体系的层次和水平，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建立夯实了理论基础，打开了全新的思想文局面。

新时代文化自信是五四时期新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五四时期新文化推动了古老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延续的过程，而在发展的过程之中可能会面临许多的困难，需要在摸索中前行，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学习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成果，对其进行研究和深入探讨，五四时期新文化经历了时光的磨砺和实践的检验依然充满着丰富的精神内涵，指引人们更好进行实践。足以证明，五四时期新文化的重要价值所在，对于人们思想价值观的构建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这种思想价值观构建的引导作用，在今天最鲜明的表现便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地构建与提出。如爱国、民主、平等、自由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都是由五四时期新文化的主要内涵所演变发展而来的，五四新文化主要核心内容便是第一次以文化的形式呼吁唤醒人们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追求自由平等的独立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作为五四新文化核心内容的继承和发展，结合新时代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总结归纳和拓展创新，符合目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的需求，但其主要内容还是从五四时期新文化核心内容的基础之上发展继承得出的结论。

五四时期新文化对于新时代文化发展的警示。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另一特点在上文中已经详细表述过，中西文化的合璧。而对于新时代的今天，经济全球化，国家间的联系愈加紧密，文化交流多样化，文化交融趋势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新时代的我们能否做到和五四时期的先贤一样去粗取精，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借鉴其他国家文化的优势之处结合我国自身文化底蕴，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新时代文化；不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一味盲目地追求所谓的“时髦”，而对本土文化的遗忘。新时代也需要像五四时期那样的实践理性批判者的存在，社会的发展是由人通过实践来实现的，人的主体性作用是巨大的，实践理性批判者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时代思想的先锋，改革发展的排头兵其作用不言而喻，一个正能量榜样的力量对于社会其他群众的影响是具有非比寻常的影响力，所以对于新时代的文化自信来讲，需要新时代的实践理性批判者的存在。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而青年之兴，青年之强便正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应继承五四风采，去改造自己，去回馈社会，做新时代的青年人。在继承的基础之上我们还要坚定文化自信的理念，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這一重要讲话精神，把握好增强文化自信的着力点，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大文化”，不断提升国民文化意识、提升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质，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4]。所以，对于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把握和理解要建立在对于五四时期新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之上；“文化自信实质上是人民对文化积极的评价。现实生活中，人民是文化自信的主体。人民只有理性地发挥主体性，保持敏锐的文化理解力和鉴别力，才能确保文化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实践的正确性”[5]。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6]。“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强调坚持人民性，切实维护人民利益”[7]特别是新时代新青年对于文化自信的把握应更加精准快捷，能够更快地理解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深层内涵以及社会意义，在加强自身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和理论道德修养的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新青年的优秀之处，将五四新文化中的革新精神和探索精神与新时代文化自信相联系，更好地实现文化自信，培养大众的文化自信心，拥有文化自觉，利用文化因素来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步，塑造有涵养、知礼节、敢担当，能奋斗的新时代青年，对新任务、新征程、新目标充满信心，不断前行。

参考文献

[1]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N].甲寅，1917.

[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黄莉.大力弘扬“三大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着力点[N].人民网.2016-9-19（7）.

[5] 周银珍.习近平总书记文化自信及其当代意义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82-87.

[6]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1）.

[7] 廖灵丹.刘爱莲.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对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三维启示[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7（8）：101.

[责任编辑：庞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