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联合国秘书长选举“立规矩”始末

从秘鲁的德奎利亚尔到埃及的加利、加纳的安南、韩国的潘基文，再到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人选一般在各大洲间轮流出人担任。世界各大洲都有份，而且一般不超过两届。鲜为人知的是，这一“规矩”是中国人创立的，它源于1981年联合国秘书长选举……

曾长期由西方小国占据

从联合国成立直到1981年，共产生过4位秘书长。他们是挪威的赖伊、瑞典的哈马舍尔德、缅甸的吴丹、奥地利的瓦尔德海姆。其中，缅甸的吴丹是因哈马舍尔德飞机失事身亡，以副秘书长资格先任代理秘书长而后转正的。由此可见，秘书长这个职位，长期以来一直由西方发达的小国占据着。35年间，他们占了24年，4任人选中，他们占了3个。

1981年，已担任两届秘书长的奥地利常驻联合国大使瓦尔德海姆宣布竞选连任秘书长。这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一职务不应老是由欧洲人担任，并推荐时任坦桑尼亚外交部长的德·萨利姆竞选联合国秘书长。萨利姆是非洲统一组织推荐的候选人，他是一位年轻而有才干的非洲政治家，在非洲国家中威信很高，而且对中国十分友好。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时候，当年的萨利姆高兴得在会场带头跳舞。

中国临时更改投票策略

1981年第五任联合国秘书长竞选期日益临近，我们是不是应该援引过去的惯例，对发达国家竞选人先投两次反对票，再转而投赞成票？

对此，我（注：本文作者凌青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考虑了很久，下不了决心。但在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中，中国必须及时表态，没有时间拖，而中国的一票又很有分量，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看着中国怎样做。

经过反复衡量，我逐渐形成了一些想法：竞选人之一的萨利姆是中国的老朋友，又是非洲政界重要人物。他此次出来竞选不仅代表他个人，而是受到非洲统一组织的支持，代表整个非洲。毛泽东曾经说过，是非洲国家把我们送进联合国的，如果中国只支持两次就转向，显得我们只是想敷衍一下非洲国家，态度不够真诚，不够朋友。再说，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已连续三届为西方发达国家占有，而发展中国家屡屡竞选失败，这既不合理，也不公平。中国是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發展中国家，如不站出来说话，恐怕也不得人心。

当时，正是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在进行紧张谈判的时候，而谈判进展并不顺利，我们甚至准备在必要时，将大使馆级别重新降格到联络处，因此，这时同美国闹点矛盾，似乎也并无不可。

基于以上认识，我大胆设想：此次似乎可以反对到底，至少逼出第三人来竞选，而此人一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这就很有利。我把自己的想法在代表团党委会上提出，有些同志有点迟疑，但没有反对。我就给外交部写了报告，后来外交部终于批准了，还具体指示对各个竞选人应当如何投票。事后，听说邓小平也有“一否到底”的指示。这样，中国的投票态度就定下来。

中美“角力”势均力敌

西方媒体就纷纷预测，瓦尔德海姆会得胜，因为他得到美国和苏联的坚决支持。但是，中国方面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历史的惯例已不适合今天的形势了。第三世界国家再也不能容忍美苏操纵联合国最高行政人选的局面继续下去。1981年10月27日和11月4日，安理会就秘书长人选问题进行了8轮投票。两人分别遭到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美国否决萨利姆，中国否决瓦尔德海姆。选举陷于僵局。

最初曾流传一种说法，即认为中国对萨利姆的支持是有保留的，在看到萨利姆提名无望通过后便会相机行事，转而放弃支持，使瓦尔德海姆“柳暗花明”。11月17日，安理会一天之内进行了8轮投票，由于两人还是各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否决，因而都未能当选。

在经过20天的16轮投票之后，人们终于明白，中国这一回否决瓦尔德海姆动了真格。因而安理会大多数成员国再也不是死心眼地待在会场里，而是离开表决机器，到会外进行更多的活动，寻求打破僵局。

9名新候选人都来自发展中国家

12月3日，瓦尔德海姆首先宣布退出竞选。5天后，萨利姆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几天之内，秘书长候选人如雨后春笋，纷纷登台亮相，最热闹的时候竟达到9人之多，包括秘鲁著名职业外交家德奎利亚尔在内，9名候选人的籍贯清一色属于发展中国家。

12月11日，安理会举行秘密会议，就候选人举行第17轮投票，德奎利亚尔获得了10票赞成票，因无否决票当选。

中国在联合国的这一行动创造了一个先例。从此，联合国秘书长人选就在各大洲间轮流出人担任。发展中国家候选人也可和发达国家候选人一样，涉足联合国秘书长这一最高国际组织的最高职务，在此以前是很困难的，这应该说是中国的贡献。

（摘自《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