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化程度对农村女性家庭决策作用的影响

2018-06-27 21:30袁菱苒段振坤
农民致富之友 2018年9期
关键词:男主人女主人农化

袁菱苒 段振坤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的逐步推行,农民获得了农业生产的自主权,极大地提高了家庭农业生产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非农领域转移。最初的转移过程中,因为青壮年男性相较于女性而言,在体力和受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上具有比较优势,更容易在非农领域找到工作,“男工女耕”取代“男耕女织”,成为家庭分工模式主流。与此同时,农户因为禀赋条件不同,导致不同家庭间非农化程度有所差异,具体体现在男主人的非农就业地点和时间上。本研究将着重关注非农化程度不同的家庭中,女性家庭决策作用变化的差异性。

一、分析框架

根据资源理论的观点,已婚家庭中,夫妻双方相对资源的分配决定了他们的相对权力。男主人从事非農就业后,家庭劳动力配置情况改变,女主人对家庭的贡献程度有所增加,可能掌握家中更多的资源,从而提升自己在家中的决策作用。

本研究采用了相关研究中较为常用的重要事项判定法,选择农业经营事项和重要购买事项两大类别,比较非农化程度不同的家庭中,女主人在这两类事项中决策作用的变化。两类事项主要包括:土地流转、经营面积和经营类型选择、农资产品购买、病虫害应对、农机服务选择、农产品销售时间、房屋汽车等重要财产购买、家庭收入主要由谁掌管等。关于决策事项的具体选择上,很多相关研究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假设家庭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独立决策,忽略了外部性和集体决策的存在。近年来,随着农业规模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一些连块的土地在流转过程中多是由村干部主导决策或多户联合决策,并非农户个体意志的体现。同一区域内农户作物种植类型具有相似性,部分农村为降低农业经营风险,在作物遭遇病虫害时,由村委会通过广播、黑板报和小纸条等形式统一指导农民应对病害问题,并不需要农户单独决策。本研究中通过在决策选项中设立“村集体决策”,避免了集体决策与个体决策之间的混淆。

二、调研结果分析

项目组从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在盐城、南京、宜兴三地共收集有效样本数量182份,发现90.1%的受访家庭中,男主人具有非农就业经历,其中超过80%的家庭在男主人初次非农就业时,家庭的劳动力配置模式由传统的“男耕女织”向“男工女耕”转化。男主人非农就业后,女主人所承担的家庭责任有所增加,其中65.9%的女性,家庭决策作用有所增强。在农业生产资料采购、农产品销售时间选择上,女性决策作用的提升最为明显,而在病虫害应对和农机服务选择上,女性决策作用的提高并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方面是由于同村,尤其是连片土地上种植的作物类型和采用的生产技术具有较高的相似性,遭遇病虫害时,通常由村里统一指导用药。在耕种和收割的农机服务采购中,对于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户家庭而言,集体决策的比例超过个体决策,留给女主人的决策空间较小;另一方面,病虫害防治和农机服务的使用对农业生产技术具有一定的要求,女主人在家中的农业经营上长期属于依附地位,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因此在需要独立做出相关决策时,往往选择征求男主人的意见。

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江苏省各地区的就业机会存在差异,苏南地区相较于苏北地区而言,乡镇企业数量更多,农户就近转移的机会更多。团队以宜兴和南京作为苏南地区的代表,以盐城作为苏北地区的代表,调研发现90.1%的苏南农户选择在本市进行非农转移,而苏北地区中仅有60.9%的农户选择在本市非农转移。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在苏北地区还是苏南地区,男主人选择异地务工的家庭,女性决策作用增强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选择就近务工的家庭。或许可以解释为:当男主人选择就近转移时,每天回家居住且在农忙时节参与农业劳动;若选择异地务工,对家里的农业经营事项关注得较少,非农化程度更高,留给女性的独立决策空间更大。

一部分农户因为经营规模较大,经营种类的附加值较高,男主人并没有向非农领域转移。在这类家庭中,女性决策作用在婚后并没有明显变化,更多地扮演着决策依附者的角色,有关家庭农业经营上的决策基本上由男主人做主。这主要是因为缺少非农就业这一外部冲击,家庭的劳动力配置模式并没有发生变化,非农化程度较低。同时,这部分家庭的经营类型以种植果蔬和养殖淡水鱼为主,相较于传统的粮食种植而言,经营的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且对生产技术有较高的要求,男主人在人力资本积累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三、政策建议

非农化背景下,农村女性的家庭决策作用是否提高是研究农村留守女性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于促进农村男女平权、增加农户第一产业收入具有积极意义。通过对宜兴、南京、盐城三地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我们认为非农化背景下,农村女性的家庭决策作用整体上有所增强。家庭的非农化程度越高,女性决策作用增强的可能性越大。随着农机服务的普及和村庄互助机制的完善,女性家庭决策作用的变化对家庭农业经营并不存在负向影响。

中国的大规模城乡转移对农村家庭的分工模式进行了重构,政府应该抓住这个宝贵时机,在保证农村女性身心健康的同时,鼓励她们通过培训等手段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和职业技能,提高自身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为社会创造更多显性价值,进一步促进农村性别平等事业的发展。

(作者单位:210095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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