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时代下的“乌合之众”

黄佳敏

摘 要： 小说《一九八四》是乔治·奥威尔出于人道主义思想创作的一篇政治小说。作者通过构建一个西方极权统治下的未来恐怖世界，通过主角温斯顿展现被统治的人民群众如何作为一个庞大又无知的群体苟存于世。本文将在基本梳理小说情节的基础上以关于西方极权制度下“人性”如何存在的问题为中心，结合类似的作品进一步解读作为“乌合之众”的人们在时代变革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 极权统治 人性 乌合之众 时代变革（革命）

《一九八四》是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9年出版的政治讽刺性小说，与英国作家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俄国作家扎米亚京《我们》并称反乌托邦的三部代表作。奥威尔早年的经历影响了他的创作基调：强调个人自由，同情弱者，同情下层劳动者，反极权、反专制[1]。在西班牙内战中幸存的他经历了内部清洗的浩劫，看着身边的朋友被“清洗”掉，这刺激他完全确立了鲜明的写作风格：政治性的写作方向和反对西方极权统治意识形态统治的决心，并对人性有着进一步的探索。

“反乌托邦”就像是一个固有属性，直接为这本小说上打上了“反人性”的精神烙印。这类小说通常会刻画出一个虚拟又有原型的未来世界，在构筑世界中设定好时代的残酷：物质空洞蔓延、道德沦丧、民主压迫、阶级等级等，后通过主角的自我意识把读者代入书中世界中，用主人公的眼睛看一切的肮脏、不合理，最后通过主角对人生的自我选择达到警示大众、讽刺现实的目的。《一九八四》建造了三足鼎立的世界——瓜分世界的三個国家战争不断，总是保持着两国结盟与第三方作战的状态，社会结构打乱一切为战时服务。身处大洋国的主人公温斯顿生活在社会中层，作为外部党员任职真理部职员为了宣传党的思想负责篡改历史：《泰晤士报》，小说在描述温斯顿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把整个社会的本质上一样的人生呈现出来。通过温斯顿的眼睛轻松地把读者代入到一个沉闷到极致、残酷到血腥、民主到专制的氛围中，永远的阴雨天气。

研究《一九八四》这本小说的学者，大多聚焦于“人性的消解”，致力于表现西方极权统治如何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每个角落、腐蚀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人的精神，它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无孔不入的集控手段摧毁人民的意志和精神，使大众成为服从统治的工具。温斯顿的存在就是代表着人性反抗极权的抗争悲剧，极端的权力追求必然会扫清一切前进路途上的障碍，本文将立足于以“温斯顿”为代表的人民群众，明确这部分群体如何在动荡的“不正常”的年代里，通过参与变革积极寻求精神的自由。

一、动乱孕育的极权主义

奥威尔写下：“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2]

学者邴瑄在相关论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极权主义对人的身体、言行、思想，甚至记忆和情感控制是否已经使人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的意义彻底消失了呢？”[3]这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极权制度下‘人性如何存在？”的问题。首先，我们不妨看“老大哥”用怎样的手段控制群众。“两分钟仇恨会”树立一个转移群众仇恨的靶子：伊曼纽尔·戈斯坦因或者任何一个党所谓的敌人，人民公敌的存在帮助群众宣泄累积的情绪，被党选定的固定对象使得“一切反对党的都是我们的敌人”这种思想深入人心，久而久之成为惯性思维，最终内化为理念、外化为行动。电屏上的“老大哥”说的话都是真理，理论上就是和“两分钟仇恨会”一样的操作，一反一正，为了达到一个目的。电屏无处不在地监视着每一个人，在未知的某个时间也许就会有“思想警察”抓捕“思想不纯洁”的敌人，因为“思想罪就是死亡”[4]。此外，还有统一创造的语言“新话”，“新话”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更是用来满足英社的意识形态需要、统一群众的世界观及思维习惯[5]。用小说中的一位专家赛麦的话来说就是“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6]。真理部为了保证党的绝对政策性，要借着笔误、印刷错误或错误引用等原因修改与“今天”矛盾的“昨天”，等到“明天”，再回收与之不符的“今天”。所有人都像是鱼的七秒钟记忆，因为“在记忆已经失灵、文字记录被伪造时——在这些事情发生时，就只能接受党所声称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已经得到提高，因为没有可资参考的标准，那种标准现在既不存在，以后也永远不会再有”[7]。浮动的、无休止改变的标准只具有暂时性，至此，我们不难看出群众独立的思想和精神被“蒸发”掉了。他们开始麻木，认为身边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渐渐丧失掉自己的思想，甚至盲目地成为“老大哥”的“帮凶”，心安理得地检举亲人、互相怀疑。这是人性在极权制度下的存在模式，如果说已经被消解、被扭曲、被异化的人性还能作为群众属性而存在的话。

二、温斯顿人性的失败反抗

与上述消解人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主人公温斯顿的存在。也许是在真理部如复一日的篡改工作，使他在心中保持了一种基本的自我思想：“在顺从的外表下掩盖着异端的思想，”[8]他在思考当前世界是否存在合理性。会偷偷把“打倒老大哥”写满日记本，会梦到善良、温柔、对家人付出无私的爱的母亲，会选择和完全被“洗脑”的妻子凯瑟琳分居，因为他不能接受把结婚生子看成党用来繁衍下一代的工具。所以，他会寻找“真理”，翻遍每一份报纸、向酒馆常客打听过去的记忆。他在日记中写下：“他们会枪毙我我无所谓，他们会从我的脖子后面开枪我无所谓，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从你的脖子后面开枪我无所谓，打倒老大哥。”[9]这种“无所谓”态度正是表达了温斯顿作为“人”的思想精神，表达着他对于自由和独立精神的无畏追求，这种追求达到最高点时他和情人裘利亚陷入热恋。裘利亚的“自然人”特质就像是火种，给正处在思想斗争、焦虑的温斯顿的荒芜、死寂的精神世界带来希望，他们在爱与性中暂时找到了慰藉。但是最终温斯顿也没有逃出被“消解”的命运。在被奥布兰抓捕进仁爱部之后，他经历了一系列从身体到精神上的严酷残害，经历了“学习、理解和接受”三阶段的“改造”。当他被带到101室，奥布兰把他最害怕的老鼠提到他面前时，他喊出：“咬裘利亚！别咬我！咬裘利亚！我不管你们把她怎么样。把她的脸撕碎，把她啃得只剩骨头。别咬我！咬裘利亚！别咬我！”[10]完全崩溃的温斯顿的人性也被泯灭了。温斯顿最终接受了党的一切，自然地写下“自由即奴役”，“二加二等于五”这种“真理”，接受并维护党的一切主张，把一切怀疑、反对党的思想扼杀在思想根源中。然后，温斯顿就这样，带着被消解殆尽的人性被纯洁地“蒸发”。

可以说，这是一个悲剧的结尾，一个人性的悲剧。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意义在于“净化”，宣泄过之后的心灵会恢复澄澈。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在美好被毁灭的同时，内心的黑暗随之消散。但我认为不然，这种消散只是一种压抑，把黑暗压制到更深的地方，随着新增的愤怒一点点累积，最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时候又需要一个更美好东西的毁灭满足暂时性的、所谓的“宣泄”。周而复始，无穷无尽，直到人的本体完全崩溃，或不存在。弗洛伊德把人的意识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我们能感受到的自己是冰山一角的意识层面，更多真实的、黑暗到不敢面对的都经由前意识流向了更深的潜意识。总有那么几个瞬间，前意识的松懈会给被压抑的本能或欲望机会，从潜意识浮上水面，黑暗到让人心惊，急需一个悲剧解救自己。本文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内容，是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和梦境。读者并没有出现一眼望到底的感受，但是冥冥之中好像又知晓温斯顿的悲剧，读到温斯顿屈从于改造，喊出“去咬裘利亚”的时候，好像就定下心来：总算屈服了，好像温斯顿本该就是这样，这个结局是他不可逃脱的宿命。小说并没有用明显的全知视角写作，因为作者把全知视角用人物视角表现，把一开始明朗的走向变得“有限”。温斯顿就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媒介，读者跟随着他的思维一起寻找真理，即使明知道在那样的语境中找不到真理。梦境在小说中我认为是作者写作的一种手段，梦境中的感受会比人物清醒时的描写更加真实、贴近读者心理，毫不设防的大门总是轻而易举地引人遐想。在梦中，温斯顿想到了母亲，也看到了童年出卖妹妹和妈妈的自己，仿佛看到了温斯顿的人性和良知躲在角落里哭泣。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说：“梦是欲望的满足，本质上是潜意识愿望的曲折表达。”对自由、美好世界的渴望在温斯顿的心中滋长，并没有像一般的梦醒来就忘，反而更加坚定了他寻求自然人性的决心。于是，他被裘利亚吸引了，这是两个自由、独立灵魂的相惜。在这种稍显跌宕的心理过程中，读者完全融入了语境之中，想他之所想、感他之所感。自我局限了视角和思维，一步步看着温斯顿走向人性消解的深渊，接着回归自我的意识：终于结束了，原来本该就是这样。

三、“乌合之众”的社会角色

引出了一个问题：“文学和历史，何者更具有真实性？”（诗比历史更具有真实性？）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所有历史都是主观的，因为记录时难免会受到史学家个人观点和统治阶级权力话语的影响，因而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11]。如此看来，似乎两者并没有比较的余地。但我认为，正如英国小说家康德拉所言，文学创作是以直接观察社会现象和各类意识形态为基底的。从贴近现实的角度出发，虽然文学创作中个人主观性的缺陷不能避免，却比历史真实可信得多。小说中温斯顿作为政府工作人员，为了政治目的肆意修改过去、编造未来，就是维持虚假的当下。

最后，对比以上两种群众在时代变革中扮演的角色，前者是盲目地跟从，直至沦为统治者手里的武器，失去了革命的可能性；后者有过对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但因为自身带有的局限性：软弱、不坚定、妥协，最终也失去了对革命的正向价值。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中提出过“乌合之众”的概念，他在当时动荡不安的欧洲19世纪中观察普遍现象，发现了群众在革命进程中总是扮演着摧枯拉朽般的角色。根据勒庞的理解，在人们群聚的场合里，个人理性往往下意识地被情感所取代，人类的愚蠢反倒更容易表现出来[12]。相较于个人行动的理性，群众行动往往会呈现出不理性的状态，当个人融进集体，便会失去自我，从而卷入难以遏制的群体感情宣泄中。披着文明和正当的外衣，秉持着“法不责众”的精神，以可怕的力量在历史进程中起到不知是好是坏的作用。正如勒庞所说的“吊诡”现象：“现代社会的群体性抗争行动与个人的觉醒有关，但吊诡的是，一旦集群，个体遂不复存在。因此，在缺乏法制或者法制不健全的社会里，民主有时反倒成为社会的毒瘤。”[13]他从心理学角度探究了这种现象，在此不多加赘述。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不难得出結论。极权制度下的人们大多麻木到顺从一切，就思想精神层面而言，他们已经“死亡”。不会反抗、不会思考、只会顺从接受，甚至充当集权统治的帮凶。他们以自我消解的人性存在。不可否认的是，群聚的“乌合之众”是时代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但是群体意识的弊病使得这股力量不稳定，对于变革是否是助推器存疑，属性不定。故而，精英群体的存在是有必要的，行动需要有思想的先导保持基本大方向的正确。只有当一个理性的个人能通过合理的方式运用这股力量时，时代的变革才能保持稳步向前的状态。

参考文献：

[1][11]李冰.文学与历史的对话——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一九八四》[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6.

[2]Lewis. Peter：The Rood to 1984[M]. London：Heinemam/Quixote Press，1981.

[3]邴瑄.“人”的消解——解读《一九八四》[J].名作欣赏，2007（18）.

[4][5][6][9][10]乔治·奥威尔，著.孙仲旭，译.一九八四[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8.

[7][8]Sheffer， Gabrie. Diaspora Politics： At Home Abroad[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9.

[12][13]古斯塔夫·勒庞，著.陈剑，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译林出版社，2016.1.

[14]彭助.《一九八四》中极权主义制度下对人性的追寻[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0.

[15]李娜.试论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极权统治[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2.

[16]蔡婷.追求与幻灭——《一九八四》中温斯顿的生存困境的马斯洛式解读[D].沈阳：辽宁师范大学，2014.

[17]钟坤宏.关于乔治·奥威尔作品《一九八四》中极权主义体制下人性毁灭的研究[D].上海：华东理工大学，2013.

[18]周丽萍.论《一九八四》中人的自我的消解[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1）.

[19]黄路，刘力.听不见的声音——《一九八四》中的话语与权力[J].宜春学院学报，2013（11）.

[20]辛颖.自我的“存在”——从存在主义视角解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05）.

[21]王卫东，张加生.从《一九八四》看极权制下的爱情[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