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鹏,蔡双立
(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天津 300222)
现代企业处于超竞争时代,所面临的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很难单纯地依赖管理层智慧来解决企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这使得员工建言献策成为企业持续获得竞争优势和创新的源泉。从海底捞员工发明加长火锅筷子到阿里巴巴数据中心利用千岛湖水为服务器降温,都体现了员工建言在创新和绩效提升中的作用。
建言行为属于员工角色外组织公民行为,旨在促进组织变革和创新,是一种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自我启动的主动行为[1]。建言行为的人际互动特性使得领导成为影响员工建言的重要情境线索。以往研究主要考察了不同领导风格、领导部属关系对建言行为的影响与作用[2][3],并有针对性地展开了家长式领导的本土化研究[4][5],然而这些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领导是建言行为决策过程的触发点,但作为外因,其对建言的激励内化作用机理仍不明晰。参与此过程的内外激励要素之间的交互效应仍需深入探究。其次,根据自我概念理论,激励内化具有显著的文化情境性。倡导“家文化”和“和为贵”的中国人行事强调“中庸”,由于顾忌面子和关系 ,员工在人际冲突面前选择回避、沉默甚至惜谏。那么不同中庸思维水平下的员工是否对建言行为的激励要素呈现出敏感性差异?为此本研究尝试从领导、个体、文化价值观三个层面跨层次分析建言行为的激励内化过程,探究内外因的作用路径,了解“中庸思维”在此过程中的边界效应,为激发员工建言主动性,鼓励其组织公民行为,提升组织绩效提供理论依据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