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台仙会与晚明南京歌姬选秀活动研究

摘 要：文士品藻歌姬之风起于北宋，兴于元明。受晚明士风与世风影响，在南都金陵，一批有号召力的文士将文字品藻演变为一场场大规模的歌姬选秀，组织者以科举名目配之以花名，为参选歌姬之等第，吸引了公众的围观。莲台仙会等歌姬选秀成为城市公开的娱乐盛会，成就了都市生活的狂欢，为清代花榜之先驱，亦开了选秀活动的先河，具备特殊的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

关键词：歌姬 选秀 南京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青年基金艺术学项目，“城市人文生态与明代南京剧坛研究”（13CB090）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花案——歌姬品藻之初兴

品藻之风兴于魏晋。刘义庆《世说新语》有专章从风姿、气度、言谈等诸多方面对魏晋人士进行对比品味。此后，人物品藻遂兴于时。但主要针对的是士林人物。有资格操持衡柄的也多為有影响力的名士。不过有趣的是，这种品藻风气竟也流波于后世的恩客和歌姬之间。据孙綮《北里志》记载，唐代长安平康里的高级妓女们不仅身怀多项技艺，识见也很高明，甚至能“分别品流，衡尺人物”。[1]（ 22）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能以评判者的姿态去指点士林，判断优劣，并据此来挑选自己欣赏的客人。歌姬此举显然要归功于唐代风气之开放和士女地位的平等。不过，这种评判和被评判的关系很快被颠覆了过来。宋元以来，官妓制度的推行，助长了文士的挟妓冶游之风，尤其是北宋诸词人，如苏轼、柳永，秦观等人，颇多赠妓咏妓之词，遂有士夫以词为歌姬分别甲乙，歌姬成为被品藻的对象。这一时期对歌姬的定品，多以花卉作比拟，俗称“花案”。

花案最晚当兴起于宋朝。宋神宗年间，就有刘几为歌姬定品之举，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刘几在神宗时与范蜀公重定大乐。洛阳花品，曰状元红，为一时之冠。乐工花日新能为新声，汴妓郜懿以色著。秘监致仕刘伯寿尤精音律。熙宁中，几携花日新就郜懿欢咏，因制《花发状元红慢》以记之。”[2]（884）以花比类，将姿色突出之妓比作状元红，且以科举名目为当红歌姬之品第，此举遂与刘几这首新词一起流传下来。宋代的歌姬因属官身，需随时承应官员的宴会。因此 “花案”多出炉于宴饮之际。据罗烨《醉翁谈录》记载：“丘郎中守建安日，招置翁元广于门馆，凡有宴会，翁必预焉。其诸妓佐搏，翁得熟谙其姿貌妍丑，技艺高下，因各指一花以寓品藻之意，其词轻重，各当其实，人竞传之。” 色艺双绝的歌姬吴玑被比作红梅：“喻清绝而为花籍之魁。云样轻盈雪样清，琼瑶酝藉月精神。羞同桃李夸姿媚，独占人间第一春。”[3]（43）文士以花卉为类比，从品貌、风姿和技艺等方面为歌姬定品，以词的形式歌咏之。因为形式新颖别致，“人竞传之”。不过此时人们欣赏的还是这类品藻之词，对评语创作及其文学性的重视超过了品藻事件本身或者被品藻的对象。此时的歌姬品藻只局限为文士的风雅之举，还不具备大众娱乐的功用。

元代下层文士多与歌姬交好。夏庭芝慷慨好客，宴会之际，也常邀请歌姬助兴：“慕孔北海，座客常满，尊酒不空，终日高会开宴，诸伶毕至，已故闻见博有，声誉益彰。”[4]因为与诸伶接触较多，他编辑了《青楼集》，对诸姬的技艺、事迹记录颇详，间有品藻，深得时人称许。较之前朝品姬之词，《青楼集》不以炫才逞气为目的，重在为女伶作传，为我们留下了元代女艺人珍贵的活动资料。但终归也只限于以文字书写的形式记录、传播对歌姬的评价，虽有流传，终究影响力不大。

二、歌姬选秀——南京公开的城市娱乐盛会

晚明南京的花案，开始从单纯的文字品藻走向大规模的选秀，成就了一次又一次的都市娱乐狂欢。

南京自朱元璋定都之后，为繁荣城市经济，曾将各地官妓迁入都城，又将元代被俘宫女充实其中，并建春风十六楼以处之，招徕四方商客。至晚明，十六楼虽废，但得益于南京都市经济的繁荣，歌姬队伍越发盛大，形成了旧院，珠市和南市三处聚落。人数之众，资质之优，堪称南部乃至全国的烟花之首。颇多出类拔萃之辈。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记录了当时十二位出色的歌姬：“赵彩姬，字今燕，名冠北里。时曲中有刘、董、罗、葛、段、赵、何、蒋、王、杨、马、褚，先后齐名，所谓‘十二钗也。”[5]潘之恒《亘史》也有提及“客与诸姬为十二钗会，人各有传，语在诸传叙中。一时声动白下，为都人士称赏云。”[6]根据他对十二钗其一的杨璆姬生平的描述，十二钗的名目当兴起于嘉靖中后期与隆庆年间。但直到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金陵十二钗”仍是声名赫赫，遂被作者借作书中众贵女的名号。此外，曹大章在他的《秦淮仕女表》一文中还提到了当时出现的其它名目：“ 曾见金陵名姬分花谱，自王宝奴以下，凡若而人各缀一词，切而不雅，十二钗、女校书录差强人意，未尽当家。余子纷纷蛙鸣蝉噪，刻画无盐，唐突西子。殊为可恨！顷余有事于此，将一洗晚近之陋，未得雅宗，偶见友人表世说新语，有触于衷，引而为此。”[7]309可见，除了“金陵十二钗”诸传，还有“名姬分花谱”，“女校书录”等诸多名目，都是时人对秦淮歌姬的评藻之作，但从曹大章的评述中可以看出这类品评也只是限于文字品藻，与宋元人相比，并无突破。所咏辞赋被曹大章批为鄙陋不雅，选出的歌姬被认为非当家人物。显然，这种以诗词品藻歌姬的形式在时人眼中乏善可陈，缺乏权威性。正是对这种传统的诗词评藻形式的不满，造就了隆庆年间轰动一时的歌姬选秀活动——莲台仙会。组织者曹大章本人在《秦淮士女表》一文中有所记述，潘之恒根据当事人的追述，对这场品选盛事有较为详细的记录：“金坛曹公，家居多逸豫，恣情美艳。隆庆庚午，结客秦淮，有莲台之会。同游者毗陵吴伯高、玉峰梁伯龙辈，俱擅才调，品藻诸姬，一时之盛，嗣后绝响。诗云：‘维士与女，伊其相谑。非惟佳人不再得，名士风流亦仅见之。盖相继为尤难耳。”莲台仙会取得了轰动性的效应，成为一时之盛事：“至今四十年，人犹艳而称之云。”[7]（303）

莲台盛会之所以取得轰动的效应，与这次评姬活动的成功组织有关。与庙会、节庆等市民自发参与的公共娱乐活动不同，它是一项人为策划的娱乐项目，需要预先设计活动规则，并组织实施。莲台仙会的筹备很用心，为招徕众人广泛参与，组织者特地制作了《速启》等文书，从“雪藕调冰，公子佳人具集；裁云剪月，清歌妙舞宜夸。”可以推断出邀请的对象主要是才子与歌姬。另外，组织者在活动结束后特地发布了文书《谢启》以示酬谢，并致总结，其中提及：“簪缨满座，文抒丽日之才；歌舞当筵，响遏行云之调。”[8]（522-523）可以推断有不少青年才俊和歌姬们与会，进行实力比拼。这显然是一场别出心裁的“才艺秀”。歌姬们较量的是才艺和美貌，与会的文士们较量的是才情和辞藻。正因为是公子佳人共同参与的盛会，看点多多，颇具话题度，成为时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和争相效仿的模本。相较之文士单一的文字品藻，更具影响力和轰动效应。

莲台仙会制定了统一的品评标准，使得评选结果较为公平。从而赢得了广泛的呼应。曹大章在《秦淮士女表》中曾有记述：“子瞻与少游论妓，定以情兴为上，才伎次之，风姿为下，兹亦其遗意乎。”[7] （309）奉苏轼、秦观论妓之言为圭臬，坚持才艺、形貌与风姿并重的原则。借鉴了前人品藻歌姬以花为喻的经验，又有所创新。最后当选的歌姬名录为：“女学士王赛玉，花当紫薇；女太史杨璆姬，花当莲花；女状元蒋玉兰，花当杏花；女榜眼齐爱春，花当桃花；女探花蒋宾竹，花当西府海棠；女会员徐琼英，花当梅花；女会魁赵连城，花当芍药；女会魁陈玉英，花当绣球；女解元陈文姝，花当桂花；女经魁张如英，花当芙蓉；女经魁蒋文仙，花当葵花；储才陈琼姬，花当蕙草；储才王蕊梅，花当芝草。”[7]（303-304）

花案虽借鉴了宋代刘几等人的创意，但别有深意。喻之以花草等名目，显示出对于歌姬情性和风姿的关注。紫薇、莲花、杏花、桃花，梅花，芍药之属，有些以姿胜，有些以色著称，有些则意态超群，可见品评者不以一美专之，兼容并包的选取标准更能发掘出参选者不同的优势。以科举名目冠之，将科举名目与花目结合起来，寓庄于谐。学士是明代文官中最具影响力的官衔，是文士努力的终极目标，而太史则是学识渊博、操守厚重者才能当之，状元等科举名目是铨衡文士才具的主要标准，借此为歌姬定品，表明了对歌姬音乐、舞蹈等才艺的重视。这与《速启》和《谢启》两则通告重点提到的歌舞表演是一致的，说明歌姬的才技在品评中占了很大分量；根据相关记载，前几名当选者，如王赛玉和杨璆姬等人都是“善音者”，可以从侧面证明这一点。

组织者不仅有统一的品评标准，还严格要求与会的品评者持身要公正：“昔之为传者，亦史之一例。但所褒不免雷同，而所贬过于荼毒。今之所表，才伎独详，多寡、长短，彰彰较著。于者不得为曲，受者不得而私。情兴丰姿概置不论，阴有褒钺，尽属某士一言，此作者之微权也。”[7]（310）品评者秉持严肃的品评态度，摒弃个人好恶和私下的交情，公平地给予参选者合理的评价。正是这种严肃的评选态度，有序的组织，包容的评选标准和别具一格的名目，保证了这次选秀活动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赢得了公信力和良好的口碑，获得了参与者的持续支持，为后期同类活动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莲台仙会在当时和其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致一涉花案，必提及之。效仿者更是纷纷不绝。万历年间，这类评选活动在南京时有举办，对莲台仙会最为推崇的潘之恒就曾与友人多次举办曲宴，品藻歌姬演员，并著作了《金陵妓品》一文。崇祯年间，国事飘摇，并没有影响到南都的歌姬选秀活动，相反，规模更大，场面也更热闹。崇祯十二年（1639），孙克咸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选秀：“己卯岁牛女渡河之夕，大集诸姬于方密之侨居水阁，四方贤豪，车骑盈闾巷，梨园子弟，三班骈演，阁外环列舟航如堵墙。品藻花案，设立层台，以坐状元。二十余人中，考微波第一，登台奏乐，进金屈卮。南曲诸姬皆色沮，渐逸去。天明始罢酒。次日，各赋诗纪其事。”[9]（50） 组织者邀请了为数众多的歌姬参与评选，还特地安排在秦淮河房——晚明南京最为繁华热闹的娱乐场所。諸姬当在阁中一一亮相，经过四方贤豪共同评选，只有公推为“状元”的歌姬才有资格坐在高耸的层台，接受来自观摩者的瞩目和礼敬。河房这一场所的选择显然是极为用心的。作为舞台的水阁应该是河房伸出水面之外的阁楼，朝向河面的开阔空间，便于好事者坐着楼船画舫环列阁外看热闹，使得整个评选过程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取得极好的宣传效果和轰动效应。这次花案评选如同“莲台仙会”一样，成为晚明热衷于游冶的名士们津津乐道的轶闻。

其时寓居在南京的诸生沈春泽也效仿莲台仙会，耗费巨资选姬，在南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嘉兴沈雨若费千金定花案，江南艳称之。”[9]（54）秦淮八艳的名头也在此时叫响，并风靡秦淮，响震江南，虽然难以断定这一称号是否选秀的杰作，但脱不开文士评藻的产物。

莲台仙会的评选规则风靡一时，当时甚至出现了以此为模板的“莲台令矩”。在晚明南京的宴会娱乐中充当了主要的角色。据潘之恒记载，这种在大型宴会中盛行的游戏借“莲台仙会”选秀的东风，以中选歌姬配上花卉雕镂成形，借科举名目为行令之签叶，玩法新颖雅致：“遵旧录，用十四章雕镂人物花卉，以媚观者，令从大会上方可行，必满十四人乃如法。少一人则去一魁叶。其法特难于考试，考遍席，各散一叶。覆之。令执学士、太史二叶者，先发覆，学士指某人举解元，当即应非，即罚一觞。次太史举一人亦如之，倘及储才，即为夺标。而解元隐勿露，凡再问而储才不得应，五举而得状元。乃止。三元张宴以次行觞……”[7]（304）这种酒令游戏在宴会上的流行，可谓是对选秀活动与结果的有效推广。既说明了南都的娱乐风气之盛，连士子视为神圣的科举考试规则皆能游戏处之；同时也表现了歌姬选秀的娱乐魅力以及莲台仙会持续而广泛的影响力。

歌姬选秀成为南京城市人文的一道独特风景，人们甚至希望能够把它和青山绿水一起永远留在记忆中。晚明南京当地士人朱之蕃策划创作的《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就将“长桥艳赏”列入其中。从所作题咏：“宴游端属五陵豪，选妓徵歌肯惮劳。佳丽况逢名胜地，妖娆更许列仙曹。……”[10]（50）堪称是对歌姬选秀场景的再现。至清流传的金陵四十八景，长桥仍列其中，不过名目已由“长桥艳赏”改称为“长桥选妓”，图册中也加入艳妆佳人逐一从长桥通过的画面。与小说《儒林外史》第三十回中描写的莫愁湖大会颇有相合之处，不过吴敬梓小说中参与选秀的都是“男旦”，因此，不排除“长桥选妓”是当地人将历史上选秀的相关记录和文学作品中的描写杂糅之后，创造出的一处胜景。这也表明，历经岁月的流逝，歌姬选秀这一娱乐胜事仍鲜活地存留下来，与桃叶临渡、台想昭明、楼怀孙楚这些六朝遗迹一起成为南京城市人文风情不可磨灭的记忆。

莲台仙会的影响远不只限于南京一城。就连当时都城北京的品姬活动也基本照搬了它的套路。据《燕都妓品》记载，有士人评鉴北京教坊司诸女妓，就采用科榜形式，分状元、榜眼、探花、传胪等名目，按“品、韵、才、色”四标准来品评。潘之恒的序中认为此举是比拟金陵莲台仙会而为：“燕赵佳人，颜美如玉。盖自古艳之。矧帝都建鼎，于今为盛。而南人风致，又复袭染熏陶，其艳宜惊天下无疑。万历丁酉、庚子间，其妖冶已极，余自辛卯出都，未及寓目，后得梅史叶子，尤可相见其一二人，以此帙比金陵莲台仙会。”[7]（303～304）

三、晚明南京歌姬选秀活动兴起的背景分析

以莲台仙会为代表的晚明南京的这些品姬活动有别于以往的，是其公众性和娱乐性。歌姬选秀摒弃了以往文人品藻歌姬的自娱自乐，它们营造了浩大的声势，引发了公众的兴趣和关注，使其成为大众娱乐活动。以盛会的形式集结了大批文士和歌姬，歌姬们展示的是才情技艺，士子们彰显了文采华章，众多富豪和市民的围观更是助推了现场的欢乐气氛。至此，歌姬品评不再是文士炫耀词藻的附庸，而是歌姬、品选者与围观者共同参与的娱乐狂欢活动，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选秀活动成为丰富城市生活的视听盛宴，它为庸碌的市民增添了许多话题，也为城市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

南京选秀活动的一再举办，不仅是城市娱乐业兴盛的体现，也是士姬交游频繁的产物。晚明，环秦淮一带成为南京的重要娱乐场所，妓楼林立的旧院与全国最大的乡试考场——江南贡院一水之隔，才子佳人的戏码轮番上演：“ 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9]（14）应试才子的大量聚集，不仅刺激了秦淮娱乐场所的畸形繁荣，也为选秀活动的大规模举办带来了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两次大规模的选秀活动均与乡试时间重叠。乡试亦称秋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是仅次于会试（春试）的一种形式，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举行，因试期定在秋天（农历八月中旬）而得名。莲台仙会在庚午年，速启云：“月之十有二日，花事未阑，开到荷香十里；兔华欲满，渐添桂影三分。”[8]根据词义基本可以断定在七月十二日；河房大会在己卯年，七月初七。不仅均赶上秋试年份，还都选在考前一月。这不是偶然。秋试的举行使得江南士子这段时期大量聚集在南都，考前巨大的精神压力迫得他们要寻求宣泄和刺激，寻芳问柳成了备考之余的必选娱乐项目，歌姬选秀这一公共娱乐盛会，成了他们释放科考压力的集体性狂欢。秋试的举行可以说是这类公共娱乐事件发生的必要条件。因为选秀活动与单纯的歌姬品藻不同，选秀活动不仅需要人力和财力的支持，还需要聚集大量的人气，单靠个人力量很难实现。多以一人或数人主导，多人共同参与。赴秋试的考生常以切磋时艺为名组织各类诗社或文社，有的社团多达数百人，且地域极广，容易引起呼应。这类文人社团的聚会也常邀歌姬参与，以助雅兴。士姬交游的频繁，成为歌姬选秀活动的催化剂。

选秀活动的成功举办与组织者的号召力有极大的关系。莲台仙会的组织者曹大章、吴嵚和梁辰鱼等人都是在音乐和戏曲方面有所造诣的文士，在江南文士中享有盛名。曾于隆庆元年在秦淮河畔成立了鹫峰诗社，同社主要是南京和苏州等地的江南名士，与会人数有四十之多。其中就有南京文士金銮、盛时泰、姚汝循、俞仲茅、王正卿等人，而金銮等人也是混迹于曲中的常客，在戏曲、音律方面堪为歌姬的师友。主要领袖人物曹大章在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以第二人及第，官授编修。后因与严世蕃时有龃龉，被迫早早致仕，从此游戏花间，不问俗事。曹大章虽为官只有短短七年，但因其善文章，为人豪侠，在当时的文坛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对于戏曲有较浓的兴趣，曾创作传奇《雁书记》；吴嵚是嘉靖二十五年举人，学行品节重于时，学者称为昆麓先生，吕天成《曲品》称他会心丝竹。相比而言，梁辰鱼虽然没有功名在身，但在戏曲和音律方面是造诣最高的一位。生性风流倜傥，颇有豪侠之气。工诗及行草，尤善度曲。从他的散曲集中可以看出他同不少秦淮歌姬有密切往来，对歌姬们比较熟悉。这几位在士姬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对于“莲台仙会”的成功是个很大的保证。秦淮河房大会的组织者孙克咸与方密之、方直之都是安徽桐城人，又是姻戚，他们与杨龙友、郑超宗等人一起结社秦淮，这些人有着显赫的世家子弟的身份，又是旧院等欢场的熟客。耗费千金定花案的沈春泽亦非籍籍无名之辈。这从他来往的人物可以看出，他与晚明的一些达士名家，如文震亨、钟惺、李流芳、陈继儒登俱有往来，称得上是“交游翕集”。这样的组织者团队既有专业的眼光，同时在士人和歌姬中也有很强的号召力，能确保选秀活动得到广泛的呼应，造成一定的声势，引发关注度。

选秀活动动辄耗费巨资，为何还有人愿意趋之若鹜？究其原因，在于此类活动深为文士与歌姬所追捧。此类活动能为组织者在南都的社交界打开局面，铺平道路。并给他们带来极大的荣誉，这一点吴敬梓在他的小说《儒林外史》中有过揭晓。小说中，天长县的世家公子杜慎卿刚到南京，声名不显，不为人知。酷好男风的他要做一场盛会，以求成名。他的主意吸引了一批文士的响应。莫愁湖盛会召集了各班的男旦，每人做一出戏，由杜慎卿等人评出高下。“城里那些做衙门的、开行的、开字号店的有钱的人，听见莫愁湖大会，都来雇了湖中打鱼的船，搭了凉篷，挂了灯，都撑到湖中左右来看。看到高兴的时候，一个个齐声喝采，直闹到天明才散。”盛会取出的前几名，出个花榜，贴在通衢，公之于众 。与会的旦角每人都得了五钱银子的酬谢，此外还有荷包和诗扇等。杜慎卿虽然花费了不少银子。但莫愁湖大会吸引了众多的看客，也为这位杜少爷赢得了巨大的名声：“自此，传遍了水西门，闹动了淮清桥，这位杜十七老爷，名震江南。”[11]（299）在士妓交游成为风尚的南都，要想在交际场上闯出名头，举办歌姬选秀这类活动不失为一条捷径。小说中主持选秀活动的杜慎卿出生世家，自命风流，却不能放弃对功名的追逐。他初涉南都名利场，深谙此处士人的成名之道，借助于选秀活动可以帮助他很快获得社交名片，成为众人追捧的名士。这对他们今后进入仕途不但无碍，甚或有益。他的形象具有高度代表性，活画出晚明都市名利场中社交精英们的市侩心态。堪为晚明部分士人的真实写照。

选秀活动也能为参选歌姬带来实质性的好处，歌姬一旦选入花案，知名度会大大提高，从而成为各类交际场合抢手的陪客。为了取悦于佳人，有的主办者一掷千金而不惜。据余怀记载：王月姿容、才情出众，孙克咸深为所惑：“曾拥致栖霞山下雪洞中，经月不出。”但王月居于珠市，“曲巷逶迤，屋宇湫隘。”[9]（49）因为地段差异，珠市姬向来不敢与旧院佳人颉颃。孙克咸此举显然是要通过选秀捧红所宠珠市姬王月。时人记载莲台仙会评选结果出来后，好事者通过为中选歌姬写诗作词的形式来提升其名气。“一时词客名狎所知，假手作诗词曲子以张其身价。”[8]有了這些词客名狎的追捧，会使得她们的客户资源产生根本性改变。这一点在冯梦龙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有较详尽的描述。莘瑶琴（王美儿）因貌美多才，成为“花魁娘子”后，不但夜资很贵，接待的客人也非市井等闲之辈，据老鸨王妈自夸：“我家美儿，往来的都是王孙公子，富室豪家，真个是‘谈笑有鸿懦，往来无白丁。”“昨日在李学士家陪酒，还未曾回。今日是黄衙内约下游湖。明日是张山人一班清客，邀他做诗社。后日是韩尚书的公子，数日前送下东道在这里。”[12] （30）当花魁娘子得知嫖客秦重只是个普通人，十分不情愿接待他，称“不是有名称的子弟，接了他，被人笑话。”[12]（31）冯梦龙虽然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宋朝，但因其创作于晚明，更多地反映了当时江南一带的世俗风习。前述的王月经秦淮河房大会的选评，名列状元，声震都下，不仅让南曲诸姬色沮，而且名动公卿，成为豪客们争夺的对象。士商豪客花费巨资邀约这些名姬，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猎奇心理，更多的是出于社交的需要。这种需求反过来又刺激了名姬之间的竞争，使得她们更加乐于参与这类评选。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士姬中享有较高的号召力和声望，组织这样大规模的选秀活动，也会引起一些卫道者的反对，何况用官宦和科举名目来标举当选歌姬的品目。选秀活动能够一再的举办与晚明的士风与南京的民风有相当大的关系。在心学以及李卓吾童心说等新思潮的影响下，相当部分士人早已突破了圣贤书的禁锢，在与理学背道而驰的路途上越走越远。面对非议，曹大章等人曾理直气壮宣布：“故情之所钟，当在若辈，礼之所设，岂为吾曹。”[7]（310）魏晋先贤追求自我的放任话语成了他们反击的武器。表现出藐视礼教，独立不羁的一面。从曹大章为当选歌姬所作的《秦淮仕女表》一文，我们也能体察出组织者对女性的态度，尊重和欣赏兼而有之。有人对以“表”这种严肃的史书体例为这些歌姬作传提出了异议：“奈何降格于兹？”曹大章却认为这些女性也可象士人一样载之史传：女有妍媸，即士有邪正也。既可史矣，何不可表乎？”[7]（309）正是这种较为平等的两性观念，使得组织者能破除世俗之偏见，敢于以士人视之为神圣的进士榜为歌姬榜目。

晚明的文士，无论贤否，皆以追求享受逸乐为旨归。这从他们所著之书可以看出，仅《说郛》一书中就汇集了各类晚明文士指导吃喝玩乐的书籍：《牌经》、《拇阵谱》（关于酒令猜拳）、《瓶史》、《花疏》、《兽经》，《名马记》，《促织志》、《海味索引》等数十种，其中不乏名家手笔。由此可以推想，晚明多数士人的生活追求，用声色犬马来形容，并不为过。他们的价值观和消费理念也影响了市民阶层。

选秀活动能在南京培养众多的拥趸，也与相对开放的城市风气有很大的关系。明中叶以来的都市，人文昌盛，市井闹热。尤其是南都，无天子脚下的戒备和谨严之苦，却具备都会的繁华与人气。所谓“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13]珍品荟萃，物华齐聚。财富的积聚，商业的繁荣，伴随而来的是市民社会享乐之风盛行：“留都地在辇毂，有昔人龙袖骄民之风，浮惰者多，劬勩者少，怀土者多，出疆者少。迩来则又衣丝蹑缟者多，布服菲屦者少，以是薪粲而下，百物皆仰给于贸居都市。”[13]（60）好逸恶劳的市民习气使得消费经济大行其道，城市生活的奢靡之风臻于极致，也吸引了四方文士与豪客。巨大的消费需求刺激着娱乐业的畸形发展。尤其是秦淮一带，几乎成了南部中国的娱乐中心，荟萃了歌姬中的精英，也是士人追风逐雅的乐土。莲台仙会等选秀活动正是这一背景下的娱乐产物。

莲台仙会被王书奴先生称为花榜之萌芽。 [14] （223）在将文士品姬推广为大众娱乐形式这一点上，莲台仙会确实是开了先河，堪称是中国最早的选秀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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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潘之恒《亘史钞》，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9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

[9]余怀著，李金堂校注《板桥杂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

[10]朱之蕃诗，陆寿柏绘，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年12月。

[11]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三十回[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2]冯梦龙著，醒世恒言，卷三，杨桐注，[M]武汉：崇文书局，2015年1月。

[13]丘浚，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5年。

[14]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民利” [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4月。

[15]王书奴，中国娼妓史，第五章“官妓鼎盛时代”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

注释

1.冯梦龙《情史·情痴类》曾列举过 “金陵十二钗”：“嘉靖间，海宇清谧，金陵最称富饶，而平康亦极盛。诸姬著名者，前则刘、董、罗、葛、段、赵；后则何、蒋、王、杨、马、褚，青楼所称十二钗也。”与朱彝尊说法相同。

2.沈雨若，沈春澤字。常熟籍庠生。能诗，善草书，喜画竹。移家金陵，治园亭，交游翕集。《金陵诗徵》卷四十有诗。清钱谦益《列朝诗集》云：雨若才情焕发，能诗，善草书。移居白门。

3.按例：八月十二是秋试试期，士子入场，不可能是举办时间。

4.曹大章（1521-1575），字一呈，号含斋，江苏金坛人。

5.吴嵚（1517-1580），字伯高，一字宗高，江苏毗陵人。

6.梁辰鱼（1519-1591），字伯龙，号少白，别署仇池外史，江苏昆山人。

7.郑元勋《影园诗稿》有《孙克咸招杨龙友、方密之、直之诸词宗，王月生、罗小孙二美人于舟中开社》诗

作者简介

夏太娣，文学博士，上海电力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