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利/文
考察未成年人因罪错而进入刑事诉讼渠道后是否得到平等待遇,便可以将抽象的人权保障具象化为群体意义上的权利公平问题,这对于法治推进意义才是掷地有声的。为此本文以而S直辖市涉罪未成年人因户籍差异原因在刑事诉讼中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等“三非”处遇所受到的处遇为例,旨证实一些问题,提出一些问题,为今后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提升提供反向启示。
“处遇”来源于英文“treatment”,具有待遇、处置、处分、治疗等含义,主要是针对人的人格、立场和状态进行矫治。可见,“处遇”目的更多应为教育和矫正,而不是强调因果报应和制裁惩罚。因此,未成年人刑事处遇,即为了防止重新犯罪和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而采取的实体和程序上的所有刑事措施和司法保护措施的总和。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心智不成熟,又由于身心发展均未定型,因此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对“行为人”的关注要超过对“行为”本身的关注,更加强调司法处遇的轻缓化、个性化和教育挽救的司法目的,在现实中可以提炼为“三非”处遇。
所谓非犯罪化是指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活动将一定的犯罪不再认定为犯罪的过程。在联合国第七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1985年正式通过的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北京规则》),《北京规则》总则第5条规定了非犯罪化立法要求,要求根据本人的情况对少年犯作出反应,如少年犯的社会地位、家庭情况、罪行造成的危害或影响个人情况的其他因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