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庄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

【摘要】随着临汾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边缘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在不断增加。城镇边缘地区是城市经济增长和空间拓展的主要地区，该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别与其他地区，有着其独特的特点。本文以尧都区段店乡康庄堡村为例，通过调查该村的转移劳动力，发现女性的转移人数多于男性，这与通常男性多于女性相反。同时发现转移劳动力中，学历低制约着他们的转移，容易形成教育水平低的恶性循环。还指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年龄、是否参加政府组织的就业培训以及参与保险等的现状，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康庄堡村 城镇边缘区 剩余劳动力转移

城镇边缘区兼具城市和乡村的土地利用性质，是城市与乡村地区的过渡地带。这个地区的农民少地甚至无地，见识较广，剩余劳动力转移有自己的特点。城市化水平低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遏制了城市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也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通过对临汾市尧都区段店乡康庄堡村调查，了解当地农民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并给出合理的建议，帮助村民尽快实现高质量的城市化。

一、文献综述

刘易斯（1954）最早对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继而托达罗（1969）依据当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状，建立了托达罗劳动力迁移模型。埃弗雷特·李（1966）的“推力-拉力”理论[1]。这些理论是在劳动力自愿转移的情况下提出的，而城镇边缘地区的部分农民是由于城市扩张强制征地不得已而从土地上离开，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征来看，白南生（2002）提到中国的劳动力迁移经历了一个从外到内、由紧到松、从无序到规范、由歧视到公平的过程[2]。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来看，高迎斌（2000）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村都存在影响。对农村来说，对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影响，不仅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对农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有着积极的影响，还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3]。

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城镇边缘区是城市扩张到一定阶段从而形成的地域，是位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经济发展等的强烈转换地带。

吴巍（2017）在研究城乡一体化视角下农民就地城镇化影响因素中，发现性别、家庭年收入等间接作用于农民的就地城镇化选择行为[4]。黄文秀（2015）发现制约农民就地城镇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社会保障、生计转型等[5]。

倪梦（2014）在研究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时，根据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的统计数据知，男性在转移劳动力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虽然近几年女性外出的人数一直在增加，但截至2010年女性所占比例依然不到总人数的四成[6]。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研究，发现很多学者都研究过城镇边缘地区的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但城镇边缘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相对较少。

二、康庄堡村数据分析

临汾市在山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位于第三位，仅次于太原、大同。2012年总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5.4萬人，2013年大概为6.0万人，2014年转移5.2万人，2015年转移5.3万人，2016年转移5.0万人。可以看出每年转移的人数都在波动[7]。康庄堡村处于临汾市城镇边缘地区，共213户，930人，随着城市的扩张，仅剩余100亩土地。先后向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出租110亩土地，向莱茵半岛卖出150亩土地，开发公园征用29亩土地，新东城农贸市场租用9.6亩土地。劳动力转移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所以在此次调查中选取康庄堡村作为研究对象。

在本次调查中共计发放230份问卷，只收回22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13份。

在这次调查中，从图1中看出，劳动力转移中女性的人数占58%，男性占42%，这与大多数的劳动力转移情况不一致，康庄堡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有着自己的特点。从图2中看出，16～29岁的劳动力占33%，30～49岁的占45%，50～64岁的占18%，65岁以上的占4%，其中，30～49岁占了转移人口的大多数。

在劳动力转移性别比例中，女性比例高于了男性。这时因为，在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租用村子的110亩土地时，要求学院在招聘后勤人员时优先录本村村民。村子中许多妇女会选择在学院打扫卫生、管理学生公寓、去餐厅工作等，离家近且工作时间固定，既可以照顾家庭又可以工作挣钱来贴补家用。大多数的男性在学院中从事保安等工作，工作选择不如女性多，只能去寻找其他的工作机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逐渐走出了家庭，走向社会工作。女性的工作机会会比男性多，男性则会选择其他的就业途径，积极外出工作。在调查中，有的女性反映在学院的工作报酬不如在其他地方，她们会选择去其他地方工作。所以，在转移中女性比例会高于男性。

在劳动力转移的年龄分布中，30-49岁的占多数。由于这个年龄的劳动者既要抚养老人，又要照顾孩子，身上的负担非常重，只有通过打工才能增加家庭收入。16-29岁的劳动者有些处于受教育阶段，比例会相应较少。50岁以上的劳动者由于体力问题会减少打工，在家休养。康庄堡村委会对年龄在60-70岁之间的全村老年人每月发放80元的生活费，对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100元生活费，为了他们能更好安享晚年。

劳动者的最高学历也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图3中，看出初中及以下的占到46%，高中或中专占33%，大专占10%，本科占9%，硕士及以上占0%。受教育的程度在劳动力转移中十分重要，有些在就业年龄以下的劳动者过早加入劳动力大军中，导致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恶性循环。学历低，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也就不会很高。

政府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也应该承担起一定的责任。在图4中，参加过政府组织的就业培训的占12%，没有参加过政府组织的就业培训的占88%。在图5中，自己找工作的占57%，亲戚介绍的占38%，政府组织的占5%。从这些数据中看出，政府不论是在就业培训还是在帮助农民找工作中都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

农民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比较单一，获得的信息较少，交易成本大。农民大多数靠自己和亲戚提供的信息来找到工作。获取信息的真实性没有办法保障，并且劳动力工作的行业、单位比较分散，当自身权益受到威胁时，劳动者会感到非常无助。

劳动者转移，52%的劳动者选择周边城镇，35%的劳动者选择离家不远的城市，有13%的劳动者会选择发达城市。在山西省这个传统思想占主流的省份中，农民往往不希望去离家很远的城市，而是就近工作。在康庄堡村中劳动力往往在学院、附近的工厂、小区工作，很少有人去外地。或者劳动者外出务工从事季节性兼业的占7%，在当地企业中工作的占18%，从事二三产业的占32%，其他的占43%。

劳动者每月的工资情况，在图6中，1000元以下的占13%，1000～2000元之间的占39%，2000～3000元之间的占25%，3000元以上的占23%。由于劳动者家中劳动力较少或者家中花销较大等原因，一年的纯收入却很少，在图7中，年收入在3万以上的占20%。劳动者辛苦劳动一年没有较高的购买力，也没有提高生活质量。在调查中，有一位劳动者的生病的母亲由妻子照顾，妻子还要照顾上高中的孩子，虽然自己每月挣5000元以上，但一年的纯收入却不到3万。

在劳动者参加的社会保险中，在图8中，参与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占34%，参与医疗保险的占44%，是劳动者参加最多的保险，参与工伤保险劳动者占7%，参与失业保险占5%，生育保险占4%，没有参与任何保险的占5%。劳动者参与医疗保险的占大多数，但是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这些对劳动者来说非常重要的却非常少，这些保险可以帮助劳动者维护自身的权益和安全。没有这些保险，就会使劳动力在遭受工伤或失业时得不到相应的补偿，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会使生活更加困苦。

您希望政府在哪些方面提供帮助。调查结果：希望在社会保障方面提供幫助的占15%，希望在劳动就业中提供帮助的占19%，希望在收入分配提供帮助的占10%，希望在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帮助的占14%，希望在子女入学提供帮助的占18%，希望在住房上提供帮助的占13%。劳动力在劳动就业这一方面是最需要政府提供帮助的，就业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幸福和社会稳定。政府应当把失业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让每个有能力和意愿的劳动者都找到一份工作。

三、结论

本文通过采用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村庄中入户调查、对村民发放调查问卷，分析临汾市尧都区康庄堡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因素。与理论相对比，发现康庄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性别比例女性高于男性，与理论和现实生活中的男性高于女性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时因为，康庄堡村处于城镇边缘地区，村民可以就近工作，清洁工作也比较适合女性去做，工作机会非常多。并且离市区近出行方便，接受先进的思想文化，女性逐渐走出了家庭，走向社会工作。所以，处于城镇边缘地区的康庄堡村，在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女性的比例会高于男性。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大力开展就业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的自身素质，增强其转移就业的能力。多种形式地开展农民工培训教育，让劳动者掌握可以生存的一项基本技能。使农民工由体力型向技术型和智力型转变，提高劳动质量水平。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质量。因人而异，根据不同的需求来开展多形式的就业培训。第二，各级政府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时常发布和更新就业信息，给劳动者创造更广阔的就业平台，由政府出面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并且不断了解劳动者的情况，采用跟踪式调查，保障其权益不受侵害，做劳动者的坚定保护者，鼓励多部门、多渠道为求职的劳动者提供各项服务。

本文的不足：由于个人能力的限制，本文在分析过程中没能充分发掘数据背后的信息。在提出的建议方面，现实情况会有一些复杂，本文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缺少开阔的视角，有待于今后的继续学习和经验积累[6]。

参考文献

[1]蔡昉，都阳，高文书，王美艳.劳动经济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49-152.

[2]白南生，宋洪远等.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64-172.

[3]高迎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可持续发展[J].新疆农垦经济，2000（06）：27-29.

[4]吴巍，陈定，陈敏，赵海云.城乡一体化视角下农民就地城镇化影响因素研究——以南昌市边缘区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7，24（08）：11-16.

[5]黄文秀，杨卫忠，钱方明.农户“就地城镇化”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嘉兴市海盐县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15（01）：86-92+79+159.

[6]倪梦.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分析[D].南京大学，2014.

[7]临汾市2012、2013、2014、2015和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临汾市统计信息网统计公报.http：//www.lf-stats.gov.cn/ list.aspx？cid=14.2013.03.28/2017.03.23.

基金项目：山西省教育厅批准山西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临汾市城镇边缘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市民化研究，编号2016552。

作者简介：邵锐琳（1995-），女，汉族，山西高平人，就读于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经济管理系经济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