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与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

摘要：遵义会议在危急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与以张闻天、王稼祥等早期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与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指挥及敢于担当的历史使命感，与共产国际的支持，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是全体红军官兵的选择、是我党的选择、是中国历史的自觉选择。

关键词：遵义会议；毛泽东；领导地位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4-0030-04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确立的重要转折点。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然而却是中国共产党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一、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原因探析

首先，遵义会议的召开与张闻天、王稼祥等党的领导人的支持分不开。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为人正派，对革命无限忠诚，他实事求是，有着坚强的党性和勇于坚持真理的优秀品质。张闻天和博古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都深得共产国际信任。同时，他们也是我党早期拥护“左”倾路线的重要领导人。进入苏区时，张闻天还积极参加了临时中央针对毛泽东的反“罗明路线”斗争。1934年2月，张闻天到苏维埃政府中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是“左”倾领导者搞宗派主义，有意排挤、打击毛泽东的一个步骤。但是与毛泽东接触期间，张闻天更加了解毛泽东、尊重毛泽东。他从毛泽东身上学会了调查研究，使自己的工作卓有成效；他深深地佩服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对中国国情的敏锐洞察力。同时，他对“左”倾路线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开始纠正这种错误。广昌战役后，张闻天在总结这次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博古等人的军事教条主义。那次会议后李德示意博古，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应该团结一致，这实际上是在搞宗派主义。张闻天坚持真理，坚持自己的观点，表现出了他的高风亮节和人格风范。这次交锋，也标志着张闻天同志与“左”倾路线的决裂。

同样，作为早期“左”倾路线的拥护者，王稼祥也是在与毛泽东的接触中开始认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认识他对中国革命睿智的洞察力及路线的正确性。他从而开始脱离“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工作。长征期间，毛泽东与张闻天及王稼祥一起行军，这就使得三人之间有更多的机会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为遵义会议的举行，共同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打下了基础。

张闻天是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党的重要领导人，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他的积极行动，对于配合当时还不在中央领导核心、在中央基本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进行纠正“左”倾错误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在遵义会议期间，张闻天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会后，张闻天又作了大量工作，争取和说服犯过错误的同志支持毛泽东进入中央。遵义会议期间，王稼祥发言时指出，“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他特别提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1]这个建议得到陈云等与会多数代表的支持。应该说这个建议触及到了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核心问题，促进了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团”的重组，对毛泽东进入军事指挥核心起到了关键的一步。遵义会议期间，“彭德怀发言，严肃批判了‘左倾领导者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和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2]113正是在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带领下，其他代表如朱德、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杨尚昆等也开始公开支持毛泽东，并陆续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展开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后来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重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关于选举问题的谈话中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赞成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3]424

今天我們研究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原因，绝不能忽略博古同志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博古也表现出了坚强的党性，知错就改，积极执行党的决定。在红军占领遵义后，博古主动找周恩来商量执行黎平会议的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博古的报告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但是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他还是虚怀若谷地接受了批评，让大家自由发言。对会议作出的决议，取消“三人团”，他也是个人服从组织，遵守多数人的决议，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崇高觉悟。在扎西会议上博古把最高领导权交给了张闻天，尽管他从实际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后来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路线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与毛泽东个人的努力及他所具有的优秀品质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具有坚强的党性。对革命无比的忠诚及对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使得毛泽东在遭受到“左”倾路线的各种打击之下，不灰心、不气馁。赣南会议上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派往苏区领导经济建设后，他努力地投入到政府工作，积极推动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有力地配合与支援了前线反“围剿”战争。毛泽东在后方主持工作的同时，依然时刻关心前方的战事；不在其位却谋其政，这显示出毛泽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困境中仍然不忘自己身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意识和对中国革命深刻的忧患意识。当身边工作人员因为“左”倾领导者对毛泽东采取打击活动而愤愤不平时，毛泽东教育身边工作人员说“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4]285

毛泽东遇事冷静思考，善于把握机遇。对于“左”倾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虽然毛泽东早就觉察到了，但是在当时“左”倾路线领导者在临时中央占着统治地位，他们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在党内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号召力，同他们作斗争很难赢得大部分人的支持。为了党能够团结统一地应对敌人疯狂进攻，毛泽东在等待时机成熟时，对错误路线进行清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着“左”倾军事路线的一次次失败，很多领导人才从血的教训中反思觉醒，开始认识毛泽东指挥的正确性。

毛泽东善于团结党内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人，通过自己耐心的思想工作，形成了巨大的个人凝聚力。如毛泽东找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政治局委员及高级军事指挥员谈话，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战略方针，赢得了他们的支持。长征中毛泽东经常深入部队，调查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动态和想法，与中层指挥干部谈话，同普通战士谈心，做思想工作。“正是有了党的高级干部的觉悟和广大指战员的觉醒，遵义会议才实现了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5]198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勇敢地指出“左”倾领导人所犯的军事路线错误。他从中国革命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左”倾错误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态度诚恳，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获得了与会大多数代表的认可，对很大一部分人可以说是拨开云雾见青天，豁然开朗，找到了中国革命屡屡受挫的根源。

二、遵义会议光照千秋的时代贡献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后的分工决定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这些重要的决定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领导指挥权，实际上是废除了李德的军事专制，恢复了军事指挥中的民主集中制。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对后来我党制定正确的军事战略路线提供了可靠的保障，避免了红军遭受各种重大损失甚至覆灭的危险。遵义会议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会议，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6]159这次会议在最危机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后来彻底粉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图谋打下坚实的基础，为红军长征胜利提供了保障。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正是因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红军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夺去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取得了渡江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当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又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逃跑主义，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最后胜利会师陕甘。”[7]1毛泽东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说“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8]530中国共产党在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遵义会议进行了客观地评价：“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9]969

三、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首先，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努力贯彻遵义会议决议的必然结果。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各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会议精神。对那些被“左”倾领导人处分过打击过的同志，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他们重新进行了审核，为那些被错误批判的同志平反。这些措施极大地团结了红军将士，增加了他们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他们对新的领导班子充满期待、热烈拥护。毛泽东复出是众望所归，也是历史的选择。“遵义会议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的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10]9

其次，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以遵义为核心的系列会议共同作用的结果。1934年12月12日召开的通道会议决定向贵州进军，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的支持。18日，毛泽东出席在黎平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并为而后纠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创造了条件。”[11]39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关于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决议，批评了博古、李德不愿过乌江和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仍要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遵义会议后，2月5日，军委纵队到达川滇黔边界石箱子并召开了著名的石箱子会议。会后，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3月10日中革军委收到林彪、聂荣臻关于攻打打鼓新场的电报。朱德把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传看，召开紧急会议加以讨论。“多数人赞成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计划，毛泽东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次日凌晨，毛泽东再次在中央负责人会议上说服与会者，终于使会议放弃了进攻的计划。”[12]178打鼓新场风波之后，毛泽东所坚持的不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很快被证明是正确的。鉴于瞬息万变的战争情况，毛泽东提出组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个建议很快被通过了。3月12日，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为主的新的三人团在苟坝成立。5月12日召开的会理会议上，林彪提出让毛泽东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批评林彪的信说：‘遵义会议才选出新的领导，这时又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的，特别是提出我，则更不适当。”[2]122聂荣臻“对林彪打电话要求撤换朱德、毛泽东，请彭德怀出来领导的错误言行进行了批评斗争，并拒绝在林彪写的信上签名。”[13]143林彪的意见也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发言指出，这是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的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应。张闻天也在报告中批评这一错误，周恩来、朱德等发言，均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会议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14]247周恩来还高度赞扬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指挥艺术。“在敌前堵后追的情况下，采用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两进遵义，甩掉了敌人，取得了渡过金沙江的重大胜利。”[15]84会理会议在党内再次重申与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再次，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与共产国际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由于临时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唯一联系通道——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被敌人破坏，中共中央和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之前的两个月，就已经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所有联系，这为毛泽东的复出提供了客观条件。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曾评价它两头好、中间差。“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的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16]683“共产国际曾三次支持“左”倾路线统治中共中央，使毛泽东遭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但是宁都会议取消毛泽东的军权、让毛泽东回后方主持工作的消息报到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却态度鲜明地致电临时中央，肯定毛泽东的政治地位和指挥才能，并作出了反对任何对毛泽东排挤打击的明确暗示”。[17]同时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刊物上不断地介绍毛泽东，肯定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共产国际对各国革命指挥脱离实际，导致各国革命遭受到损失，共产国际也是有所觉察并作出策略调整的。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不干涉各国共产党组织事宜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即遵照此种决定，没有干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事宜。”[16]632所以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派潘汉年及政治局常委陈云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陈云“向共产国际提交了遵义会议精神的报告提纲、手稿等文件，汇报了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领导机构的变动情况，以及红军正在进行的战略转移。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认可了洛甫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对于毛泽东日后的政治生涯至关重要。”[18]1937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国时，季米特洛夫曾叮嘱王明说：“虽然你在（共产）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共产）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19]2951938年，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专门委员会对即将回国的王稼祥向中共中央转达他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中共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17]

后来王明回国后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王明主持长江局工作，蒙蔽了很多人，搞了第二次王明路线。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很多干部逐渐觉悟了，王明逐步地被孤立了。整风运动后，全党克服了党八股、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达到了思想的高度统一，彻底树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

总之，正是由于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对中国革命的深刻洞察，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结合；正是由于毛泽东坚强的党性和敢于担当的大局意识；正是由于毛泽东战略指挥的正确性，才赢得了我党及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拥护；也正是因为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瓮安猴场会议等系列会议作铺垫，遵义会议才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石箱子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实现中央领导权的交接，从而使得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红军的选择，是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中国革命的自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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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纪鹏（1974—），男，山东临沂人，遵义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