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地官》“司徒”析论

张　磊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周礼》又称《周官》或者《周官经》，详细记载和阐述了周代的官政之法和职官制度。《周礼·地官》全面而集中地记载了司徒的有关情况，但在以往研究中惜未被重视。我们全面分析《周礼·地官》“司徒”的职掌、属官、地位等各个方面，并与周代司徒的实际情形加以比较，以考察《周礼·地官》中记载的关于司徒的内容是否可靠和正确，附带尝试从这一角度探讨争议很大的《周礼》成书问题。

一、《周礼》缘何称司徒为“地官”

《周礼·地官》记载有司徒的丰富资料。《周礼·地官》云：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

《周礼·地官》之“地官”即指“司徒”。司徒缘何被称“地官”，这是一个应该予以说明的问题。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十七载《郑目录》云“像地所立之官。司徒主众徒。地者载养万物，天子立司徒掌邦教，亦所以安扰万民。”①(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41页。孙诒让疏云：“《郑目录》云‘像地所立之官’者，司徒于六官为第二，次于冢宰，又掌地事，故谓之地官。……云‘司徒主众徒’者，《小尔雅·广言》云：‘司，主也。’《白虎通义·封公侯》篇云：‘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众也，重民众。’《书·周官》伪孔传云：‘主徒众，教以礼义。’《国语·周语》云：‘司徒协旅。’韦注云：‘司徒掌合师旅之众。’云‘地者载养万物’者，《郊特牲》云：‘地养万物。’《艺文类聚·地部》引《春秋元命苞》云：‘地者，易也，言养物怀任，交易变化，含吐应节。’是地载养万物之义。”②(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41页。司徒既管理土地，又教化土地上之人民，接近“地养万物”的含义，故称“地官”。

从《周礼·地官》所记大司徒和小司徒的职掌可以清楚地看到，司徒掌管土地人民以及相关事项如推行教化和征发赋税、徒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称为“地官”可谓恰如其分。“按照《周礼》作者的设计，地官司徒的职掌在于管理土地与教养民众，其属官也多以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业与各级地方行政管理为职掌，这正合于‘地养万物，以地为亩’的农业社会的思维模式”，体现出地政与民政的紧密联系③王启发：《礼学思想体系探源》，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根据《周礼·地官》所记，司徒属官众多，分工细致，负责各种具体的相关事务，有行政和社会管理之官；有召集民众，推行教化之官；有掌管土地赋役等事务之官；有负责农林水、管理粮食仓库之官；有管理经济和市场之官；有掌交通和使节之官等。司徒与这些属官构成相对完整的职官系统，具有管理土地、教化人民的“地官”鲜明特色。

在《周礼·地官》中，司徒分为两种：“教官之属：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就官位级别而言，大司徒及其副职小司徒分别为卿和中大夫级。在《周礼》官制体系中，司徒主管土地人民，直接辅佐王，受王领导，是最主要的职官之一，地位仅次于天官冢宰，虽然与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并列，但在这三者之前。

《周礼·地官》所记司徒的内容可信程度如何？为了能更好地阐释和解决这个颇有争论的问题，下面通过全面分析《周礼·地官》“司徒”的地位、职掌、属官等方面，并和周代司徒的实际情形加以比较，从而考察《周礼·地官》所记司徒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周代司徒的真实情况。

二、《周礼·地官》“司徒”与周代司徒职掌的比较

细绎《周礼·地官》“司徒”和周代司徒的职掌都有丰富的层次，可以分述如下：

第一，《周礼·地官》“司徒”主管民众，与周代司徒相同。《周礼·地官》记大司徒职掌云：

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

大司徒掌管天下土地之舆图和记载人民数目之户籍，以辅佐周王安定天下。大司徒是要记载民众数目的，负责管民。小司徒也有相似的职掌：

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

小司徒稽考王城中及四郊都鄙的男女人数及家数。大、小司徒皆掌管民众。这一点和周代司徒相同。《国语·郑语》云：“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史记·郑世家》云：“郑桓公友者……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雒之间，人便思之。”“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和集周民”之语，都表明了作为周幽王司徒的郑桓公，掌管民众。这些材料表明，《周礼·地官》“司徒”和周代司徒一样，皆主管民众。

第二，《周礼·地官》“司徒”掌管教化，与周代司徒相同。《周礼·地官》“司徒”职掌教化：

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

“邦教”指国家教化。国家设立地官司徒，命其率领部属掌理天下教化，辅佐天子教化安定天下。这是《周礼·地官》“司徒”的主要职掌之一，由大、小司徒之职具体体现。

《周礼·地官》记“大司徒”之职：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①愉通“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

大司徒按照五种不同地方人民的生活习惯，对人民实行十二种教化，尤其突出祭祀、乡射礼、乡饮酒礼、婚礼等礼乐教化，以达到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的目的。此处重在一个“教”字。

大司徒教化民众具体的方法则是：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县教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教象，挟日而敛之。乃施教法于邦国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正月初一，大司徒向诸侯国和乡野都鄙宣布教典，在库门的魏阙上悬挂写有教典的木版，供万民观看，十天之后收起；然后向各诸侯国和都鄙颁布教典，让诸侯、公卿、大夫施教百姓。大司徒教化要根据“教典”施行，非常清楚而且具体。

另外，大司徒还以“六德”、“六行”和“六艺”教化万民，又“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

《周礼·地官》“小司徒”云：“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小司徒的职务是负责建立国家官员的教化之法，其职掌也与教化有重要关系。

上述材料表明，《周礼·地官》“司徒”有教化之职，而历史上的司徒的确也有教化之职。《尚书·尧典》记舜对契说：“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舜的时代百姓之间不相和睦，父母兄弟儿子关系也不和顺，因此舜让契来做司徒，职掌教化，此职为周代司徒所继承。《尚书·周官》云：“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周代设置司徒，掌管国家教化，颁布五典，教化百姓。《礼记·王制》也有这方面的记载。《礼记·王制》云：

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

司徒修饬六种礼仪来节制民的本性，阐明七种教化来培养民的德行，推行八种政令来防止民风败坏，统一道德来让风俗一致。这就是司徒的教化职掌。由此说明，《周礼·地官》所记司徒掌管教化是可信的。

第三，《周礼·地官》“司徒”掌管徒役，与周代司徒相同。《周礼·地官》记大司徒之职：

大宾客，令野修道委积。

有诸侯来朝靓，大司徒便命令徒众修治四郊及王畿的道路，并沿途存储禾米等以招待宾客。

《周礼·地官》记小司徒之职：

小宾客，令野修道委积。

诸侯的使臣来聘，小司徒便命令徒众修筑道路，准备粮食以招待宾客。

可以看出大、小司徒皆职掌征发民众修治道路等的徒役。周代司徒也具有相同的职掌。《国语·周语中》记单子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敌国宾至，……司徒具徒……’”别国宾客至，司徒负责征发徒役修理道路。因此可以看出，《周礼·地官》“司徒”和周代司徒一样，皆主管徒役。

第四，《周礼·地官》“司徒”掌管军队，与周代司徒相同。《周礼·地官》记大司徒之职：

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万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凡是有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和田猎，就竖起大旗召集万民，并负责指挥徒众。

《周礼·地官》又记小司徒之职：

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

第五，《周礼·地官》“司徒”掌管土地，与周代司徒相同。《周礼·地官》云：“掌建邦之土地之图。”大司徒掌管天下土地之舆图。《周礼·地官》云：“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凡建立邦国，司徒用土圭来测量土地。《周礼·地官》又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乃分地职、奠地守、制地贡，而颁职事焉，以为地法而待政令。”凡建立都鄙，司徒先划定土地区域，并在边界上挖沟堆土植树。可见《周礼·地官》“司徒”负责对土地的管理。

周代司徒掌管土地。《左传》昭公七年云：

晋人来治杞田，季孙将以成与之。谢息为孟孙守，不可。曰：“人有言曰：‘虽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礼也’。夫子从君，而守臣丧邑，虽吾子亦有猜焉。”季孙曰：“君之在楚，于晋罪也。又不听晋，鲁罪重矣。晋师必至，吾无以待之，不如与之，间晋而取诸杞。吾与子桃，成反，谁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鲁无忧而孟孙益邑，子何病焉？”辞以无山，与之莱、柞，乃迁于桃。晋人为杞取成。

晋国派人前来划定杞国的田界，季孙氏打算把成地给他们。成地为孟孙氏所有，故受到孟孙氏之家臣即成地之守谢息的反对。季氏只好将桃地和莱、柞两山作为补偿，孟孙氏才将成地给予杞国。季氏为鲁国大司徒，负责管理鲁国土地的分配。这说明，《周礼·地官》“司徒”和周代司徒相同，皆掌管土地。

第六，《周礼·地官》“司徒”掌管山林泽牧，与周代司徒相同。《周礼·地官》云：

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岛岛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

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泽……三曰丘陵……四曰坟衍，……五曰原隰……

第七，《周礼·地官》“司徒”负责征收赋税，与周代司徒相同。《周礼·地官》记小司徒之职：

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职而平其政。

小司徒按照井田制度划分土地田野；让百姓经营土地、交纳赋税。此处要格外注意小司徒负责征收赋税之职。这和周代司徒的职掌相同。《左传》哀公十一年云：“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春秋末年，鲁国大司徒季康子推行了“用田赋”，负责向民众根据土地征收赋税。虽然此为春秋末年之事，但毕竟也是司徒的职掌。《左传》哀公十一年云：“夏，陈辕颇出奔郑。初，辕颇为司徒，赋封田以嫁公女。有余，以为己大器。国人逐之，故出。”杜注：“封内之田，悉赋税之。”①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66页。辕颇为陈国司徒，对国内的土田征收赋税。因此，司徒在主管民众的基础上，还要征收赋税。这充分说明，《周礼·地官》“司徒”与周代司徒相同，皆掌管赋税。

上述分析表明，《周礼·地官》“司徒”的基本职掌是：主管和教化民众，征发徒役，参与领导军队，掌管土地、山林泽牧、赋税。这些均能在周代历史上的司徒职掌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通过这些比较可以看到，《周礼·地官》“司徒”的职掌与周代司徒职掌的实际情况基本相同。

三、《周礼·地官》“司徒”与周代司徒属官的比较

再来看《周礼·地官》“司徒”和周代司徒的属官的比较情况。《周礼·地官》“司徒”的属官繁多，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管民之属官，例如里宰。

《周礼·地官》列有司徒诸多属官，此处重点讨论能以金文记载做参照的里宰。《周礼·地官》记有里宰。《周礼·地官·叙官》“里宰”云：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

此处可以联系《尚书·酒诰》的相关记载。《尚书·酒诰》云：“越百姓里居。”《逸周书·商誓解》记武王胜殷，诛纣立武庚，戒殷之旧臣百姓庶民云：“告尔伊旧何父□、□、□、□、几、耿、肃、执，乃殷之旧官人序文□□□□，及太史比、小史昔，及百官里居献民：……”郭沫若先生指出，“今案《逸周书·商誓篇》‘及太史比(友字之讹)小史昔(字之讹，古友字)及百官里居献民’，里居亦里君之讹也。……”②郭沫若：《周官质疑》，载郭沫若《金文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一版，第77页反。裘锡圭先生也认为，“疑‘里居君子’是‘里君’的讹衍之文。百姓、里君连称，与《酒诰》同。”③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页。此外，《逸周书·尝麦解》亦提到“里君”。郭、裘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更为重要的是，西周金文中亦有关于里君的记载。《令彝》提到“里君”。郭沫若先生在论及《令彝》时指出，“又《书·酒诰》言‘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与本铭所列职名大抵相同。……里居则里君之讹也。里君当如《周官》乡师乡老之属。”④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上海书店，1999年版，第7页正。朱凤瀚先生指出，“此铭所言当时之官制毋庸置疑，据此可认为‘里’大致始出于西周早期。‘里君’即是里之长官。”⑤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276页。“里居”当为“里君”，为管理“里”中民众及事务的官吏。

另外，《史颂鼎》也提到“里君”：

关于里宰的职掌，《周礼·地官·里宰》云：

里宰：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征敛其财赋。

里宰负责“治其政令”，即负责治理本里的政令，此在《国语》中得到印证。《国语·鲁语上》记鲁文公打算扩建宫室，想占用孟文子、郈敬子的住宅，孟文子、郈敬子分别提到里人、司里皆为一里之负责官员，负责具体安排官员的住宅事宜，是司徒的属官。由此看来，《周礼》关于里宰职掌之记载并非虚语。里宰，或者里君、里人，为司徒的属官，掌管民众。《周礼·地官》关于司徒的属官有里宰一说比较可靠。

第二，治土之属官，例如土均。《周礼·地官·土均》云：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贡，以和邦国都鄙之政令、刑禁与其施舍。礼俗、丧纪、祭祀，皆以地美恶为轻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

土均掌管有关土地的政令、赋税劳役及相关事宜等。土均之官，虽然没有相关文献和金文的证明，但是司徒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掌管土地，所以有管理土地的属官也属正常。

第三，管理山林泽牧之属官和土地疆界之官，例如山虞、林衡、牧人、封人。根据本书前文的研究，金文中西周司徒的属官有虞官(包括山虞和泽虞)、林衡、牧人(《免簠》)，有场人(《南宫柳鼎》)；文献如《左传》“隐公元年”和“宣公十一年”记载至少在春秋时期就有管理疆土和劳役的封人。金文和文献有力证明《周礼·地官》关于司徒这些属官的记载是可靠的。山、林、牧、场、疆土、劳役均和民众、土地有关，可以看作司徒掌管民众、土地职掌的延伸。

第四，管理市场之属官，例如贾师。《周礼·地官·贾师》云：

贾师：各掌其次之货贿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贾，然后令市。凡天患，禁贵儥者，使有恒贾。四时之珍异，亦如之。凡国之卖儥，各帅其属而嗣掌其月。凡师役、会同，亦如之。

贾师掌管市场货物治理工作，检查货物，核定价格，控制抬价，促成交易。《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臧会离开臧氏“奔郈。郈鲂假使为贾正焉。计于季氏”。前文已经有论及，贾正如《周礼》之贾师，为司徒属官。鲁昭公时期郈尚为公邑，臧会担任的贾正为公臣。《周礼·地官》所记“贾师”和贾正相类。

可以看出，《周礼·地官》“司徒”的属官可以分为管理民众、土地、山林泽牧和市场等类，部分职能与周代司徒的属官互相印证。

四、《周礼·地官》“司徒”与周代司徒地位的比较

《周礼》明确记载了司徒的地位。《周礼》记载周代官制云：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

天子建立国家，设置职官，规定职责。设立天官冢宰，总管政务。冢宰之下，设立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和冬官司空。周代司徒的地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变化，那么《周礼》的记载反映周代司徒哪个历史阶段的地位呢？我们将其与《尚书·周官》记载的周代官制相比较：

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贰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司冠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①《尚书·周官》记成王对周百官的一篇训诫之辞，主要论及官制，所以名为《周官》。关于《尚书·周官》的成书和作者，《尚书·周官》序云：“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史记·周本纪》亦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此谓成王作《周官》。但是《史记·鲁周公世家》云：“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集解】云：“孔安国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为戒也。’”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周公致政成王，恐成王怠忽朝政而致吏治混乱，所以作《周官》一篇；成王亲政后，即将《周官》向群臣发布，其内容是“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从而出现了“民和睦，颂声兴”的社会局面。所以，周公、成王所作之《周官》实则是同一《周官》，这一举措包括有推行礼乐的内容。《左传》云：“先君周公制周礼。”《礼记·明堂位》云“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这一官制反映了周初官制的情况。

周王建立官制：立太师、太傅、太保，此为三公；又立少师、少傅、少保，帮助三公；立冢宰，掌管国家的治理，统率百官，均平四海；立司徒，掌管国家教化，颁布五典，驯教百姓；与司徒平行的官，还有宗伯、司马、司寇和司空。可以看到，《周礼》所记官职和《尚书·周官》所记周代职官有相同的部分，即在冢宰之下，设立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和司空。

但是两文中关于司徒的地位又不相同。《尚书·周官》中的司徒，其上有冢宰，冢宰之上有三公、三孤。这比较符合周初的情况。为什么这样说呢？以三公为例，周初三公太师姜尚、太傅周公和太保召公。他们为执政卿士，位高权重，远在一般卿大夫之上。《周礼》中的司徒，其上有冢宰，冢宰是为最高执政卿。和太师、太保名称相近的师氏、保氏，在《周礼》里面已经成了司徒的属官。

《周礼·地官》云：

师氏：掌以媺诏王。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

师氏掌管以善道劝告天子和教育王公子弟之事，观察天子临朝的一切事情，也担任天子的警卫工作。《周礼·地官·保氏》云：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守王闱。

保氏掌管劝谏天子的过失和教育王公子弟之事，亦负责保卫天子。《周礼·地官》里面的师氏、保氏，大概就是周初的太师、太保。但是地位已经下降，成为司徒的属官。可以看出，《周礼》中的司徒地位比周初司徒地位更高一些，前者比较符合西周中后期司徒的政治地位。《史记·郑世家》云：“郑桓公友者，……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雒之间，人便思之。”司徒郑桓公是西周晚期幽王时期人，位高权重，为执政卿士。另外，春秋中期鲁国的情况亦与此相近。从春秋中期开始，大司徒季氏为鲁国的冢卿，也就是执政卿。司马叔孙氏和司空孟孙氏都是介卿。鲁国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和大司寇之上有太宰。可以看出，春秋中期鲁国大司徒的地位，接近《周礼》所记“司徒”的地位。所以《周礼》所记“司徒”的地位，大体与西周后期到春秋初中期司徒的地位相符。

以上通过与周代司徒的职掌、属官、地位比较分析，说明了《周礼·地官》“司徒”的情况是大致可靠的。这也恰恰表明了《周礼·地官》的内容基本可信。假以时日，更多的出土文献材料也许会提供更加强有力的证明。

五、从《周礼·地官》“司徒”看《周礼》的成书

自西汉以来，学者们对《周礼》的成书及其真伪多有争论。《汉书·景十三王传》说《周礼》为“古文先秦旧书”。西汉刘歆认为《周礼》乃“周公致太平之迹”①贾公彦：《序周礼废兴》，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5-636页。，为东汉经学大家贾逵、马融和郑玄等所肯定。郑玄云：“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②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39页。此后历代经学家大多相信这种说法。清代礼学大家孙诒让撰《周礼正义》申论此说最为详备：“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洛，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③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一”《天官冢宰第一》，第4页。又云：“此经建立六典，洪纤毕贯，精意眇恉，弥纶天地，其为西周政典，焯然无疑。”④孙诒让：《周礼正义·序》。

但是自汉代以来，也有不少学者持不同看法。东汉“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为末世渎乱不厌之书……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⑤贾公彦：《序周礼废兴》，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第635-636页。。宋人胡宏认为《周礼》是西汉刘歆伪作⑥(宋)胡宏：《皇王大纪论·极论周礼》，《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58页。。清人毛奇龄《经问》认为“此书系周末秦初儒者所作”⑦毛奇龄：《经问》“卷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这些看法多认为《周礼》是春秋以后战国秦汉之际的学者伪作，不再一一列举。

近代以来，学术界对《周礼》的成书进行了比较深入地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包括：蒙文通先生主张《周礼》“虽未必即周公之书，然必为西周主要制度，而非东迁以下之治”⑧蒙文通：《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论〈周官〉成书年代》，《图书集刊》第1期，四川省立图书馆编，1942年。；刘起釪先生以为《周官》“最初作为官职之汇编，至迟必成于春秋前期”⑨刘起釪：《〈周礼〉真伪之争及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载刘起釪《古史续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钱穆先生认为《周礼》成书战国时期⑩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燕京学报》第11期，1933年6月。；郭沫若先生认为“此书不能出于春秋以前”*郭沫若：《周官质疑》，载郭沫若《金文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一版，第80页正、反，第81页正。，“作《周官》者乃周末人也”*郭沫若：《周官质疑》，载郭沫若《金文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一版，第80页正、反，第81页正。。梁启超先生认为“这书总是战国、秦、汉之间，一二人或多数人根据从前短篇讲制度的书，借来发表个人的主张”*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二《三礼》，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25页。；胡适先生《论秦畴及〈周官〉书》一文中主张“因《周礼》屡屡说‘祀五帝’，其为汉人所作之书似无可疑”*胡适：《论秦畴及〈周官〉书》，载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徐复观先生从思想和文献的线索来考察，更明确指出《周礼》“乃王莽、刘歆们用官制以表达他们政治理想之书”*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212页。。顾颉刚先生经过深入考证，认为《周礼》是战国时期齐国等国法家之作*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及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页。。可见近代以来关于《周礼》的成书及真伪，仍然未形成共识。

虽然如此，《周礼》一书具有的宝贵学术价值，却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和肯定。李学勤先生说：“但近年新发现金文，却有不少与《周礼》契合的地方。看来《周礼》至少是一部比较重要的先秦典籍，我们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不能忽视它的意义”；要“运用考古学及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去印证检验《周礼》”①李学勤：《竹简秦汉律与〈周礼〉》，《法律史研究》编委会编《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总之，要以科学的态度、方法来研究《周礼》。

前文通过与周代司徒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周礼·地官》记载的“司徒”大致可靠②张亚初、刘雨先生认为，“《周礼》在主要内容上，与西周铭文所反映的西周官制，颇多一致或相近的地方。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周礼》，是西周职官问题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这说明《周礼·地官》从内容上来说基本可信，并非伪作。依此类推，《周礼》的其他部分也应该和《地官》的情况有某种程度的类似③因为《周礼》的《冬官》部分采自《考工记》，所以这一部分除外。。

《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莒国太子仆弑纪公奔鲁，鲁宣公要赏以城邑，鲁国大司徒季文子却派人将其逐出国境。鲁宣公问这样做的原因，季文子让太史克回答时提到了“先君周公制《周礼》”的问题。杨伯峻先生指出：“《周礼》，据文，当是姬旦所著书名或篇名。”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633页。季文子为周公后裔，对周公的情况非常熟悉，指出“周公制《周礼》”，其言绝非虚语，所以周朝初年周公撰作《周礼》的说法，基本可信。据前引《尚书·周官》关于周代官制的记载，《尚书·周官》中的司徒，其上逐级有冢宰、三公。我们猜测此《尚书·周官》与周公所作《周礼》当有密切关系。

从时间上来讲，周代司徒的情况自西周初年到春秋战国之际是变动的，其职掌由简单到复杂，其地位由低到高，是一个随着周代社会发展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动的过程。这样关于司徒的材料也会渐次补充到《周礼》中去。可以推测，关于其他职官的材料也是如此增益到《周礼》之中。

初成于周初的《周礼》，到“厉王革典”时期，有了相当多的改动增益。周厉王时期，西周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根据《国语·周语上》的记载，厉王止国人谤，专山林川泽之利，“不籍千亩”⑤《国语·周语上》“宣王即位，不籍千亩”，韦注云：“天子田千亩，诸侯百亩，自厉王之流，籍田礼废，宣王即位，不复遵古也。”是知周厉王时已经“不籍千亩”。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周语上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页。，终于导致“国人暴动”。《国语·周语下》记太子晋将“厉始革典”作为周代历史上的的分界点，可见“厉始革典”的重要意义。韦注云：“革，更也。典，法也。厉王……变更周法。”⑥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周语下第三》，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0页。《左传》哀公十一年云：

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

所以厉王所变革的“周法”就是“周公之典”。《周礼》就是“周公之典”的具体文本之一。因此，《周礼》到“厉始革典”时期可能有一个变动。这可以从《周礼》中司徒的地位看出。前文的分析表明，《周礼》中司徒的地位较周初司徒的地位为高，而大体接近西周后期到春秋初中期司徒的地位。

随着春秋社会的发展，《周礼》又逐渐被补充了新的内容。春秋鲁国官制的架构，接近《周礼》冢宰、司徒、司马、司空和司寇的职官系统。金景芳先生认为：“《周礼》一书是东迁以后某氏所作。作者得见西周王室档案，故讲古制极为纤悉具体。”⑦金景芳先生之言见杨伯峻主编《经书浅谈》，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页。这句话似可理解为东周时期某氏最后整理了《周礼》一书。观《周礼》所记司徒管田赋事，是春秋末期的事情。战国时期，司徒地位在职官系统中下降，渐趋微弱，逐渐远离《周礼》所记职官系统的架构。我们据金景芳先生所言可进一步思考，当是春秋末期以后，《周礼》一书进入定稿阶段，未继续补充战国时期的官制材料。综合以上所述，《周礼》一书最大可能是到战国时期最后定稿。顾颉刚先生经过深入考证，认为《周礼》是战国时期齐国等国法家之作⑧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及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页。。就《周礼》一书最后定稿整理者而言，顾先生的看法颇有道理。汉代“古文经学兴起以后，古文学者……其学术内容上却以‘齐学’中的《周礼》为其正宗。”⑨杨朝明：《鲁学在汉代经学中的地位》，《东岳论丛》，1994年第5期。可见《周礼》确与“齐学”渊源颇深。所以，这样看来，周公所作《周礼》应是后世《周礼》的初本，随着周代社会的发展又补充进去了很多内容，《周礼》的成书经历了从周初始撰到战国定稿的长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