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革命生涯

李维英

我是浙江省吴兴县人，生在河南省灵宝县。抗战前在河南郑州读小学和初中，抗战爆发后全家搬到西安。1939年1月参加革命，到陕北公学学习，由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奔赴陕北

1938年夏，我在西安考入武功农学院附属高中。入学后，意外遇见了初中同学冯百城、金成钧、王家楷三人。校友重逢分外亲热，我们几个经常聚在一起传阅革命书刊，商量着如何到陕北去。不料，引起了三青团的注意。1939年1月的一个下午，我们在同宿舍一个孙姓三青团员的床头上，偶然发现一封告密信，内中有我们几人的名字。大家顿感情况不妙，经商量决定乘他未返之际，立即奔赴陕北。我们商定次日动身，这一天我正好满17岁。

星期天一早，我们向校方请了假，佯称是去西安报考中央军校。扛上行李赶到火车站，正碰上一列往东开的货车，就爬上一节空车皮。一路上，躲开了军警特务的盘查。1月13日，来到旬邑看花宫。遥见密林深处影影绰绰露出一个村庄，当快步走近时，传来阵阵嘹亮的歌声：“风在吼，马在叫……”终于到达目的地了。随着歌声此起彼落，心中澎湃的激情油然而生。走过村边时，树丛中突然闪出几个手持红缨枪的儿童团员，用怀疑的眼光前来盘查，问有没有路条。说明来意后，他们半信半疑，把我们带到村公所。我们打电话找到了刘继昌同学。不久，继昌来了，领我们到了校部，由他介绍，填写了入学登记表。次日，便投入紧张愉快的学习和劳动生活，我的革命生涯也从此开启。

当时，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不顾沿途军警阻拦扣留，纷纷奔向延安，进入抗大、陕公学习。1938年7月，鉴于陕北地区土地贫瘠，粮食供给困难，党中央决定在关中旬邑看花宫开办分校。关中地区在陕甘宁边区的南端，从延安经富县向南延伸约200里到达旬邑，形成一个狭长地带。相传看花宫是唐代武则天观花之处，距西安比较近，只有三四天路程，可以减少军警特务的阻拦。

1939年1月，党中央决定把陕公总校迁到看花宫和分校合并。校长仍为成仿吾，教务部长是江隆基，教员为当代著名学者，有何定华、尹达、陈唯实、艾思奇、李凡夫等。课程主要有《社会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等，每周上大课一到两次，课堂设在村外打谷场上，每次听课有六七个队约800余人，每队学员按四列纵队并排坐在自己的背包上上课。

学习生活紧张而有规律。早晨6点钟吹起床号，大家爬起来迅速打好背包，洗漱完毕后，6点半集合点名出早操，7点早餐，上午3小时是学习时间，开讨论会、复习功课、整理笔记，一直忙到午餐。下午有时学习，有时参加劳动，如砍柴、修操场、修道路、开荒种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优越的生活转入艰苦的环境，经过半年紧张的学习和劳动，我经受住艰苦的考验。这是我在今后漫长的革命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抗战期间，我在留守兵团卫生部医政科任文书科员，后来又到野战医院工作近两年。1943年3月，奉调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直属政治部任巡视工作。一年后，终于等来了成为一名真正战士的机会。1944年12月，中央指示：鼓励适合条件的青年报考炮兵学校。我眼睛豁然一亮，立即报了名。我知道，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很可能爆发。到那时，作战形式就会转变为大规模的运动战，而炮兵将会发挥巨大威力。我心忖：当一名炮兵战士，到战斗部队去，这也是多年来的夙愿。于是经过简单的测试，我很快就被批准入学。

炮兵学校在南泥湾桃宝峪，是在八路军原炮兵团基础上扩建的。1945年4月，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训练开始了。我们学习的是山炮，它和野炮是各国广泛使用的火炮。抗战期间，日军对我根据地扫荡时，常携带一门山炮或步兵炮，深入我山区腹地，大摇大摆、横行一时。我军成立炮兵团时，拥有十几门山炮。一门山炮重540公斤，绝大部分是钢铁制成，其中一个炮身就有百多斤重。把它抬上马（骡）背时，要两个人协同，先抬到腰间，再齐声喊：一、二、三！”彼此使尽全力才能抬上去。一个上午反反复复操练几次，当时天气已渐炎热，每次操练都是满身大汗，衣裤全都湿透。但是大家只有一个念头，为了早日完成学业，再苦再累也不怕。

转眼间到了7月，胜利捷报频频传来，美军已快打到日本本土，同志们的心情特别欢畅。8月1日，炮兵学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朱德、林彪、叶剑英、萧劲光等领导从延安赶来参加大会。那时没有麦克风、扩音器，我又坐在后排，听得不太清楚，依稀听得林彪讲话，开始时声音很小，台下许多人喊：听不见，听不见！”林彪突然声音大起来，说：“我才开始讲嘛！”几位领导讲话的大意是：抗日战争很快就要胜利，希望同学们抓紧时间完成学业，赶赴前线，大显身手，为建立我军强大的炮兵而奋斗。

学习正在紧张时刻，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抗战终于胜利了。那一天，到处是欢呼声、歌声，同学们一见面就高兴地拥抱。9月初，炮兵学校学习进入尾声。9月23日，中央军委向炮校发出命令：向东北开进。

由陕北到东北

1945年9月28日上午，我们整队出发。到延安后，第二天一早开始行军。这次行军是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再经过河北转往东北。到了平绥铁路线上的宣化城后，我们登上开往北平的火车。火车开到居庸关以北的延庆车站停了下来。原来，日寇已向国民党投降，不准我军通过。上级决定，部队立即绕道步行到承德，再转赴东北。

蒋介石为了和我争夺东北，已由美国海空军从缅甸、云南陆续运送其主力新1军等部到东北。52军（美械装备）已在塘沽登陆。蒋介石还下令傅作义抢占张家口和承德。因此我们必须争分夺秒越过承德，如这条通路被敌切断，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在延庆筹足干粮后就出发了。从延庆到承德有五六百里，多为平北山区，山峦起伏，山势陡峭，道路崎岖不平，据说日寇曾在这一地区进行多次扫荡，到处荒无人烟，有时走了一天路也不见人家。我们背着沉重的背包和十几斤的干粮袋，走了8天终于赶到了承德，这时已是11月初了。

过了3天，我们登上了开往锦州的一列火車，同车还有中央干部团同志。火车开到承德以东的平泉车站就停了下来——机车的煤烧完了。我们下车活动身体，一眼看到站台上有两名手持转盘冲锋枪的苏联红军，对着站长大声训斥。据铁路员工说：他们一两个人就有权向我们要火车，态度很粗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苏联红军，留下了初次印象。

校部通知：“离车站两里路处，有一座油坊，存有大量豆饼，可代替煤做燃料，现在已和老板谈妥，大家快去搬运。”我们一溜小跑到作坊去搬豆饼，不到两个小时就把车头存放煤炭处装满，司机立即升火开车。车行一夜，到了锦州市停了下来。校部通知晚上才能开车，于是我们纷纷下车到站外散步。我和几个同学沿着站前大路信步走去，看到人心惶惶——市民听说要打仗，纷纷搬往乡下避难。锦州是关内外交通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已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统率新1军等6个军，在塘沽、秦皇岛一带登陆。其先头部队已迫近山海关，准备向我大举进攻。

当晚10时，我们又登上东行的火车，下半夜经过沈阳东北的马三家子时，车又停了。队长令全队整装下车，告诉大家：苏联红军不准我军通过沈阳，校部决定从北面绕过沈阳，徒步走到抚顺。事后才听说，苏联红军根据和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协定》，令我东北局撤出沈阳，否则将用武力驱除。

沈阳到抚顺不到100里路，第二天傍晚就走到了。我们住在旅店中，等待分配工作。抚顺是辽宁省一座中等城市，处于我军控制的南满地区最前沿，是我不久前才占领的城市，社会秩序比较乱，谋生的小商贩在街道旁摆满了小摊，时而看到苏联红军士兵三三两两在街上晃荡。我在街上看到两个红军士兵在小摊上拿了几盒纸烟，当小贩要钱时，挨了他们一场骂。

同学们离别前，纷纷到照相馆照了单人相，买了小本子，互相赠送和签名留念。我被分配到辽东军区当排长，第二天又改当参谋。炮兵干部都被分配到各地，在很短时间内，我们这批学员发展了十个炮兵团和近百个炮兵连，到辽沈战役前，发展到16个团兵力，为解放东北和全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2月下旬，我们分配到安东组建炮兵二团的同学，登上了南开的列车。军区指示我们到桓仁县组建炮兵团。桓仁县位于辽东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中，东邻吉林通化，是个练兵的好地方，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无炮可练。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后，将各工厂、矿山的机械设备作为战利品运往国内，同时把日军的火炮器材大批运走，有的被丢弃在深山沟和江中。根据这一情况，干部们分散搜索武器，我先到凤城灌水一带去收集火炮。灌水仓库是日本关东军留下的一座大型军用仓库。赶到那里时，该库一位负责人向我介绍：“库内存放的各种机械设备早已被苏联红军运回国去了，各种大炮也被运走了！”我不甘就此罢休，坚持请他领我到各仓库走一趟。结果转了两个多小时，一无所获，连一支步枪和子弹都未见到。他知道我是从延安来的炮兵干部，見我一脸失望，沉闷不语，就悄悄地对我说：还有一个小仓库存放几挺高射机枪，你要不要？”我立即请他带我去看看。在一个偏僻角落的小仓库中，看到了四挺高射机枪和十几箱子弹。我心想：先用它搞射击训练，有总比没有好，何况还可以当重机枪自卫用。于是就装车拉了回去。

自从进入东北以来，几乎每天听到对苏联红军的议论，总之，贬多褒少。一个受人敬仰的国际共产主义英雄部队，怎么是这个样子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经过所见所闻，以后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苏德战役爆发后，德军大举向苏联进犯，占领了大片领土，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待1944年苏联红军大反攻，进入德国境内，也以牙还牙，进行了报复。当时红军发展很快，而兵员严重不足，曾从监狱中放出一批刑事犯补入部队，致使部队素质有所下降。苏联红军一向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进军东北前，又没有进行深入动员教育，加上对部队约束不严，以致士兵违纪行为不断发生。应该指出，苏联红军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然而，一个拥有160万人的大军，即便只有百分之一的人犯军纪，数量也是很大的，也会造成严重和恶劣的影响。

另一方面，有些苏军误把中国妇女当成日本女人了。可是，任何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的军队，都不应该把一般日本人民、特别是日本妇女和儿童，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替罪羊，尤其不能把日本妇女当作“战利品”。抗战时，我晋察冀军区部队攻打日军占据的井陉煤矿，一对日本夫妇死于战火，他们的两个小女儿被我军救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自抚养了几天之后，又派夫人将两名孤女送交占据石家庄的日军。那名尚在哺乳期的幼女不久后死亡，4岁的姐姐被送回日本。40年后，这位名叫美惠子的日本女孩，从一篇报纸文章中得知她在中国的经历，专程赶到中国，见到聂荣臻元帅，长跪不起；甚至又到石家庄一带曾救助过她俩姐妹的人家，一一谢恩。此后，她曾携带家人多次来访，为中日人民友好奔走。这件事感动、教育了不少日本人，加深了他们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认识。

苏军各级指挥员对我军是友好的，他们了解彼此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在各方面给我军方便和支持，将缴获日军仓库中的武器和物资，交我军接收。但是苏联和国民党不久前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协定》，规定由国民党接管东北主权，并受国际监督。他们只能在暗地里给我们支持，当国民党发觉后提出抗议时，苏军就对我严格一些，形成了忽冷忽热、若明若暗的现象。但是，从总体上讲，苏军对我是友好的，对我提前解放东北是有利的。

在东北，我参加了辽南敌后斗争，夏季、冬季攻势，攻克鞍山，攻占营口，经过辽沈战役，迎来了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底，我在东北野战军第5纵队第13师任宣传科科长，随大部队进关，参加平津战役。

亲历平津战役

北平是和平解放的，但和平解放不等于没打仗。在解放军穿插包围北平的过程中，还是打了不少仗，付出了一定代价。

辽沈战役结束以后，东北野战军休整了不到10天，中央军委就下达了“停止休整，立即进关”的指示。我们进关后，马上被敌人发现。野战军司令部命令部队干脆改成白天行军。如此一来，行军速度明显加快，但时常遭到空袭。敌机少则两三架，多时十几架，专门找开阔地方俯冲扫射、投弹，官兵有些伤亡。好在部队进行过防空训练，每个连队都有防空小组，射手用轻机枪把一梭梭子弹打上去，敌机立刻拉升盘旋，扫射和投弹的精度都下降了。

野司来电要求我师不要休息，连续向南经过圆明园奔袭丰台。第37团第3营副营长马振国带领尖兵排第3排前进，看见路边有几栋洋房和一个大院。向导说这里叫铁文山，日本人盖的洋房，现改叫“新北京”，常有一些国民党高官进出。马振国一听，立即带领战士们踹开院门，冲进大院，看到洋房前面停着一溜汽车和坦克，发动机“嘟嘟”作响。战士们就用机枪和手榴弹把汽车打坏了。双方混战时，一个班的战士被坦克碾死了。营长让战士把几个手榴弹捆起来塞进履带，把坦克给炸了。对俘虏审问后，得知这里是傅作义的华北“剿总”前进指挥所。马振国带着战士冲进房里，桌子上的茶还是热的，一盘饺子也在冒着热气，敌人刚刚撤走——我们差点活捉了傅作义。

第5纵队占领了丰台，中央军委指示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守住，不能丢掉。丰台位于平汉、北宁铁路线的交叉点上，是北平外围的战略要地，也是北平守敌向南撤退的必经之路，丰台以北还有一个大型军用仓库。我师占领丰台，不仅断了敌人的退路，还断绝了其军需供应。北平城内20多万官兵为了吃饭穿衣，集中优势兵力试图拼命夺回来。我师官兵与反扑之敌浴血苦战，连续击退了敌人的三轮进攻。打退敌人反扑后，第5纵队奉命进行攻城的准备工作。为了保护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名胜古迹，上级决定攻城和进行巷战时尽量不使用火炮，而主要采用爆破手段。为此，我师在宛平城作了试验。宛平的城墙和北平的城墙一样，都是9米多高，顶宽6米，用火砖修筑，非常坚固。我们选点，先由爆破手夹着炸药上去，靠在墙上炸开一个洞，然后一个小组上去，再上去一个班、一个排，就这样用了800多公斤炸药，炸开了一个10多米宽的豁口，部队一下子就冲了上去。

就这样，我军对攻取北平做了充分准备，而北平最终获得和平解放。1949年3月24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率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由西柏坡乘车前往北平时经过涿县，住到我军军部。晚饭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听取吴瑞林军长的汇报。毛主席对汇报很感兴趣，最后周恩来对第42军抢占和坚守丰台之战给予高度评价。

2006年夏，我途经北京，住在丰台，乘车沿途所见，过去那些农田和菜地没有了，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在这块土地上，曾洒下了无数烈士的鲜血。北平和平解放，来之不易。

（作者系广州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