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

余一宁

小时候，我家住在闸北区，读书在虹口区，每天路上要花费约一小时。1963年7月，我考取上海师院，校址漕河泾，从家出来，步行到北京东路，乘15路或21路公交，到徐家匯，然后改乘43路到桂林路，都要近两小时。遇到特殊情况，那就不能保证了，有时干脆步行到校。

1968年，我被分配到奉贤任教。我背着行李，又是乘车又是摆渡，花了大半天时间，才赶到奉贤教育局报到。当时南桥县城，就东南西北四条街，交通只有几辆通往各镇的公交车。报到后我被分配到庄行工作，任教则是在距小镇很远的芦泾中学。从庄行镇到学校要走三刻钟时间，天晴走走无妨，下雨天一步一滑走的都是水渠道。虽然我生在山区，但对这种水渠道特别害怕，那时的水渠挖得很深，一不小心跌下去爬也爬不上来。遇到大雨，我就只有撑着伞，把整个身子侧过来，一步一步往前挪，熬到学校整个人累得趴在桌上。

改革开放的春风劲吹，奉贤的交通逐渐发生巨变。随着经济发展，交通也逐步改善，南桥镇和几个大镇都有了镇内公交。偏僻之地有车相通，班车、高速车、直达车，过去到市区办事起码半天，现在不到一小时就可到达市中心。农民富裕之后，买起了小汽车，聚居点之间修起了柏油马路。以前那种泥泞不堪的村间小路，再也难以寻觅了。

再来看市区。为缓解地面人车拥挤的状况，改革开放之初集中力量修高架：延安路高架、南北高架，以及内环、中环、外环……大大缓解了地面交通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