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研究与公共关系
——孙玉石新诗论著读札

2018-07-13 23:41北京李国华
名作欣赏 2018年31期
关键词:诗学玉石公共关系

北京 李国华

这次主要重读了孙玉石先生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中国现代诗歌艺术》《诗人与解诗者如是说》等书。重读先生的系列新诗论著,不免思绪翻飞。二十多年前,我还是一名高中生,偶然买到一册李金发的《微雨》,读到《弃妇》《有感》等篇什,虽然有些不知所云,但是沉迷其中,甚至照猫画虎地写了些分行的东西。上大学后,所读的诗范围自然广了些,仿佛也有些明白李金发的诗了,但仍然希望有人告诉我,他诗里到底讲了些什么。也是巧合,在一个飘着微雨的黄昏,秋寒沁人,我独自去逛学校的周末书市。有那么一位老先生,专门卖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旧书,见我盘桓不去,一力给我推荐《经籍纂诂》,版本好,影印清晰,价格便宜。老先生没有骗人,甚至跟我聊起了张衍田的往事,保安也能做大学问。可怜我囊中羞涩,只一味不接话茬儿。逗留再三,突然眼中放光,《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主要是讲李金发的,薄薄一小本,即买之。不记得当时读后有何感想,只记得此后去旁听了几次孙玉石先生的本科生课“鲁迅研究”,备考研究生时读了先生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读研究生时选修了先生的《中国现代诗人论》。岁月忽晚,不知所得。十年前跟随吴晓东老师读博,遵嘱采访孙玉石先生。忐忑之中,三拟采访提纲,仍嫌不足。盖先生之学,以历史、审美、文化为纲,以鲁迅、新诗为目,荦荦大端,都非我所能把握者。不过,其时少年之盛气未翦,私心以为现代主义知识机制笼络人心三十载,弊端已显,采访时略有挑衅之意。先生答以“你所说的我并不知道”,也许自有道理。不卑不亢,令我心折。其后某日下午,我去万圣书园闲逛,偶遇先生,琐琐碎碎不记得聊了些什么,但记得他说研究鲁迅《野草》,不可过度阐释如李天明、胡尹强等。

现在重读先生诸作,启发良多,困惑亦良多。困惑说不清,就说说启发吧。第一要紧的是,先生时而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念和历史观念睥睨天下,洞见现代主义文学的缺陷,如溺于感官和幻觉而罔顾真理,时而以对于现代主义文本的精细体悟和分析,睥睨成说,令人顿觉此前多少庸俗唯物论的东西戕害了我们对文学的正常理解。虽然在类似本雅明那样的理论家那里,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可以通过修辞、技术和逻辑推移的努力,建立种种精巧的关系,甚至将革命也从经济社会领域移出,转换成只剩话语、修辞领域的物事,现代主义遂成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关键领域。但我仍然感觉二者间有难以逾越的沟壑,读本雅明的波德莱尔论时,总希望在某些论述的间隙,看到本雅明说波德莱尔幻想的新的贵族计划,有着封建王权的臭味。可惜的是,一旦进入现代主义的内部运行逻辑,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就被稀释了。因此,读到孙玉石先生分析李金发《有感》一诗时所下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诗人”的断语,虽然看似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话语,难免隔膜,但却斩截利落,一下子斩断了我少年时代对于李金发的迷恋。李金发《有感》一诗如下:

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半死的月下,/载饮载歌,/裂喉的音/随北风飘散。/吁!/抚慰你所爱的去。//开你户牖/使其羞怯,/征尘蒙其/可爱之眼了。/此是生命/之羞怯/与愤怒么?//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

《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分析道:

在表现同一类思想感情的诗篇中,这首《有感》算是写得最直露最伤感也最凄艳的了。像秋风吹落在脚边的残败的红叶,在生命结束前还闪出血一般的殷红一样,人的生命也不过是“死神唇边”的一点笑容。认识到这一点人生“真谛”之后,人们就无须有什么更高的奢望和追求了,只能在“半死”的月光下,饮酒长歌,在情爱的怀抱里,寻求满足,任自己在酒和爱中,发泄生命的“羞怯和愤怒”。这首诗典型地显示了李金发诗歌象征主义的特征。新奇的形象比喻和颓废的人生哲学凝聚在抒情的旋律中。诗中没有给人一点新的启示,不过是在告诉人们一个被多少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诗人早已唱烂了的绝望悲观的“真理”:人的生和死近在咫尺,只有沉湎于酒和爱,才能得到暂时的享乐和慰安。①

在象征主义诗歌的文本细读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两个方面,我都是受到冲击的。我以为在细致的文本分析基础上得出的看法,“新奇的形象比喻和颓废的人生哲学凝聚在抒情的旋律中”,精到地揭示了《有感》的好处和特点,使我欣然相信当年沉迷李金发的诗,绝非幼稚,少见多怪。但关于“美”的分析似乎并不是最终目的,先生转言“真理”,认为李金发的《有感》“没有给人一点新的启示”。的确,尽管换了新的表达,有了新的形式,还是不脱古已有之的“醇酒妇人”的窠臼,如同郁达夫笔下的现代审美主体一样,不管借助观念的透镜发现了何等新的颓废风景,还是可以用“醇酒妇人”这一古来的才子癖约略概之。形式是新的,但内容却那么旧,这大概是讨论现代性问题时有必要注意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层面。法国诗人兰波说,必须绝对地现代。或许是因为深知不可能绝对地现代,就愈发要往极端里说,以祈现代的降临吧。那么,对于新的因素的肯定和张扬,也因此具有一定的合法性。而新的因素并不一定符合善和真的标准,孙玉石先生在文学生态平衡的意义上肯定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外的文学流派的价值,强调其美,辩证地指出其离善、真的距离,无疑具有更加强大的合法性。因此,现在重读先生的分析和论断,虽然对“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诗人”的断语持保留态度,但仍然认为先生的断语下得极好。尤其是身处一个学术论述上当断不断和断语频仍相交错的时代,我更钦佩先生斩截利落的学术功夫。

第二要紧的是,先生的形式研究总是在与作家作品密切相关的公共关系中进行的。且不说先生的著述与教学相关,几乎都是在课堂讲稿的基础上形成的,即如从筚路褴缕到蔚为大观的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其与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之间的呼应,也是学界耳熟能详的关节。而这些与先生真正的关心比起来,犹不过是小处。他主编的三册《中国现代诗歌导读》,出版的解诗集《诗人与解诗者如是说》《新诗十讲》等,都是极具体的对一首首诗的文本分析,目的似乎只是解读一首首诗,“读懂”而止,其实有大用心。先生曾言:

这段话出现在先生《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的“代序”中,明明白白地说出了先生读诗、解诗和建构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大用心。味其言旨,殊有以一己及同情之努力而使诗教不堕之概。与先生偶有交接,每次都觉得先生不怒自威,又温文可亲,道理或即在此。那么,对于先生来说,形式研究自然不是“寻章摘句老雕虫”式的工作,也不只是通过追蹑文字编织的痕迹以进入诗人的内部世界,而更重要的是,敞开新诗所应有的公共关系。在讨论现代解诗学的实践原则时,先生说:

现代解诗学表现了批评家对诗歌本体自觉意识的强化。在纵的坐标上,它不同于只注重社会内容和外部艺术特点的社会历史批评诗学,开始进入对作品内在的意象和语言结构的分析,达到了由形式而走向内容。在横的坐标上,它区别于西方新批评派完全杜绝了解作者创作意图而将作品进行封闭式的细读和注释的形式主义,也区别于中国传统解诗学过分追求字义的考据疏证从而陷入穿凿和烦琐的附庸主义,达到了为了内容而进入形式的境界。协调作者、作品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公共关系,理解趋向的创造性和本文内容的客观性相结合,注意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始终是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特征。③

在我看来,先生的这一段文字,既是对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等先贤解诗实践的总结,是独属于中国的现代经验,也是夫子自道。“由形式而走向内容”,又“为了内容而进入形式”,可谓形式研究的金针。由此我得到的警醒是,一切无形式关心的内容研究固然不足以喻文学,而一切无内容关心的形式研究,其实也是不足以喻文学的。恰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模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用的方式不同。”④形式的确立和差别,总是与内容攸关,媒介和对象作为客观性的内容,往往决定着作者所采用的方式,从而决定着形式。因此,形式本身即有其公共性,有着丰富的客观内容,不完全是创造个体个性的显现,风格显然只是形式的构成因素之一。那么,离开客观内容而进行形式研究,虽然可能是别具一格的,但也难免是危险的。而孙玉石先生所讨论的“协调作者、作品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公共关系”,据我看来,既不是在“一个人的房间”里,作者孤独地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宣布“作者已死”之后的读者孤独地创造出来的。既然是“公共关系”,就要求室内孤独的人走出来,发生应当发生的公共关系,诸如社会、时代、历史、文化,甚至公共政治如民族、国家、集体、社群、政党等,都不应回避,作品因此是文字编制建构和通向公共关系的桥梁和通道,作者和读者各执一端,相互交通则诗教不绝,相互隔绝则诗教亦应声而绝。也许正因为如此,先生对读者说:“一个不读诗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对诗人说:“一种不关注民族精神的诗歌,也是令人悲哀的艺术。”

那么,通过形式研究敞开新诗所应有的公共关系应当注意些什么呢?孙玉石先生提出了下列三个应当注意的原则:

第一,正确理解作品的复义应以本文内涵的客观包容性为前提,允许多元理解,但不是无限多元,无限多元就是无元,取消了诗本身的意义。

第二,理解作品的内涵必须正确把握作者传达语言的逻辑性,如果弄错了一篇作品复杂主体的内指性和语言组织的逻辑性,就会产生不应有的谬误。

第三,理解或批评者主体的创造性不能完全脱离作者意图的制约性,宣布“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只能导致批评者自身的迷误。⑤

这三条原则看起来十分朴素,既没有新批评派的文本中心主义那么严守藩篱,也没有解构主义的读者中心主义那么石破天惊,但自有令人着迷之处。先生自然是很看重文本的,但也没有到文本中心主义的程度;也是很看重作者的,但更不可能成为作者意图的附庸;自然更不会看轻批评者(读者),他认为批评者(读者)也是主体。似乎不以什么为中心,似乎也在以什么为中心,一切都似有若无,不是很容易把握。这大概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智慧在先生治学中的一种体现吧。按照先生自己的描述,他视为理想状态的是一种“批评者与作家双向经验互动的主体性批评”,他称道李健吾和卞之琳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对话形态的深层解诗学实践”,认为卞之琳进行“自我限制”,愿意给读者留下“一点窗子”,表现了先锋性艺术家的良知和责任,是一种对于诗歌艺术的深刻理解。⑥能对话自然是好的,能在对话中凭借各自的主体意识而建构起若有若无的中心,更是理想之至。我想这可能就是先生所理解的新诗所应有的公共关系吧。而要敞开这种应有的公共关系,也有赖于相关各方的努力。形式研究所能做的,大概就是在“自我限制”中呈现那种公共关系。这次重读先生著述,感慨系之之处也正在这里。先生的著述毫无疑问都是扎实的学院之作,其典范性令我有口慕心追而瞠乎其后的惶恐。形式研究能做到什么程度,我是一点把握也没有的,但重读先生的著述,似乎又多了一点底气和理解。先生形式研究背后涵容的淑世之心,更是令我容止不常,几次想找人“奇文共欣赏”。这种淑世之心当然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熏染有关,但能历时代巨变而不改,处浮躁之世而愈发纤毫毕现,当有理论之外的功夫,是我所不能喻的。在《中国现代诗歌艺术》的《重印的话》中,先生针对自己校对旧作发现的大小错讹表示:“这也使我对于自己过去自视严谨的治学意识,产生了一种新的质疑和反省。于退食之年,尚能得此,以为警策,也当算是超越此书重印之外的一份难得的收获吧。”⑦这种谦抑自省的精神,或许即是我所不能喻的一种内容吧。

最后,我想征引孙玉石先生几句也许是老生常谈的话,那些话对我仍然颇有启发。在1990年写的《中国现代诗歌艺术》的“后记”中,先生说:

我院2014-2017年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分布、耐药性及耐药基因研究 …………………………………… 张宇琼等(6):794

从方法论层面看,我既注意宏观上关于诗潮流派的总体研究,也倾注于对象征派、现代派诗歌作品的微观分析。注意前者,才能更准确地从历史上把握一个诗人或一个流派,对一些现象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审美评价。注意后者,才能避免大而化之的所谓宏观理论模式的构筑,沟通作者的审美创造与读者的审美心理之间的距离,在两者之间架起想象与超越的桥梁。⑧

这些话仍然可以引申到形式研究和公共关系的话题上去,提醒我做形式研究要有大的格局,要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判断和理论准备,但也要有公共性,切不可自说自话,忘记自己所做的一切,也许不过是架一座桥。

①孙玉石:《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6—68页。

②孙玉石:《代序:完成自我与介入民族精神的提升》,《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③⑤⑥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第12—15页,第40—66页。

④亚里士多德:《诗学》,见《罗念生全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⑦孙玉石:《重印的话》,《中国现代诗歌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⑧孙玉石:《后记》,《中国现代诗歌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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