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生活美学“尚奇”观念的民间性

⊙曾婷婷［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广州 510665］

明代中后期，“尚奇”成为一种时代风气。随着都市生活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成熟，士商合流加剧，出现了文化下倾现象。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尚奇”观念是在五光十色的民俗风情中孕育生长起来的，具有典型的民间性特征。文人受市民文化的影响甚大，市民意识中新的人生价值观不断冲击着文人的思想观念，人性得到重视，追求享乐、求新求奇的风尚也随之而起，如对“时尚”“时玩”的追逐，对“奇技淫巧”的喜爱等。并且，文人向市民阶层靠拢、交融，市民阶层也不断仿效文人的品位，附庸风雅；文人与民间“尚奇”趣味的互动，创造了晚明“尚奇”趣味的独特性。晚明文人所尚之“奇”从根本上来说，是压抑已久的个体感性生命力的爆发与释放。本文将从晚明民俗之“奇”、文人与民间“尚奇”趣味的互动两个方面论述晚明“尚奇”观念的民间性。

一、民俗之“奇”

晚明五彩斑斓的民俗风情是文人尚“奇”观念产生的土壤，高度发达的市民文化催生了文人“奇”观念。本文认为，文人尚“奇”观念必须放在民俗背景下进行研究，晚明文人之“奇”是世俗与超俗的统一。

许多笔记、小品记载了晚明民间风俗之盛况，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张岱《陶庵梦忆》、谢肇《五杂俎》、顾起元《客座赘语》、张瀚《松窗梦语》等著作，为后人展示了风情万种的民俗画卷。这些风俗不乏俗趣，有些甚至就是市井百姓的低级感官趣味，却在客观上迎合了文人个性解放的思潮，与文人“奇”观念相互促进、生成。

商业的发展极大改变了晚明的社会风尚与明人的思想观念，再加上朝廷控制力的减弱，整个社会逐步朝奢靡、新奇、虚浮方向发展，打破旧制，争奇斗艳成为人们的追求，民间风俗也随之呈现万种风情，出现了很多前代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事。以下试举几例：

性观念的开放。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晚明有男女同浴之风，初不信，“每饭后群奴皆出，必暮而返，日日皆然，则痛笞之曰：‘尔辈亦效权奸，欲弃掷我耶。’然不悛如故。一日午饭罢，微伺之，则仆相率出城，因尾之同行，至郭外近河滨，见老少男妇俱解衣入水，拍浮甚乐，弥望不绝，观者如堵，略不羞涩。始知此曹宁受笞而必不肯守舍也。”①主人的态度亦极开明，笑曰：“从此以往，岂但不加楚而已，每遇饭饱，则我先群奴出门矣。”②男女之防大开。又有“男色之靡”，作者认为久遭监禁的囚犯有男色之好是出于不得已：“稍给朝夕者，必求一人作偶。”③而西北戍卒“贫无夜合之资，每于队伍中自相配合，其老而无匹者，往往以两足凹代之。孤苦无聊，计遂出此”④，对性的需求不再是难言之隐，而成为再正当不过之事。

奇技淫巧。晚明文人论述的民间奇技淫巧者甚多，如张岱记载的柳敬亭说书，彭天银串戏，范长白造园⑤，沈德符记载的“李近楼琵琶”⑥等，民间的这些绝技奇人引起了文人的广泛关注，并有许多为他们而作的传。晚明民间工艺水平达到了历史新高度，明式家具、紫砂壶、纺织品、陶瓷业等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如王世贞在其《觚不觚录》中记载：“吾吴中陆子冈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璧之治锡，马勋之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吕爱山治金……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有与缙绅坐者。”⑦民间工匠在文人价值体系中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娱乐狂欢。晚明城市生活丰富多彩，民间杂技、舞蹈、幻术等活动盛行。每逢节日，更是出现万人空巷、举国若狂的热闹场景。端午节的秦淮河房：“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灯如联珠，船首尾相衔，有连至十余艇者。船如烛龙火蜃，屈曲连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钹星铙，宴燕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⑧西湖七月半，更是游人丛集，人满为患。而最为奇特的是，明人清明扫墓，厚人薄鬼，借扫墓之名成游乐之实。“越俗扫墓，男女服靓妆，画船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为常”⑨，“虽监门小户，男女必用两坐船，必巾，必鼓吹，必欢呼畅饮。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游庵堂寺院及士夫家花园。鼓吹近城，必吹《海东青》《独行千里》，锣鼓错杂。酒徒沾醉，必岸帻嚣嚎，唱无字曲，或舟中攘臂，与侪列厮打。自二月朔至夏至，填城溢国，日日如之”⑩。扬州清明，“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茂林清樾，擘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瞽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⑪。清明祭祖本是一项严肃的宗教礼仪，但在明代却成为城市普通百姓娱乐狂欢的借口。

耍弄打诨。明中期以来，农村土地兼并日趋加剧，人口逐渐流入城市。市井百姓们在进行了一天繁重冗长的劳作之后，剩下的空余时间，他们就要去寻乐子，解闲愁。如酒楼戏馆、赏戏说书，甚或赌博嫖妓。市井平民既无人身保障，又无尊严可说，他们不必用过度的理性和规矩约束自己的言行，因此天性活泼，举止幽默。晚明笑话集甚多，如赵南星《笑赞》、冯梦龙《笑府》等，这些笑话集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生活的需要，迎合他们的审美趣味。陈宝良曾归纳流传于民间的笑话题材大致可归为四类：惧内（怕老婆）者的可笑事；呆女婿的可笑事；说大话、好卖弄、爱体面者弄出的笑话；生活琐事中的可笑事，如《颂屁》、夫妻私事等。这些笑话毫无造作，洋溢着生命的冲劲与活力。

五彩斑斓、新人耳目的晚明民俗风情不胜枚举。正是民间这种热闹、开放、好奇的习俗孕育了晚明文人的“奇”观念。文人之“奇”具有民间性特点，特别是民间风俗所推崇的追求逸乐、崇尚性情之真等特点，恰好迎合了文人个性解放的思潮。

首先是逸乐。晚明习俗很大程度上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而以追求享乐为特征，具有一种游戏的快感。在举国若狂、人人逐乐的热闹氛围中，人们完全释放了自己，如清明扫墓后众人“列坐尽醉”；福建崇武所，每年正月，民间百姓举行庙会，涂面作鬼蜮之状，结巾穿红绿之衣，锣鼓喧天，烟火沸地，以逐疫为名，倒成了以神为戏⑫；西湖七月半，“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扑人，清梦甚惬”⑬。在这种狂欢逸乐的游戏氛围中，人们追逐的是一种感官的快乐。甚至为了求得感官刺激，在平民笑话中夹杂着许多低级庸俗的内容，就是为了博得一笑，解除疲劳，以便有更充分的精力投入新的一天的劳作中去。在民间，这种逸乐多在聚众、热闹的情形下进行，仅仅为了放松身心而娱乐，而这种快乐又是可以互相传递与感染的。在游戏逸乐的状态下，人们体味到一种解除束缚、舒展人性的味道，此时人的创造力往往是最旺盛的，对于新奇的需求也更甚，需要不断有新奇的事物来激发审美热情，以至于风俗愈往“奇”方向发展。而对于文人来说，阳明心学及其后学所带来的思想冲击为他们开辟了广阔的生活场景，他们不用再像理学家那样，故意压抑自己的情感，而是勇于将真性情大胆展露于世人面前，文人的生活享乐之风极为盛行，追求狂欢逸乐的民间审美风尚恰好迎合了他们内心的需求，在整个社会开放活跃的氛围里，文人竞相追逐与享受着生活之乐，过着一种消闲别致、风流雅趣的生活，他们的所喜所好也逐渐与传统礼教的标准拉开距离，而呈现出新奇的特点。

其次是崇尚性情之真。市井百姓的大众文化虽然难免夹杂着一些不合高雅时尚的低级趣味，却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归根结底是因为其“真”，发自内心，毫无造作矫揉之态。理学家那副刻板的怪相，在他们眼中反倒成了一种可笑的行为。而深受心学影响的晚明文人，对个性解放、人性复苏的要求也日益强烈，他们勇于冲破理学家所恪守的传统的人格修养，而将真情实性裸露于人们面前，讲究真性情成了文人的生活主旨。文人的观念深受民间的影响，李贽在痛斥假道学的同时，对市民阶级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⑭在这一观念的推动下，晚明文人极为赞赏民间的文艺，如袁宏道甚为推崇民歌：“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发展，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⑮公安派的诗歌改革正是向民歌靠拢，化格套为俚俗，向俗文艺发展。文人的参与令晚明民歌发展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冯梦龙等人还收集、整理有《山歌》《挂枝儿》等民歌集，充分显示了文人对民间文化的认同。不仅民歌，还有小说、戏曲等文艺形式，都深受市民文艺的影响，呈现出雅俗交融的新奇特点。对人性的颂扬，对真性情的肯定，使文人相“各呈其奇”，“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⑯。

可见，民间的风俗以及由此衍生的文艺是世俗的，表现在对柴米油盐、婚嫁俚俗等日常生活琐事的关注以及对感官快乐的追逐；但在晚明文人眼里，民间风俗及文艺虽俗却是真性实情的流露，比道学家的虚伪造作强千百倍，从这个意义上讲，民间风俗及文艺也是超俗的。晚明文人汲取了民间风俗及文艺的进步成分，并进而将其改造为独具文人品味的奇趣，带有世俗与超俗相结合的特点。

二、“尚奇”之互动

下文要探讨的，是民间与文人“尚奇”观念之间的相互生成、影响。晚明时期，建立在逸乐心态之下的民间休闲娱乐，呈现“人心日巧一日”之景象。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到晚明有训蟆念佛者，“立一巨者于前，人念佛一声，则亦阁阁一声，如击木鱼以次传下殆遍，人又起佛号如前，虾蟆又应声凡数十度，临起又令叩头而散，此亦人所时见者”⑰；又有训蚁者，“有鬻技者藏二色蚁于行筒中，倾出鸣鼓，则趋出各成行列。再鼓之，则群斗交战良久，鸣金一声，各退归本阵，鱼贯收之，此更古来所未有矣”⑱。又有斗鹌鹑、斗鱼、斗鹅、斗蟋蟀、斗蛛、斗蚁等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带有赌博性质的娱乐活动。由此可见城市生活的繁荣，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争奇斗艳，整个社会红尘滚滚，竞相以玩为乐，正可谓“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⑲。

文人是倾心于这种竞奇斗异的享乐生活的，而且是大玩角、大玩家。只要能想得出，便能玩得出，他们赏玩娱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达到了无所不及的开发和发挥。如斗蛛之戏，就创自晚明公安派龚散木，完全是一种士大夫的游戏。斗蛛，以色黧者为上品，色灰者为中品，杂色者为下品。斗蛛之名不一，有玄虎、鹰爪、玳瑁肚、黑张经等，各以其形命名。袁宏道有《斗蛛》小品：每当春和之时，“觅小蛛脚稍长者，人各数枚，养之窗间，较胜负为乐”⑳。

又有《斗蚁》一文：

见儿童取松间大蚁，剪去头上双须，彼此斗咬，至死不休。问之，则曰：“蚁以须为眼，凡行动之时，先以须左右审视，然后疾趋。一缺其须，即不能行。既愤不见，因以死斗。”试之良然。余谓蚁以须视，古未前闻，且蚁未尝无目，必持须而行，亦异事也。㉑

3.1.3细长纺锤形应用于矮砧密植园。定植当年，如果选用3年生大苗，定植时尽可能少修剪。不定干或轻打头，仅去除直径超过主干干径1/3的小主枝。如果用2年生的苗木，在1.0～1.2米饱满芽处定干。萌芽后严格控制主枝生长势，一般新梢长度达到25～30厘米时进行拉枝，角度90～110度，培养强健的中心干，中心干上培养18～25个小型化主枝(粗度小于分枝处1/3干径)，整形完成后树高控制在3.5～4.0米。

《畜促织》一文：

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余每至郊野，见健夫小儿，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于溷厕污垣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见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论老幼男女，皆引斗以为乐……虫生于草土者，其身软；生于砖石者，其体刚；生于浅草瘠土砖石深坑向阳之地者，其性劣。其色，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黄不如青。白麻头青项金翅金银丝额，上也；黄麻头，次也；紫金黑色，又其次也。其形以头项肥脚腿长身背阔者为上，头尖项紧脚瘦腿薄者为下。……养法：用鳜鱼、茭肉、芦根虫、断节虫、扁担虫、煮熟栗子、黄米饭。医治之法：嚼牙饲带血蚊虫，内热用豆芽尖叶，落胎粪结用虾婆，头昏用川芎茶浴，咬伤用童便蚯蚓粪调和，点其疮口。凡促织之态貌情性，纤悉必具。嗟乎，一虫之微妙曲折如此。㉒

对于前代文士不屑的“雕虫小技”，晚明文人竟研究得津津有味，摸出不少门道来。这是民间尚奇之风使然，但平民百姓只是玩个热闹，寻求刺激，文人虽也怀着逸乐之心投入世俗的娱乐活动之中，却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寄于期间，进一步探究物性，探究玩的花样、技巧，不断出新，玩出奇趣来。沈德符言：“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乐，以其聪明寄之剩技。”㉓晚明有不少文士善鼓，工度曲，精蹴鞠，他们将本应运用于治国平天下的才智完全投入到个人的娱乐生活中，审美才能得到了极大的开发。由于社会的“尚奇”都建立在逸乐的心态之上，文人与平民百姓的趣味得以逐步融合，文人发明的各种花样玩法、审美趣味又不断为平民百姓所效仿和推崇，推动晚明社会进一步朝奢靡求新方向发展。然而，文人对民间新奇的风俗一方面是顺应与投入，另一方面又冷眼观之，不断突出自己的独特之处。

文人是以一种游戏的心态投入社会的喜新好异之风的，然而越是花样繁多，标新立异，匪夷所思，就越反映出人的沉沦、堕落与无聊。建立在逸乐心态之上的对“奇”的追求，必然走向狭隘与没落。文人们缺乏宏大的志向与目标，任由感性泛滥，审美虽日益精致，却也日益疲软、阴柔。弥漫其中的，是封建末世的悲凉与空幻之感。“大地，一梨园也。”㉔乾坤戏场，人生如戏的观点在晚明文人之中颇具代表性，陈继儒曰：“我辈寂处窗下，视一切人世，俱若蠛蠓婴，不堪寓目。”㉕“世味非不浓艳，可以淡然处之。”㉖文人收集创作了大量笑话集，世间种种皆以笑话视之，于笑中尽释郁愤不平。如冯梦龙认为古今之人“或笑人，或笑于人；笑人者亦复笑于人，笑于人者亦复笑人，人之相笑宁有已时”㉗，世事不过如游戏，不必太认真、太执着，故他们追逐雕虫小技以消磨时间、自寻乐趣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对于民间种种之“奇”，他们的态度其实是矛盾的，内心深处的文化优越感根深蒂固，即使同样是追求逸乐，他们也要显示出“奇”之中的“雅”味来。譬如，同是爱好旅游，民间喜欢热闹，其关注点可能并不在山水，而仅仅是身心的放松；文人偏喜幽静，在自然山水的品鉴中寄托情感。又如，民间出游喜欢奇装艳服，文人则喜好将自己装扮成一个野逸、超然的山人形象，“如禅衣非兜罗锦，红褐为之。月衣之制，铺地俨如月形，穿起则如披风道服。二者用以坐禅、策蹇披雪避寒，具不可少”㉘。此外，还有道扇、拂尘、云写等游具。并且，文人理想的游船则是在强调舒适性的前提下，要求游船具有房舍一般的适宜居住，注重生理舒适和感官享乐的特点。可见，一件具体可用的器物，在文人的世界里成为一种理想世界的情景道具，形式要求大于实际功用，渗透着文人的情趣与理想。这与民间之“奇”又有着根本的差别。并且，文人“尚奇”还来自另一精神层面的文化因素影响，他们渴望在突破传统社会藩篱的冲动上，表现出一种世俗化的“尚奇”行为，以此来标榜自己的卓尔不群。他们不断赋予“奇”新的内涵，引发民间的争相效仿，以期在社会世俗生活层面上也成为潮流的领导者。

三、结语

综上所述，晚明文人之“尚奇”，具有典型的民间性特征。一方面，民间热闹、开放、好奇的习俗孕育了晚明文人的“奇”观念，特别是民间风俗所推崇的追求逸乐、崇尚性情之真等特点，恰好迎合了文人个性解放的思潮。深受民俗之“奇”影响，晚明文人“尚奇”既具有世俗性，又具有个性解放的超俗性。另一方面，文人与民间的“尚奇”趣味互为影响、生成。文人“尚奇”，成为时尚的引领者，但又不断标榜个性，力图在俗中求雅，与大众拉开距离。晚明之“奇”，与前代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突破了儒家的中和雅正之美，长期缺席的自我感性生命成为“奇”的出发点与最终目的。

①②③④⑥⑰⑱㉓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清道光七年姚氏刻同治八年补修本。

⑦ 〔明〕王世贞州史料，后集卷三十九，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

⑫ 〔明〕《崇武所城志·岁时》，《嘉靖尉氏县志》，转引自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l996年版，第403页。

⑭ 〔明〕李贽：《李温陵集》（卷三），明刻本。

⑮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一），明崇祯刊本。

⑯ 〔明〕袁中道：《珂雪斋集》，前集卷十七文，明万历四十六年刻本。

⑲〔明〕张瀚：《松窗梦语》（卷七），清钞本。

⑳㉑㉒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十六），明崇祯刊本。

㉔ 〔明〕姚旅：《露书》（卷三），明天启刻本。

㉕㉖ 〔明〕陈继儒：《小窗幽记》，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211页。

㉗ 〔明〕冯梦龙：《笑府序》，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

㉘ 〔明〕高濂《遵生八笺》，《雅尚斋遵生八笺》（卷八），明万历刻本。

参考文献：

[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清道光七年姚氏刻同治八年补修本。

[2]张岱.陶庵梦忆[M].清乾隆五十九年王文诰刻本。

[3]袁宏道.袁中郎全集[M].明崇祯刊本。

[4]袁中道.珂雪斋集[M].明万历四十六年刻本。

[5]陈继儒.小窗幽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

[6]张瀚.松窗梦语[M].清钞本。

[7]张维昭.悖离与回归——晚明士人美学态度的现代观照[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9.

[8]巩天峰.“逸乐”与“尚奇”——从游具看晚明文人造物设计心态.新视觉艺术[J].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