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形象”的形象
——王安忆《我爱比尔》的形象学分析

⊙赵希［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00333］

杰姆逊认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①王安忆的中篇小说《我爱比尔》就是这样一种寓言性文本。小说塑造了一个美术专业的女大学生阿三，她与美国外交官比尔恋爱又被抛弃，而后不断寻找外国人作为性伙伴，最后沦为妓女。王安忆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爱比尔》这部小说完全与性、爱情是没有关系的，好像和女性主义也是没有关系的，我要写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处境。”②因此，在为数不多的《我爱比尔》的研究论文中，绝大部分都是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出发，由小说探讨中国以及其他东方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尴尬境遇，这些研究将文本与时代背景相联系，体现了较为广阔的视野，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小说情节具体的发生机制；仅仅把阿三与比尔抽象为两个文化符号，却没有分析在文本内部政治、文化因素是如何具体地作用于人物的。这使得小说的政治寓言性主旨被反复讨论，而小说本身的情节设置却未在此框架下被充分展开研究。

本文将以“形象”的塑造为切入点，在具体的情节发展中分析文艺作品对阿三、比尔及其代表的东西方文化“形象”的塑造作用，并且结合小说所在文化语境，探讨文艺背后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