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王富燕 刘 丹

（四川农业大学，四川 成都 611130）

一、引言

目前，我国家庭信贷需求强烈，尤其是农村家庭。通过对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整理得出，我国农村有信贷需求的家庭占到61.9%，东、中和西部农村地区有信贷需求的家庭占比分别为55.9%、63.3%、66%（吴雨等，2016）。这表明农户在生活或生产中向正规金融机构或亲戚朋友等借款的意愿很强烈，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户更需要借款。

当农户缺乏资金时，在教育、医疗和农业生产等方面将面临很多困难。比如，难以扩大规模而放弃规模化、现代化农业生产，难以支付高昂的教育、医疗费用而放弃进一步的读书和就医。这些困难就降低了农户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的可能性。从农户的角度，为解决自有资金缺乏这一问题，会选择进行借款行为，从而产生信贷需求。从国家层面，为解决农户信贷需求问题，制定利用农户信贷的政策，如在2013年取消了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限，进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为更好地满足农户信贷需求，解决信贷约束问题，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对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农户的信贷行为及其影响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秦建群等，2011）。学者们也对此进行了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却有所争议。本文对此进行文献梳理，明确农户信贷需求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方向，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些许参考价值。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是农户信贷需求概述；第三部分我国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综述；第四部分是简评和展望。

二、农户信贷需求概述

农户信贷需求是指农户有偿还能力的借贷意愿，分为农户正规信贷需求和非正规信贷需求。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农户有偿还能力的借贷意愿是针对正规金融机构还是对民间借贷市场的贷款产品。在进行农户信贷需求相关研究，如何识别农户信贷需求是关键（马燕妮和霍学喜，2017）。又由于在发展中国家中，农户正规信贷需求和非正规信贷需求主要起因不同，分别源于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需要（Zeller，1994；Okurut el at.，2005），我国信贷需求特征与此相同（林毅夫，1989；汪三贵，2001）。所以，与直接识别农户信贷需求相比，分别对农户正规信贷需求和非正规信贷需求进行识别更具科学性，更能表明农户信贷需求真实情况（马燕妮和霍学喜2017）。

农户非正规信贷需求识别可以通过询问农户“是否向亲朋好友、邻居、民间借贷者、合会(轮会或标会)、商业伙伴、上下游客户等提出过贷款申请”。如果农户回答“是”，则农户具有非正规信贷需求，否则就没有非正规信贷需求（刘西川，2014a）。农户正规信贷需求识别可以通过询问农户“是否向银行贷款”。如果农户回答“是”，则农户具有有效正规信贷需求。如果农户回答“否”，继续询问农户没向农户贷款的原因。因为“银行手续麻烦审批长”，“银行距离太远”或“银行没熟人借不到”，则认为农户具有潜在正规信贷需求；因为“担心还不了被拒绝”或“担心失去抵押品”，则认为农户具有隐蔽正规需求；因为“利率太高”，“曾有银行借款未还”或“可以从其他渠道借款”，则认为农户没有正规信贷需求（刘西川等，2009；马燕妮和霍学喜，2017）。

以上农户正规信贷需求和非正规信贷需求识别方法属于直接识别法。这也是目前我国学者们常用的识别方法。除此以外，识别方法主要还有合约调查法和意愿调查法，但存在一些缺陷。例如，合约调查法中假设农户如果没有得到贷款就界定为没有信贷需求，而实际还存在具有信贷需求但没有得到贷款的农户。大部分意愿调查法认为被调查的农户都具有信贷需求，这与部分学者实证研究结果中“一定比例的农户是不具有信贷需求或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存在分歧。

三、我国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综述

通过文献梳理，关于我国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们研究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人数及劳动人数、耕地面积、收入水平及收入来源、生活性支出、固定资产、所处区域和社会资本。本文按此进行综述。另外，还对学者们研究方法进行综述。

（一）影响因素

1.户主年龄。关于户主年龄影响作用的结论分歧很大。除少数学者，例如王定祥等（2011），绝大部分学者在研究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时都考虑了户主年龄这一因素。有学者认为农户信贷需求是具有生命周期特点的，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农户对信贷的需求越强烈，即显著正向影响（徐璋勇和杨贺，2014），或者是农户越不愿意进行信贷，即显著负向影响（刘立民等，2018），或者是农户在中青年以前（50岁之前）对信贷需求程度随户主年龄增强，在中青年以后（50岁以后）对信贷需求程度随户主年龄减弱，即倒“U”型影响（秦建群等，2011）。然而，有部分学者认为农户信贷需求没有体现明显的生命周期性（韩俊等，2007），或者是受户主年龄的影响不明显（周宗安，2010；胡金焱和张博，2014；刘西川等，2014b）。

即使影响作用方向存在较大分歧，但是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户主年龄在中青年阶段时，农户对信贷的需求是最大的（周宗安，2010；秦建群等，2011；胡金焱和张博，2014；刘立民等，2018）。这一结论是较一致的。这可能是由于在中青年阶段，农户中发生大额支出事宜较其余阶段概率要大一些，比如建房、教育和婚礼等，往往会引起收不抵支，则对信贷需求就相对强烈一些。

2.受教育年限。关于受教育年限（或受教育程度）影响作用的结论较一致，即对农户信贷需求的影响不明显或不显著。在关于家庭特征对农户信贷需求的影响研究时，除少数学者，例如周宗安（2010），没有考虑受教育年限，绝大部分学者都加入了受教育年限这一因素。根据经验考察，有学者认为农户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高，在收集参与信贷市场信息时，所遇到的困难较少，参与信贷市场的成本较少，则对信贷需求就越强烈，即受教育年限对农户信贷需求的影响是正向的；也有学者认为农户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高，越有能力或技能去获取收入，生活越富足，则对信贷需求程度就越低，即受教育年限对农户信贷需求的影响是负向的。

但经过实证研究得出，受教育年限对农户信贷需求（胡金焱和张博，2014），对农户正规信贷需求（刘西川等，2014b），对贫困地区农户信贷需求（刘立民等，2018），以及对贫困型农户信贷需求（王定祥等，2011）的影响不明显。这可能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受教育年限不同于金融知识水平，并且两者不存在替代关系（吴雨等，2016），金融知识是关于信贷市场的专业知识，显著正向影响农户信贷需求（宋全云等，2017；苏岚岚等，2017），可以降低进入信贷市场成本，而受教育年限的高低与金融信贷知识无明显关系（吴雨等，2016），对农户信贷需求的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户的受教育年限普遍很低，文化水平差异较小，也就对农户信贷需求影响不明显（王定祥等，2011）。

3.家庭人数及劳动人数。关于家庭人数对农户信贷需求影响作用的结论较一致，对贫困农户信贷需求影响作用的结论存在分歧。当农户家庭人数越多，一方面家庭生活性消费支出如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支出越多，另一方面家庭生产投资性需求更大。这两方面因素引起农户经济压力增大，信贷需求则更强烈，即家庭人数正向影响农户信贷需求（秦建群等，2011；胡金焱和王博，2014）。针对贫困型农户来说，刘立民等（2018）认同以上原因和结论，而王定祥等（2011）则认为贫困农户信贷需求受家庭人数的影响不明显。

关于劳动人数影响作用的研究较少，秦建群等（2011）、胡金焱和王博（2014）和刘立民等（2018）等都没有考虑这一因素。从已有研究发现，关于劳动人数影响作用的结论分歧较大。刘西川等（2014b）认为劳动人数正向影响农户正规信贷需求，这可能是由于家庭生产投资性需求更大，对信贷需求越大。而周宗安（2010）认为对农户信贷需求不明显，王定祥等（2011）认为对贫困型农户信贷需求不明显。

虽然家庭人数和劳动人数的影响作用结论分歧较大，但作用方向是正向或是不明显，不存在负向影响关系。另外，与家庭人数或劳动人数相比，家庭通过非劳动人数与家庭人数的比值，即家庭负担率来衡量家庭经济压力更全面、更具有说服性。家庭负担率越大，经济压力越大，越需要信贷来支持家庭生活和生产支出。即家庭负担率越大对农户信贷需求是显著为正的。秦建群等（2011）、黄祖辉等（2009）和刘西川等（2009）都证实这一结论。

4.耕地面积。在研究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时，很多学者没有考虑耕地面积这一因素，例如周宗安（2010）、秦建群等（2011）、胡金焱和王博（2014）和刘立民等（2018）。从已有研究结果来看，家庭经营规模对农户信贷需求的影响结论存在较大分歧。王定祥等（2011）认为当贫困型农户的耕地面积越多，收入相对就越多，财务盈余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信贷需求的可能性就越小，即耕地面积对贫困型农户的耕地面积的影响是负向的。而周小斌等（2004）、黄祖辉等（2009）和刘西川等（2014b）的研究结论与之相反，认为当农户耕地面积越大时，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生产中，对信贷需求就强烈。

已有对耕地面积对农户信贷需求的影响研究中，学者们的分歧很大。其原因有可能源于被调查农户从事的农业类型不同，是传统农业，亦或是规模化、现代化农业。对贫困型的农户来说，耕地面积增加，收入也增加了，可以满足生活支出，则对信贷需求就不强烈了。而从事现代农业、富裕的农户来说，耕地面积增加，需要规模化生产，不仅要满足生活支出还要满足生产支出，生产支出远远多于生活支出，则对信贷需求就强烈了。比如，浙江农村大部分耕地主要是集中在少数种植大户，规模化、现代化农业需要更多的正规信贷支持（刘西川等，2014b）。所以，耕地面积的影响作用是正向或是负向的，也可以说是决定于农户的信贷需求结构，是用于生产性或是用于生活性消费。顾宁和范振宇（2012）也证实了富裕程度相对不高的农户，对信贷的需求主要是用于消费性支出，而富裕程度较高的农户，对信贷的需求主要是用于生产性支出。综上，耕地面积的影响作用方向取决于农户的富裕程度或需求结构（生活性消费信贷或是生产性信贷）。

5.收入水平及收入来源。关于收入水平影响作用，已有研究结果基本都认为是显著的。部分学者认为呈正向影响（秦建群等，2011；刘西川等，2014b；刘立民等，2018），当农户收入水平较高时，表明生活水平可能较高，生活性支出较大，加之生产规模较大，生产性支出越大，对信贷需求越强烈。部分学者认为呈负向影响（黄祖辉等，2009；王定祥等，2011；胡金焱和王博，2014；徐璋勇和杨贺，2014），当收入水平较高时，可以满足生活和生产支出需求，对信贷需求越弱。还有极少部分学者认为呈“U”型（韩俊等，2007）。

关于收入来源的影响作用的结论分歧较大。首先，黄祖辉等（2009）和王定祥等（2011）都认为农户信贷需求受非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的影响不明显，这一结论较一致。其次，在收入来源中具体哪种主要收入来源对信贷需求影响的结论分歧很大，胡金焱和王博（2014）、秦建群等（2011）认为是以传统种养殖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更容易产生信贷需求，刘立民等（2018）认为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对信贷需求最强烈，周宗安（2010）认为以非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农户想参与。然后，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对信贷需求的程度存在争议，何广文和李莉莉（2005）、黄祖辉等（2009）和刘西川等（2009）认为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农户基本是以外出务工为主，收入较稳定，收入可以满足生活支出，而生产性支出较少，家庭资金缺口较小，对信贷需求的程度较小，而刘立民等（2018）认为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农户在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年龄结构和思想理念明显优越于其他农户，具有较强的信贷意识，对信贷需求的程度较大。

6.生活性支出。关于受生活性支出影响作用的结论较一致。除周宗安（2010）、胡金焱和王博（2014）、刘立民等（2018）等没有考虑生活性支出影响，王定祥等（2011）等认为消费支出占比和医疗支出占比的影响不显著，大部分学者一致认为生活性消费支出影响正向显著（黄祖辉等，2009；刘西川等，2009；王定祥等，2011；秦建群等，2011；刘西川等，2014b）。

针对生活性支出正向影响农户信贷需求显著，以上学者们认为由于包括婚丧嫁娶、建房、医疗和教育等生活性开支超过了家庭现期可承受范围，但这些开支有多是刚性的，不得不进行信贷，即对信贷需求程度较强烈。而生活性消费支出对农户信贷需求影响不明显，以上学者们认为是由于贫困型农户即使在消费水平很低和患病的情况下，也不愿意通过信贷来改变现状和解决问题，不愿意承受太大的还款压力。

7.固定资产。关于固定资产影响作用的结论存在很大分歧。部分学者没有考虑固定资产这一因素，包括秦建群等（2011）、胡金焱和王博（2014）和刘立民等（2018）等。部分学者认为农户信贷需求受固定资产显著负向影响，即固定资产越多，农户对信贷的需求越弱（周宗安，2010；王定祥等，2011）。部分学者认为农户信贷需求受固定资产显著正向影响，即固定资产越多，农户对信贷的需求越强烈（刘西川等，2014）。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固定资产的影响作用不确定（刘西川等，2009；黄祖辉等，2009）。

针对固定资产负向影响农户信贷需求，以上学者认为是由于随着固定资产价值的增加，收入一般也会增加，农户越富裕，农户越不容易发生信贷需求。针对固定资产正向影响农户信贷需求，以上学者认为是由于固定资产越高，投资机会越大，对信贷需求越旺盛。针对固定资产影响作用不确定，以上学者认为是由于一方面固定资产价值越高，越有可能扩大生产经营，对信贷需求就旺盛，而另一方面固定资产价值越高，可变现的资产越多，对信贷需求越弱。

8.所处区域。关于农户所处区域的影响作用，有部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没有考虑这一因素，包括秦建群等（2011）、王定祥等（2011）、刘西川等（2014）和刘立民等（2018）。而有学者即使考虑这一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所处区域对农户信贷需求的影响并不明显，包括韩俊等（2007）、周宗安（2010）和胡金焱和王博（2014）。极少学者认为是有影响的，比如刘西川等（2009）。这可能是由于所处区域这一因素体现的经济发展程度是平均水平，而被调查的农户是单个经济单元，具有很大差异性。所以，所处区域对农户的影响不明显。

9.社会资本。较少学者考虑社会资本这一因素。徐璋勇和杨贺（2014）通过政治、人际、金融和组织四个方面关系资本来衡量社会资本，基层党员通常是所在村的能人，收入情况比较好，信贷需求不强烈；与邻居、朋友和亲戚的关系较好，从非正规途径借款能满足信贷需求，就对正规信贷需求就弱；在信用社工作，对正规信贷更了解，这会正向影响农户正规信贷需求；是否加入专业合作组织对信贷需求的影响不明显，这一结论适应与西部农户，因为西部农村地区的专业合作组织数量少并组织松散，其起到的作用并不强。

（二）计量模型与方法

我国学者对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基本是先介绍研究背景及意义，对之前的文献进行综述，对调查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再进行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和建议。本文主要是针对计量模型与方法进行综述。

国内学者主要是利用Probit模型来研究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黄祖辉等（2009）利用需求可识别双变量Probit模型研究贫困地区农户正规信贷市场需求影响因素，因为只考察单方程模型，很有可能会错误解读估计结果。胡金焱和张博（2014）对山东省济南市213户农户进行调查，建立异方差Probit模型对对农户信贷需求、信贷资金获得渠道与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还有刘西川等（2009）、王定祥等（2011）、吴雨等（2016）等都采用 Probit二项分布的模型。除利用Probit模型以外，Tobit III模型（刘西川等，2014b；马燕妮和霍学喜，2017）、Tobit模型（周宗安，2010）和 Logistic模型（秦建群等，2011）也会被采用。

四、简评和展望

通过对农户信贷需求的概述和影响因素综述，笔者也发现一些问题。为此，对以上综述进行简评和展望。

（一）简评

1.农户信贷需求识别不准确。农户信贷需求识别是进行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研究的关键，需要分别对正规信贷需求和非正规信贷需求进行识别。其原因是两者的识别方法不同。黄祖辉等（2009）、徐璋勇和杨贺（2014）、刘西川等（2014）和吴雨等（2016）等学者是分开识别的。然而，有学者将两者混合在一起，例如胡金焱和张博（2014）。这会掩盖农户信贷需求的真实情况，最后的研究结论与实际结果可能存在偏差。

2.影响因素考虑较全面。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主要有包括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人数及劳动人数、耕地面积、收入水平及收入来源、生活性支出、固定资产、所处区域和社会资本。还有储蓄水平和负债水平（胡金焱和王博，2014），是否拥有技和是否购买养老保险（秦建群等2011）等。学者们往往会较全面的考虑以上因素。但是家庭人口特征，如户主年龄（王定祥等，2011）和受教育年限（周宗安2010），对农户信贷需求有一定的影响，而这些基本因素不在部分学者们研究考虑范围内。

3.研究结论横向可比性较弱。学者们调查研究的农户的贫困程度不同，有专门针对贫困型农户，有专门针对贫困地区农户，有专门针对全国范围贫困型和非贫困型农户；调查的是某一地区或是多个地区农户，有调查一个市区域内农户，有调查全国范围内农户；研究的农户类型不同，有研究传统农业经营主体，有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上可能是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不同的原因之一。这也放映出关于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例如，学者们就某一区域的贫困型的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需求影响因素研究较多，得出的结论分歧就相对更小，就更具有横向可比较性，。

（二）展望

首先，学者们在研究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时，需要对农户信贷需求分为农户正规信贷需求和非正规信贷需求进行识别。其次，学者们在考虑影响因素需要全面考虑。然后，学者们可以多关注农户信贷需求影响因素并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