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路径与“U”形规律的契合度研究

汪 波，陶敏阳

(1.中央财经大学，北京 100081；2.云南民族大学，云南 昆明 650000)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明显下降。从1986年的60.4%下降到2007年的41.2%，20年的时间里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自2008年后经历了数次持续几年的反复波动，但是总体水平仍然偏低，尤其是与盎格鲁——萨克森国家相比，差距相当明显。

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不仅引起了官方的高度关注，而且引起了学者极大的研究兴趣。在大量的研究中，一部分学者总体上遵循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思路，认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劳动收入份额就会上升，这些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中关于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倒“U”形曲线为出发点。需要指出的是，刘易斯模型原本研究的不是功能性收入分配问题，但是研究劳动收入份额的学者们引申和发展了这个模型。认为在国民经济中同时存在现代产业部门和传统产业部门，传统产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在经济发展初期现代产业部门所占比重很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弱，所以能以略高于传统产业的报酬吸引足够的剩余劳动力，导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当现代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现代产业部门内部就需要通过提高劳动报酬争夺劳动力，总体劳动收入份额随之提高，表现为“U”形曲线。持这类观点的包括翁杰[11](2011)、李稻葵[6]等(2009)、龚刚，杨光[4](2010)、姜磊[5](2008)等。其他一些学者的角度有所不同，但是思路却差不多。Decreuse, Bruno and Maarek, Paul[1](2008)、Maarek, Paul[2](2010)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先进企业、产业部门与落后企业、产业部门之间的二元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陈钊，陆铭[3](2006)、严善平[14](2007)、苏永照[9](2014)认为城市政府出于维护城市居民利益的动机，实施了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降低了农民工工资并导致劳动力流动成本高，有效配置受阻，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吴愈晓[13](2011)则考虑了高学历劳动力市场和低学历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王林辉，赵景，李金城[10](2015)则从我国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角度对所谓“U”规律做了重新解释。无论这些学者的研究视角是什么，他们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共识：所有的二元结构问题都是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得到解决。换句话说，劳动份额下降的局面有望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得到扭转。

然而，这种所谓劳动收入份额的“U”形曲线的存在性在现实中是有疑问的。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很符合这种二元结构理论的不同阶段：东部达到或者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部相当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水平，西部则接近于最不发达国家水平，观察这几个地区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特点有助于验证所谓劳动收入份额的“U”形曲线的存在性。对比历年官方数据可以知道，自2012年以来的几年各省劳动收入份额同步上升，问题是：这种上升如果是趋势的体现，那么要么是这种曲线根本就不存在，要么就是各地区的拐点是不同的；如果是周期的体现，那么这样的上升也不能作为曲线存在的依据。另外一个不能对这个曲线所预言的劳动收入份额必定上升过于乐观的理由是：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劳动收入份额达到全国最低点，但是不管是产业结构还是就业结构均接近发达国家，由这些方面的改变引起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空间十分有限；按照王林辉，赵景，李金城[10](2015)的资本偏向性视角，目前也看不到明显的改变趋势，而上海的落后产能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减少了不少，异质性特征同样较弱。

图1 上海与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比较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2013年数据缺失，使用插值法填充

由图1可见，2007年以前，上海的劳动收入份额演变与全国趋势差异很大，而2007年后虽然趋势变得和全国的一致了，但是差距却始终存在，并且在经历短暂缩小后，从2004年开始似乎又出现扩大的趋势。所以至少有理由认为，即使这种所谓劳动收入份额的“U”形曲线存在，不同地区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

既然各地区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趋势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就有必要对其进行分析，探寻差异的具体情况和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这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二、三大区域总体情况

图2 三大区域劳动收入份额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2013年数据缺失，使用插值法填充

由图2可以看到，自1985年以来，我国三大区域劳动收入份额主要呈现下降趋势，在2004年到2007年间处于最低水平，其后曲折上升。东部地区上升最明显，几乎赶上1985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中部地区下降最明显，从与西部地区几乎相当下降到与东部地区相当的水平，并且与西部地区的差距主要来自2003年以后。从这个结果看，就全国而言，至少不存在明显的劳动收入份额随人均产出演变的“U”形曲线，因为1985年左右中部地区的人均产出显然高于西部，而近年更是远远低于东部。不同水平的人均产出对应同一水平的劳动收入份额，而且趋势相同，显然不是“U”形曲线。那么，是否存在劳动收入份额随工业化水平或者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就业人口比例的“U”形曲线呢？

图3 三大区域工业化进程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2013年数据缺失，使用插值法填充

由图3可以看到，自1985年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工业比重总体上是稳定的，而中西部地区一直是上升的，这与劳动收入份额2007年以后的逆转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并不存在劳动收入份额随工业化水平的“U”形曲线。2007年前工业增加值比重的不断上升或许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有关，但是2007年以后工业增加值比重并没有大幅度下降，显然这个阶段劳动收入份额演变主要的影响因素不是工业化。

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由于没有统一指标，官方也没有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因此缺乏这方面的数据。但是石涛、张磊[8](2012)提出了一个计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法：即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农业就业人数-农业增加值/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①但是在这里，绝对的剩余劳动力数量没有意义。因此本文在该方法的基础上计算剩余劳动力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以此作为衡量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和剩余劳动力转移水平的衡量指标。以下是三大区域剩余劳动力比重的演变情况。

由图4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比重明显过高，并且除东部地区显著下降外，中西部地区的下降十分缓慢，城乡二元结构总体强度仍然很大。按照学者们发展的刘易斯模型推断，应该远远没到拐点。但是，结合图1和图4分析，似乎在2007年前后进入了刘易斯拐点，这就形成了矛盾，需要进一步分析。

图4 三大区域剩余劳动力比重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2013年数据缺失，使用插值法填充

三、三大区域内部劳动收入份额与人均产出、剩余劳动力的关系

1.西部地区

图5 西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剩余劳动力比重和人均产出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2013年数据缺失，使用插值法填充

从图5的情况看，西部地区人均产出一直处于上升之中，理论上，似乎在1997年之后存在着劳动收入份额随人均产出水平的“U”形曲线，但是并不能十分肯定地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从图中可以看到，2014年，西部地区人均产出只有一万元左右，虽然是1978年价格，但是这个水平有点低，因此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可能仅仅是经济周期作用的结果。但是就剩余劳动力比重而言，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比重相当稳定，近30年下降很小。这存在两种可能性：西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随剩余劳动力比重的“U”形曲线不存在；西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随剩余劳动力比重的“U”型形线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是剩余劳动力比重离刘易斯拐点还很远，因此暂时没有表现出来。

因此，对于西部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水平未来走向，可以得出以下基本判断：一种可能是人均产出和剩余劳动力两个刘易斯拐点都没到，那么未来西部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巨大的下降空间；西部地区人均产出拐点就是很低，已经达到，那么西部地区未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要看两种相反方向的作用力的综合结果；这种曲线关系不存在，那么西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的未来走向受更多因素影响。

2.中部地区

图6 中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剩余劳动力比重和人均产出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2013年数据缺失，使用插值法填充

从图6可以看出，中部地区人均产出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与西部地区是类似的，但是剩余劳动力比重的情况却存在较大差异。1997年前两个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比重以及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趋势类似，1997年后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趋势仍然类似，但是剩余劳动力比重在1997—2004年间大幅度反弹，随后又快速下降，与劳动收入份额呈反向变化趋势。中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随剩余劳动力比重可能并不存在这种理论上的“U”形曲线，除非1997年以后剩余劳动力比重的变化属于异常情况。

因此，对于中部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水平未来走向，可以得出以下基本判断：一种可能是，假设中部地区剩余劳动力比重在1997年后的变化属于非政策情况，两个“U”形曲线仍然成立，但是人均产出和剩余劳动力两个刘易斯拐点都没到，那么未来中部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巨大的下降空间；中部地区人均产出拐点就是很低，已经达到，那么中部地区未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要看剩余劳动力比重演变的情况；这种曲线关系不存在，那么西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的未来走向受更多因素影响。

3.东部地区

从图7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趋势类似于中西部地区，只是水平上比这两个地区要低不少，并且其在2003年左右就进入了增长阶段，且绝对增长幅度大于中西部地区。并且其人均产出水平超过了2万元，从这两个指标的趋势看，似乎是过了刘易斯拐点。而剩余劳动力比重在2000年以后大幅度下降，但是从国际比较看应该是没有过刘易斯拐点。

图7 东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剩余劳动力比重和人均产出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2013年数据缺失，使用插值法填充

因此，对于东部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水平未来走向，可以得出以下基本判断：如果人均产出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那么东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有上升的趋势，如果没有，则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下降；剩余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由此也可能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如果这种曲线不存在，则劳动收入份额受更多因素影响。

四、计量检验

这部分以计量方法检验全国和三大区域劳动收入份额随人均产出以及剩余劳动力比重的演变是否符合“U”形曲线。借鉴李稻葵等(2009)跨国分析模型，被解释变量ls为各省的劳动收入份额，解释变量分别为人均产出y和剩余劳动力比重sy，一组控制变量为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gy、对外开放程度kfd和要素投入比例K/L。

其中劳动收入份额是按照要素成本法计算得出，人均产出=1978年价格GDP/就业人数，对外开放程度=(进出口总额+FDI)/GDP,要素投入比例=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数据分别来自《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历史资料》和相应省份统计年鉴。由于数据缺失原因，加之没有特殊需要，排除海南、重庆和西藏。分析时间跨度和前文保持一致，为1985—2014年。

这样，回归模型为：

其中为i省份，t为时间，为了检验“U”形曲线的存在性，加入解释变量的平方项。这里没有国内和国外的区别，因此取消国家哑变量。以下是回归结果。

从表1的结果看，全国层面劳动收入份额随人均产出增加呈现“U”形曲线。经计算，拐点为3.1万元(1978年价格) 。但是对比前文发现，即使到2014年，东部地区也没有达到这个人均产出水平，而劳动收入份额总体上从2008年就开始曲折上升，而在2008年左右，东部地区人均产出仅为1.4万～1.5万元。就个别省份而言，仅有上海市在2013年达到。从统计数据和回归结果的对比看，如果全国层面劳动收入份额随人均产出增加呈现“U”形曲线，只有在2007年以后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不是趋势，而是经济周期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全国层面劳动收入份额随人均产出增加呈现“U”形曲线没有足够数据支持。全国层面劳动收入份额随剩余劳动力比重增加只有反向关系，并没有呈现明显的“U”形曲线。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我国所有省份(上海除外)的剩余劳动力比重都偏高，即使存在这种关系，目前也没有明显能够显示出这种关系的条件。

表1 全国层面回归结果

注：“*”、“**”、“***”表示的显著性分别为0.05、0.01和0.001。

那么，三大区域内部的情况如何呢？

表2 三大区域回归结果

续表

东部模型一ls模型二ls中部模型一ls模型二ls西部模型一ls模型二lsR20.62380.24160.88980.79670.54900.1452F23.2515.144.784.549.059.11Prob>F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注：“*”、“**”、“***”表示的显著性分别为0.05、0.01和0.001。

从表2的结果看，三大区域劳动收入份额随人均产出均表现出“U”形曲线，东中西部地区的拐点分别是2.97万元、0.993万元、1.435万元。这里存在几个疑点：为什么全国层面的拐点高于任何一个地区的？从几个地区的拐点看，中部地区最低也是值得怀疑的。对比前文发现，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拐点达到或者超过本地区平均人均产出的最高水平，显然不是拐点。而中部地区的拐点则接近2011年、2012年的水平，也不是前文显示的拐点。因此，三大区域内部劳动收入份额随人均产出的“U”形曲线演变规律同样缺乏足够数据支持。

而从三大区域劳动收入份额随剩余劳动力比重的结果看，东部地区表现出“U”形曲线，中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东部地区的拐点是0.2379，与前文的拐点基本吻合，唯一有些疑点的就是这个拐点的剩余劳动力比重还很高。中西部地区不显著很容易理解，因为它们的剩余劳动力比重还太高，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所以，总体上三大区域内部劳动收入份额“U”形曲线的演变规律也缺乏足够数据支持。

五、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不符合刘易斯模型的原因分析

由前文可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不符合刘易斯模型，无论是与人均产出还是剩余劳动力比重之间均没有明显的“U”形曲线的演变特征。

究其原因，刘易斯的模型其实是隐含着一些必要条件的，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它是不成立的。该模型的隐含条件之一是当剩余劳动力转移达到拐点，或者人均产出达到拐点，城市劳动者工资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劳动收入份额也必须同时提高，只有这样，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水平才会在拐点之后走向提高。换句话说，如果在拐点之后虽然工资水平提高，但是产出水平以更快的速度提高，那么劳动收入份额也是不会提高的。隐含条件之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进入城市后迅速融入城市，不会受到差别对待。否则，如果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无论产出如何增长，也不管他们的贡献如何，他们的工资水平都低于甚至远低于城市居民，那么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情况也是复杂的。

国内在二元结构转化过程中，恰恰这两个隐含条件都不能满足。首先是产出的增长快于工资水平的增长。其原因是国内经济增长是以巨大的投资为条件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超过劳动力。

图8 生产率、劳均工资和劳均资本

数据来源:生产率和劳均工资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劳均资本数据以叶宗裕[15](2010)为基础估计

由图8可见，我国的劳均工资与生产率之间的差距在2003年以后迅速拉大，几乎与此同时劳均资本也加速增长，导致资本对于生产率的贡献迅速上升，并且这种趋势目前并没有逆转的迹象。这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劳动密集型的农业转入资本密集型的非农产业，按要素贡献分配原则，劳动收入份额也难以回升。

尤其是，向来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或者非物质资本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在国内也是资本密集型的。以上海为例，2014年上海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6016.43亿元，第一产业仅有11.86亿元，第二产业为1157.27亿元,占19.24%，而第三产业为4847.3亿元，占80.57%。而同期上海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34.69%，第三产业为64.78%。可见上海市第三产业对资本的消耗要超过第二产业!其他地区和年份的情况差不多，第三产业对资本的消耗即使没有超过第二产业，也相差不大。

这样整个非农产业生产率的提高更多依靠资本积累而不是劳动力，资本报酬的增长自然要快于劳动报酬，在二元结构转化的后期阶段，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也会受到极大的阻力。

表3 2004年各省份三次产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 %

数据来源：《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

由表3可知，2004年我国三次产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除农业明显高于非农产业外，第二、第三次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相当接近，第三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超过第二产业十个百分点的省份只有黑龙江、新疆、云南陕西和青海，超过五个百分点以上的有六个，第三产业劳动收入份额低于第二产业的有七个。从这些省份的情况看，越是落后地区，第三产业劳动收入份额越容易高于第二产业，越是发达地区情况正好相反！这和刘易斯模型无疑是正好相反。虽然2004年以后我国不再发布产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但是从投资的产业分配看，这个局面不会有明显的改善。

而我国存在的另一个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因素是由户籍制度造成的人为城乡身份分割，导致进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不到身份上的认同，无法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劳动者平等竞争。他们不仅被限制只能从事相对脏乱差的工作，其工资和福利待遇水平也远远低于城市劳动者。这样，虽然非农产业不断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不断向城市转移，但是他们的工资水平拉低了整个城市从而全体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因此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构成相当大的阻力。

图9 农民工的工资待遇状况

数据来源：农民工工资水平主要是基于卢峰[7](2012)的估计，2010年以后的数据取自统计局的公布和媒体报道，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来源于统计局数据

图9是2000—2015年间农民工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水平的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到，农民工平均工资水平大约只有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一半左右，即便是原本和农民工工资水平差不多的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其工资水平也迅速拉开了与农民工的差距。这意味着农民工的收入占其产出的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可以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以农民工和城市户籍就业人员之间的二元结构得以延续。这种二元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会产生多大影响？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农民工人数约为2.7亿元，根据图9，农民工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之间的平均工资差额约为3万元。那么粗略估计，如果同工同酬，劳动者报酬可以增加8.1亿元(这里忽略了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即便排除这种差异，劳动者报酬增加4万～5万亿元还是没有问题的)，而2015年的GDP为682635.1亿元。这样以GDP为基准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可以增加5.36～11.87个百分点，增幅可达10%～20%，而根据要素成本法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可能增加更多。由此可见农民工身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有多大。

六、结论和启示

综上所述，从省际层面来看，劳动收入份额随人均产出增加或者剩余劳动力比重的降低呈现“U”形演变规律的观点在我国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持，这和徐蔼婷[12](2014)的结论比较类似。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并没有满足刘易斯模型隐含的必要条件，城市非农产业呈现十分明显的资本密集型特征，户籍制度造成的身份标签制约了农民工报酬的提高，这都会导致我国在跨过产出和人口拐点后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过程变得复杂和不确定。从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依靠物质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尤其是对于第三产业，需要调整其内部构成，大力发展人力资本和先进技术含量高的服务业。

(2)继续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制定中长期计划(如30年左右)，有步骤地废除户籍制度，实现城乡公民身份待遇的统一。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防止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新进入城市的劳动力由于人力资本薄弱而影响收入的提高。

(3)规范收入分配制度，明确物质资本、简单劳动和人力资本按贡献平等参与初次分配的原则，改变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在初次分配格局中的不公平地位。

注释：

①这种方法估计的剩余劳动力人数虽然粗糙，但是大体上符合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内在逻辑：农村剩余劳动力反映城乡二元结构，其基础是城乡生产率差异，差异越大，剩余劳动力越多，二元性越强，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