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农户生计转型中生计资本整合特征及效益

张仕超，郑栋升，蒋佳佳

(1.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 401331；2.三峡库区地表过程与环境遥感重点实验室，重庆 401331)

0 引 言

乡村振兴是十九大提出的新提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而关键突破口在于人和地，即在继续推动农业人口转移的同时，完善三权分置制度，引入社会资本推动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尤其就土地承包期“续展”问题，发出了“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政策强信号，无异于给农民和农业经营者都吃了颗定心丸，更是调动了土地流转供求双方的积极主动性。土地流转作为连接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纽带，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减贫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与脱贫攻坚工作对接的重要途径之一。特别是在替代性生计选择缺乏的乡村，土地是农户获取经营性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获取转移性支付的重要依据，被农户视为维持可持续生计的核心资源。土地流转意味着农户将打破固有生计格局，以生计资本整合为纽带，寻求新的合适替代生计，完成生计策略的重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的生计策略按某一特定方向发生有规律的变化，即农户生计演替。依据生计演替方向，农户生计演替分为顺向演替和逆向演替。一般而言，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户生计策略趋于非农化和多样化，农户生计资本总量增加，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比例提高，生计脆弱性降低，生计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增强，是为生计顺向演替；农户受自身或外部因素的制约，生计方式从非农业向农业转移，生计资本总量减少或停滞不前，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比例降低，生计可持续性和生计安全受到威胁，这属于生计逆向演替。农户生计演替过程既受自身结构性因素（生计资本禀赋）的影响，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外部因素主要分为2类，一类是乡村旅游[1]等非胁迫性因素，这类非胁迫性因素往往会促使农户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增加，呈现生计顺向演替的特征；另一类是气候变化[2-4]和移民搬迁[5]等胁迫性因素，这类胁迫性因素在短期内往往会损害农户的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使农户生计发生逆向演替，但从长期来看又会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和非农化。一般而言，土地流转被看作是市场驱使和政策激励下农户自愿的、主动的土地退出行为。土地流转后土地转出户自然资本减少，但同时也会获得一定的流转收益，为寻求新的替代生计提供了可能，这一过程通过生计资本的整合实现。这既不同于非胁迫性因素对农户生计积极意义，也应与具有强制性的胁迫性因素相区别。

国内外学者对农牧交错区[6-7]、青藏高原[8-10]和三峡库区[11-12]等生态敏感区以及尼泊尔[13-15]、乌干达[16-18]和埃塞俄比亚[19-20]等发展中国家农户的生计安全、生计策略和生计可持续性问题给予了广泛关注。此外，以往研究探讨外部因素驱使下农户的生计问题也比较多，如赵雪雁等[21]在甘南高原的研究表明生态补偿使的农户生计方式非农化与多样化，生计资本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吴孔森等[2]发现环境变化背景下农户自然资本减少，生计资本耦合协调性不足；Keshavarza等[22]在伊朗的研究结果显示干旱是农户生计安全的主要威胁，高中低脆弱性农户具有不同的生计适应策略。土地流转，尤其是工商资本下乡土地规模流转，改变了农户人地关系的结构，促进了城乡资源要素的流动与集聚，为农户多元化生计选择提供机会，也为农户生计资本重整提供了源动力。但现有文献注重农户资源禀赋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如农户异质性对土地流转意愿[23-24]、土地流转行为、土地流转规模、方式和类型[25-26]影响，而较少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生计资源重分配的影响。

农户间自发流转大多数系村庄内部的亲友、邻居或者熟识的农户之间的小规模土地流转，且流转灵活，弹性较大，流出方可基于自身需要即时要回土地，以致流转土地对流出方的生产生活影响较小。但工商资本下乡集中连片流转土地，不仅流转规模大、流转年限长且多流转优质耕地，导致流转农户不得不通过家庭生计资本的重组来寻求新的替代生计。为此，本文基于面向工商资本下乡土地规模流转所涉及的267份流转农户调查数据，以流转农户的生计资本为切入点，立足土地流转前后农户劳动力的从业属性及其转移方向，进行了动态层面的农户类型划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类型流转农户生计资本差异，并采用雷达图、生计资本扰动指数和生计资本增长指数，剖析了不同类型流转农户生计资本在整合方向、整合强度和整合效益3方面的差异，以期为促进土地顺畅流转实现“失地/得地”农户的生计可持续化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

2013年6—7月和2017年4—5月，课题组先后2次累计63d围绕重庆市合川区双槐镇的柠檬和柑橘2大主导产业，分别在邻近的斜坝村、接引村和双槐村，对川柠柠檬基地和木湾柑橘基地所涉及的284户流转农户开展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267份，问卷有效率94%。两大产业基地建成于2014年，土地流转面积约300 hm2，分别由重庆市合川区川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重庆木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通过“公司+基地+农户”联结方式，优先吸纳当地100余户农户参与到基地生产、种植、销售和管护等工作，同时促进了流出土地农户家庭的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或非农行业的转移。流转农户承包地数据来源于双槐镇农经办；流转农户名单及其流转土地面积、土地类型、流转价格和流转年限由重庆市合川区川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重庆木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流转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活动数据则通过问卷调查获取。

具体步骤如下：1）问卷设计。首先走访合川区双槐镇人民政府和国土资源管理所，并联系斜坝村、接引村和双槐村的村支书、村长和会计，以集中座谈形式了解各村土地流转、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宅基地补偿标准和家禽家畜价格行情，以及农户的土地利用、生计状况和劳动力转移情况，设计初步问卷；其次，实地走访重庆市合川区川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重庆木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了解涉及流转农户及流转土地情况，完善初设问卷；最后，经过10户农户预调查的反馈与反复商讨确定调查问卷。问卷内容涵盖了农户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生产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等6个方面，具体为：①农户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家庭成员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与户主关系、健康状况与职业属性（从事工作、务工时长与常年务工地点等）；②生产与生活情况，主要包括土地利用情况（水田面积、旱地面积、撂荒地面积、土地单产等）、农业生产条件（农业机械数量、土地灌溉条件和土地道路条件等）、农业投入产出情况、对外通达性（网络服务和距政府驻地距离）；③家庭资产情况，主要包括固定资产（住房价值、牲畜价值和家具电器价值等）和非固定资产（年收入及构成、家庭支出及构成、亲戚或银行借款和政策补贴等）；④其他方面，主要包括公务任职、政策了解程度、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关系情况。2）实地调查。调查前就问卷内容、询问方式和记录方法对调查成员进行培训，统一调查标准。入户调查时，问卷主要由户主填写，再由其他家庭成员补充，每户访谈时间约0.5～1h。3）数据反馈。为确保调查数据的准确性，作者将整理数据反馈于村干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部分流转农户，进行数据的核实与修正。

2 研究方法

2.1 流转农户类型划分

目前农户分类多立足于静态层面[12,26]，例如依据劳动力从业性质和非农收入比例将农户分为纯农户、兼业户和弃农户，这种静态层面的农户划分在农户生计行为和生计资本变动较小时尚能满足需要，但在城镇化和乡村转型加快的背景下，农户生计演变过程加速，以静态思维认知的农户类型划分将难以为继。学术界对建立动态层面的农户类型划分进行过一定的尝试，例如王成等[27-28]将农户分为非农多样化发展型、兼业发展型、非农专业化发展型、农业多样化发展型和农业专业化发展型，但该农户类型划分的依据是农户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和未来生计发展趋势，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也不适用于农户受环境和政策等外部条件强烈扰动的情况。

基于此，本文首先依据有无非农活动，将土地流转前的样本农户划分为纯农户、兼业户和弃农户，再根据土地流转后农户劳动力的转移特征划分为稳定型纯农户、非农化纯农户、稳定型兼业户、非农化兼业户和稳定型弃农户，以实现动态层面的异质性农户划分（表1）。

表1 流转农户分类及标准Table 1 Classification and its standard of land transfer farmers

具体而言，土地流转后，将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纯农户命名为非农化纯农户，劳动力未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纯农户命名为稳定型纯农户；将劳动力进一步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兼业户命名为非农化兼业户，劳动力未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兼业户命名为稳定型兼业户；原有的弃农户命名为稳定型弃农户。由于不存在劳动力从非农业向农业转移的现象，故没有考虑兼业户和弃农户劳动力从非农产业转移向农业的农户类型。

2.2 农户生计资本指标量化

英国国际发展署（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目前应用最广的农户生计资产测量体系，该框架将农户生计资本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为认识农户生计脆弱性和可持续性提供了参考[29-30]。由于农户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设施与用于日常生活的物质资料性质明显不同，并且考虑到土地流转后样本农户对农业生产工具与物质生活资料这2种生计资产的整合差异，本文将物质资本分为生产资本和生活资本，建立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生产资本、生活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6维生计资本分析框架（表2）。

表2 农户生计资本指标体系Table 2 Indexs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分为客观赋权法和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熵值法和多目标规划法等）避免了个人的主观判断，但仅以数据的差异作为赋权依据，赋权结果往往会偏离指标的实际重要性；而主观赋权法（层次分析法和专家评判法等）考虑了指标的实际重要程度，但不可避免存在主观性问题。因此，为保证生计资产核算结果的可信度和准确性，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31]和熵值法[32]相结合的方法对生计资本指标赋权。层次分析法权重通过构造判断矩阵计算得出，熵值法权重计算步骤如下。

1）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赋值后的数据进行标准化，以消除数据量纲不同的影响，计算公式为：

式中Mij为第j个指标下第i个项目的标准化值，Xij为第j个指标下第i个农户的生计资本赋值后的值，minXj和maxXj分别为j项生计资本赋值后的极小值和极大值。

2）对标准化后的Mij进行列向归一化：

式中Iij为归一化后的值，m为农户数。

3）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

4）计算j项生计资本指标的熵权Ej：

式中n为生计资本指标数。

最终权重为层次分析法权重和熵值法权重的算术平均值：

式中Wj为最终权重，Aj为层次分析法权重，Ej为熵值法权重。

2.3 生计资本扰动指数与增长指数

生计资本扰动指数和生计资本增长指数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农户生计资本整合强度和实际整合效益。生计资本扰动指数是农户各项生计资本指标变化率的绝对值的和，反映的是农户生计资本整合强度，但无法准确衡量农户生计资本整合的实际效益。生计资本增长指数是农户各项生计资本指标变化率的和，能够表征农户生计资本整合的实际能力和实际效益，二者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DIij为生计资本扰动指数，GIij为生计资本增长指数，Pij是农户土地流转后各项生计资本值，Bij是土地流转前各项生计资本值，I'ij是为土地流转前各项指标归一化值，I''ij为土地流转后各项指标归一化值。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生计资本差异

土地流转前生计资本总量弃农户最高，其次为兼业户，纯农户最低，呈现出随农户兼业程度升高而增加的趋势（表3）。纯农户内部，非农化纯农户生计资本总量为2.460，高于稳定型纯农户的2.274；兼业户中，非农化兼业户和稳定型兼业户的生计资本总量分别为3.142和2.967，前者也高于后者。

人力资本弃农户最高，其次为兼业户，再次为纯农户，亦呈现随农户兼业程度升高而增加的趋势。纯农户内部，非农化纯农户人力资本优于稳定型纯农户，高出0.149；兼业户内部，非农化兼业户亦优于稳定型兼业户，高出0.076。实际上，随兼业程度升高，农户的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和职业技能得分也不断增加。以平均年龄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为例，稳定型纯农户平均年龄达到67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2.45 a，而稳定型弃农户平均年龄仅34岁，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31 a，家庭劳动力质量远高于稳定型纯农户（表4）。

表3 土地流转前异质性农户生计资本值Table 3 Value of livelihood capital for heterogeneous farmers

表4 土地流转前异质性农户家庭基本状况Table 4 Family background of heterogeneous farmers before land transfer

自然资本与人力资本相反，纯农户最高，兼业户次之，弃农户最低，呈现出随农户兼业程度升高而降低的趋势。纯农户内部，自然资本稳定型纯农户优于非农化纯农户，高出0.013；兼业户中，稳定型兼业户优于非农化兼业户，高出0.016。自然资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土地面积上，土地流转前稳定型纯农户和非农化纯农户人均实际耕种的水田面积分别达到0.057和0.049 hm2，旱地面积分别达到了0.028和0.023 hm2，约稳定型兼业户和非农化兼业户的1.5倍。随着兼业化程度提高，土地撂荒现象越普遍，自然资本越匮乏。

生产资本兼业户和纯农户较高，弃农户较低。纯农户内部，生产资本稳定型纯农户优于非农化纯农户，高出0.010；兼业户内部，稳定型兼业户亦优于非农化兼业户，高出0.048。近年来，当地政府为提高农业生产率，对购置小农机械进行大力补贴，农户生产资本的差异也主要体现在农机数量上。稳定兼业户对农机补贴政策响应最为积极，其户均农机数量为1.02台，生产资本最高，其后依次为稳定型纯农户、非农化纯农户和非农化兼业户，稳定型弃农户对农机补贴政策响应最弱，户均农机数量最少，生产资本也最低（表4）。

生活资本弃农户最高，兼业户次之，纯农户最低。纯农户内部，非农化纯农户优于稳定型纯农户，高出0.009；兼业户内部，非农化兼业户优于稳定型兼业户，高出0.096。牲畜价值、网络服务和家具电器价值是造成生活资本差异的主要因素。稳定型纯农户和非农化纯农户饲养牲畜较多，但都未接通网络服务，家具电器价值也较低，生活资本最贫乏。稳定型兼业户和非农化兼业户饲养了一定的牲畜，部分农户接通了网络服务，家具电器价值稍高，生活资本较丰富。稳定型弃农户未饲养牲畜，但较多的农户接通了网络服务，家具电器最齐全、价值最高，生活资本最丰富。

金融资本弃农户最高，其次为兼业户，纯农户最低。纯农户内部，非农化纯农户优于稳定型纯农户，高出0.015；兼业户内部，非农化兼业户优于稳定型兼业户，高出0.059。农户金融资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人均收入上（表4），稳定型弃农户以个体经营和工资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对非农收入依赖最高，人均年收入到27 106元。稳定型兼业户和非农化兼业户季节性务工现象较普遍，人均年收入分别为13 671元和14 108元。稳定型纯农户和非农纯农户收入来源单一，以种植业为主，人均年收入分别仅有7 629元和8 746元。

社会资本弃农户最高，兼业户次之，纯农户最低。纯农户内部，非农化纯农户优于稳定型纯农户，高出0.036；兼业户内部，非农化兼业户优于稳定型兼业户，高出0.008。农户随着非农化程度的提高，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和社会保障水平越高，社会关系越多，社会资本越丰富。以社会关系为例，65%稳定型弃农户认为自己社会关系多，稳定型弃农户的社会资本值也达到了0.524。而非农化纯农户和稳定性纯农户则分别只有33%和19%认为自己社会关系多，远低于稳定型弃农户，二者的社会资本值分别仅为0.301和0.265。

3.2 生计资本整合方向

稳定型纯农户和稳定型兼业户自然资本减少，生产资本增加，其他资本变化不显著，即表现为由自然资本向生产资本整合的特征（图1a和图1b）。据调查，稳定型纯农户和稳定型兼业户主要转出的是距居住地较远或质量较差的土地，保留了耕作条件和产量较高的土地。土地转出后，稳定型纯农户和稳定型兼业户对剩余土地的劳动力投入强度明显提高，农业生产机械数量增加，使得生产资本增长，但受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的约束，土地流转后劳动力难以向非农产业转移，金融资本增长有限，人力资本、生活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变化也不明显。

稳定型弃农户自然资本减少，人力资本、生产资本、生活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变化均较小，生计资本整合方向不明显（图1c）。实际上，由于稳定型弃农户家庭劳动力已完全非农化，对农村和土地的依赖程度较低，土地流转未引发稳定型弃农户生计策略变化，生计资本结构变化不明显，从而表现出无明显生计资本整合方向的特征。

图1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整合方向Fig.1 Integration direc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households’livelihood capital

非农化纯农户和非农化兼业户自然资本减少，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增加，生活资本和生产资本变化不显著，即表现为由自然资本向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整合的特征（图1d和图1e）。土地流转后，非农化纯农户和非农化兼业户劳动力非农化，职业技能增加，社会圈子也更广，促进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长。金融资本的增长则直接体现在人均收入上，土地流转前非农化纯农户和非农化兼业户平均年收入别为8746、14108元，土地流转后分别增长了1.51倍和1.43倍。

生计资本扰动强度非农化农户高于稳定型农户，与农户生计转型方向密切相关（表5）。非农化纯农户和非农化兼业户由于生计策略非农化，引发生计资本强烈波动，生计资本扰动指数分别达到0.169和0.144，远高于样本农户平均值。稳定型纯农户生计方式虽未变，但由于生计资本基数较小，生计稳定性较差，生计资本扰动指数稍高于平均值，达0.124。稳定型兼业户和稳定型弃农户生计方式未变，生计资本结构较为稳定，生计资本扰动指数分别为0.105和0.098，低于样本农户平均值。

3.3 生计资本整合效益

农户生计资本整合效益亦不同程度低于生计资本整合强度，非农化农户亦高于稳定型农户，但大小排序与生计资本整合强度有差异（表5）。具体而言，非农化农户内部，非农化纯农户生计资本整合强度虽高于非农化兼业户，但其生计资本增长指数仅0.120，而非农化兼业户高达0.135，即实际的生计资本整合效益不及非农化兼业户。据调查，某些纯农户进城务工初期对城镇生活方式以及非农生产活动并不完全适应，农户非农化后养殖业有一定的减少，土地撂荒面积也有所增加，整合效益远低于整合强度。稳定型农户内部，稳定型兼业户和稳定型弃农户的生计资本增长指数分别为0.093和0.094，二者生计资本整合效益基本相当，而稳定性纯农户生计资本整合效益是最低的，生计资本增长指数只有0.088，但其生计资本扰动指数却高达0.124。这是由于土地流转后，稳定型纯农户仅获得的流转收益有限，且缺乏配套的社会保障政策，导致生计资本整合效益不高。

表5 异质性农户生计资本整合强度及效益Table 5 Livelihood capital integration intensity and benefit of heterogeneous farmers

4 结论

本文基于267户土地流转农户调查数据，在英国国际发展署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土地转出农户6维生计资本指标体系，比较了土地流转前不同生计转型农户的生计资本禀赋差异，并采用雷达图、生计资本扰动指数和生计资本增长指数，剖析了不同生计转型农户在生计资本整合方向、整合强度和整合效益3方面的异质性。主要结论如下：

1）生计资本禀赋是农户选择生计转型策略的基础。人力资本、生活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越高的农户趋向于选择非农化生计转型策略，而自然资本和生产资本越高的农户生计策略往往维持不变。土地流转前，生计资本总量非农化兼业户和非农化纯农户分别为3.142和2.460，分别高于稳定型兼业户的2.967和稳定型纯农户的2.274；人力资本、生活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非农化兼业户和非农化纯农户比稳定型兼业户和稳定型纯农户高0.008～0.149，但自然资本和生产资本方面前者比后者低0.010～0.048。

2）农户生计转型策略制约生计资本整合方向。土地流转后，选择生计非农化生计策略的非农化纯农户和非农化兼业户侧重整合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而生计策略维持不变的稳定型纯农户和稳定型兼业户侧重整合生产资本，稳定型弃农户受土地流转影响较小，整合方向不明显。

3）农户生计资本整合效益均不同程度低于生计资本整合强度，非农化农户的整合强度和效益均高于稳定型农户。非农化兼业户和非农化纯农户的生计资本增长指数分别为0.135和0.120，而生计资本扰动指数却分别达到0.144和0.169；稳定型弃农户、稳定型兼业户和稳定型纯农户的生计资本增长指数分别为0.093、0.094和0.088，而生计资本扰动指数却分别为0.098、0.105和0.124，亦低于生计资本增长指数，且三者的生计资本整合强度和效益均低于非农化农户。

农户生计资本整合具有路径依赖性，即特定的生计资本格局会引发特定的生计转型策略，这种生计转型策略反过来又会强化原有的生计资本格局。具体而言，非农化兼业户和非农化纯农户具有相对丰富的人力资本、生活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促使其选择非农化生计转型策略，这又进一步促进了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增长；稳定型兼业户和稳定型纯农户具有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本和生产资本，促使其维持生计策略不变，并进一步促进生产资本增长。从生计资本整合强度和整合效益来看，非农化兼业户和非农化纯农户明显高于稳定型农户，其路径依赖具有积极意义，属于生计良性循环，稳定型纯农户和稳定型兼业户则陷入了“路径锁定”式的生计恶性循环。

土地流转与其他外部扰动因素相似，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每个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探讨的农户生计资本整合只是阶段性特征，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影响还需进行长期的跟踪观察。此外，土地流转涉及到土地转入方、土地转出方和政府三方的利益博弈，土地流转模式多样，本文探讨的是“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下的流转农户生计问题，不同土地流转模式下农户的生计转型与生计资本整合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生计资本量化方面，本文将流转农户的物质资本分为生产资本和生活资本，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外部扰动因素（气候变化和乡村旅游）和其他研究区域（渔村和牧区），其可行性和普适性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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