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建勋,仪 姗
(青岛理工大学 商学院,山东 青岛 266520)
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我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投资。其结果是,投资率持续上升,从2007年的52%上升到2016年的82%左右 (见图1),资本增长率高位运行,2008—2016年均值保持在8.4%左右(见图2)。按照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大规模资本积累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遗憾的是,我国GDP增长率却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2016年的6.7%(见图1和图2)。投资率大幅上升的同时,GDP增长率却出现持续的下滑,呈现出反常的“增长悖论”(赖平耀,2016)[1],引发了各界对其深层次原因的探讨。
实际上,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主流的观点一直认为应归于要素贡献,特别是来自资本的贡献(Chow,1993;张军,2002;Chow,2002;Yong,2003;Wang et al,2011)[2- 5]。而且,这种强调资本形成的发展策略,是以牺牲生产要素的有效率配置和利用为代价的,由此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减缓(郑京海、胡鞍钢和Arne Bigsten,2008)[6]。因此,对于2008年以来我国的“增长悖论”,许多学者也将其归因于过度资本积累导致生产率的持续下降(Zheng et al,2009;张学勇 等,2011;童长凤,2012;余泳泽,2015;赖平耀,2016)[7- 10][1],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归结为结构性减速是缺乏证据的(杨天宇 等,2015)[11]。
但是,学者们也指出,传统增长核算方法存在缺陷,资本高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降共存已成为当前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仅局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是难以给出令人满意解释的(王林辉 等,2009)[12]。我国的经济增长是高投入型增长,但前沿研究关注的是资本数量对TFP增长率下降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却忽视了资本结构变化可能是造成我国“增长悖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