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思维：约翰·博伊德与美国国家安全系列之三F-15、F-16与“战斗机黑手党”
—— 博伊德与F-16战斗机的问世

2018-07-23 07:46编译夏雨天

航空世界 2018年11期

编译/夏雨天

1966年秋，博伊德离开了埃格林空军基地，并被分配到五角大楼空军研发署的行动需求团队工作。从此，博伊德的职业生涯开启了全新的一页，这是他职业生涯中首次不再为空军工作。与此同时，美国空军的未来以及美军的发展方向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越南战争及随后的那三十年，对美国而言是极为艰难的一段时光：民权运动、越南战争的失败、由“水门事件”导致的对美国政治制度和信念的扭曲，使得美军的发展举步维艰。甚至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及美国在海湾战争的胜利，也未能彻底抹去这一阶段对美国带来的阴影。

博伊德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开启了自己在华盛顿的职业生涯的。他在华盛顿崭露头角的“成名之作”，是参与了F-15和F-16的设计。

探索空中优势

当博伊德来到华盛顿时，美国空军正处在一个微妙的时代。当时正值美国正式军事介入越南战争，越南战场上激战正酣。此时美国空军却尴尬地发现，自己手中缺乏足够数量和质量的空优战机。美国空军设计制造的上一款空优战机还要追溯到朝鲜战争中的F-86。在越南战场上，缺乏空优战机的美国空军不得不使用美国海军设计的F-4“鬼怪”战斗机和A-7D“海盗II”攻击机。这对于美国空军而言不啻于奇耻大辱。更让空军难以忍受的是，美国空军设计的F-111，被麦克纳马拉的儿子命名为TFX（实验性战术战斗机，Tactical Fighter，Experimental，TFX），最终被确定为海空军联合制造的战斗轰炸机。最终，美国空军研制出了F-111A，F-111的空战版本，而海军舰载拦截机版本的F-111B的研制计划被取消。此次之后，美国空军发誓要设计出属于自己的空优战机。

此外，在越南战场上陆续投入使用的F-100“超级佩刀”、F-105“雷公”等战机也不能令人满意。在1965年，美国在朝鲜空战中与敌人的损失比例接近1：1，这一比率远低于朝鲜战争中的1：10。从1964年4月1日至1968年3月1日，尽管有一些出色的战绩，美国空军与敌人的损失比为2.4：1。是什么让美国飞机表现得如此差强人意呢？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在越南空战中，美越双方战机的数量、性能以及空战战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过长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内作出概略性的判断会导致一系列的错误。大体而言，在越南空战早期美军的失利可归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当时已经出现了地对空导弹（SAM系列），而许多美国飞行员在上战场前并未学会如何躲避这些导弹的攻击。

其次，美军的空中格斗技术存在许多缺陷。

第三，早期的F-4战斗机没有机炮，而空对空导弹的杀伤概率原低于期望值。从1964年4月1日至1968年3月1日，美军三种导弹（“猎鹰”“麻雀”“响尾蛇”）的总杀伤概率只有11.8%。当然，随着战争的推进，这一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美国研制了性能更加的空对空导弹，改进了导弹的导引头，让导弹拥有更高的超视距（Beyond Visual Range，BVR）能力，也更加精确。在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军增强了“响尾蛇”导弹的前半球作战能力，使该型导弹具有稳定的性能，最终促成了AIM-9L的诞生。越南战争对于美军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检验。

第四，博伊德的能量机动理论研究表明，美国的战机在遭遇战中，相对于苏联战机没有优势。原因很简单：美国飞机并不比苏联战机更轻、更快或更敏捷。

第五，美军不允许美国飞行员直接空袭北越部队的基地，却要不顾风险和损失，连续派出大量空战突袭编队进入北越领空进行空战。这种战术上的失误加大了美国的损失。

第六，越南方面不断发展战术，以体系化的战法对抗美国的空中力量。比如，利用米格-17的低空盘旋能力来排除美国方面“麻雀”导弹的威胁，同时利用地面控制系统截断美军战机的雷达信号，利用米格-21从后方以高速袭击美军战机。还有很多类似的战术。这种立体性、系统性的战术给美军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从1960年至1970年，F-4“鬼怪”战斗机一直被作为空优战机使用。最初，在1953年设计该战机是，是把它作为海军的快速防卫战机来使用的。在1963年，美国空军接到了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命令，要尽量节省采购资金，于是空军采购该型战机投入了越南战场。问题是，当时美国空军没有多少飞行员熟悉海军飞机的操作。F-4战斗机提降低，空重达3万磅（1磅约等于0.45千克），装载武器起飞重量达6万磅，而且没有配备机炮，消灭敌人全都要靠携带的空对空导弹。此外，它的发动机会喷出浓烟，导致地面的防空人员和敌机很容易发现它。该型战机于1965年投入越南战争，到1973年为止，它只击落了107.5架敌机，其中四十多架是快要被淘汰的米格-17和米格-19。而同一时期，约有362架F-4战斗机被击落。“鬼怪”是一个失败的设计，它的参数太陈旧，美国空军迫切需要一型新的战机。

空中优势研究会（The Air Superiority Society，ASS）

1967年，一款全新的飞机——F-111“土豚”被投入到美国空军中使用。这是一款奇特的飞机，它的机翼是可变后掠翼：小后掠角、大展悬比状态下，飞机可获得良好的低速性能；大后掠角、小展悬比状态下，飞机可获得更高的飞行马赫数。该型飞机的设计灵感来自于麦克纳马拉的TFX项目，但在其问世之后，由于真正意义的战略轰炸机（也就是后来的B-1）还没有诞生，该型飞机无意中填补了核轰炸机的空白。它净重92500磅，航程达3400海里（1海里约等于1.852千米），比F-5战斗机重了四倍，体积则是它的五倍。遵循F-111的设计理念，F-X项目设计的战机都很相似：体型庞大，双座双引擎，起飞重量也很大，可变后掠翼，都可归入战斗轰炸机。因“能量机动”理论而名声大噪的博伊德，被调来协助F-X项目的设计工作。

博伊德得到了许多同仁的帮助，这些人的领导者就是赫赫有名的空军飞行员查克·梅耶斯（Chuck Myers）。梅耶斯和其他同僚——他们既有军人也有军队之外的人，既有五角大楼的官员，也有五角大楼之外的人，既有空军，也有海军——都参与到了F-X项目之中。他们也都坚信美国更需要空优战机。这些人在1961年至1965年之间，也就是在博伊德到五角大楼之前，就非常活跃。他们组成了一个空中优势研究会（Air Superiority Society），简称ASS，其中还有女性成员，被称为ASSETS。他们经常在万豪酒店——位于阿灵顿第十四大街的大桥和五角大楼高速公路交口处——顶层的帆船水手俱乐部会面。

梅耶斯是一名粗鲁、固执的飞行员，说话总是切中要害。当你征询他的意见时，永远别指望他会婉转地进行表达。这在当时的飞行员中非常罕见。在二战期间，他为美国空军效力，驾驶的是B-25轰炸机。在朝鲜战争时，他加入了美国海军，驾驶的是来自“好人理查德”号航母的F-9F战斗机。退役之后，他成为了一名专业试飞员。他驾驶直升机的技术和他驾驶最先进的战斗机和攻击机（通常是为了给美国通用公司和洛克希德公司进行试飞）的技术一样好。

在洛克希德公司时，梅耶斯卷入了该公司与通用动力公司的一场竞争中。两大公司竞争TFX项目的设计合同。正是通过这场竞争，梅耶斯开始坚信，在一场非核战争中，美国更需要一款空优战机。他解释说：“国防部要求生产一款80000磅的战机）——要知道这几乎是二战中的B-17‘空中堡垒’重量的2.5倍——并且期望它能实现五种独立的功能：空中优势、近距离空中支援、全天候作战、核打击以及全天候拦截。此外这款战机还要同时能适应空军和海军两套后勤系统。”道理很简单：一架战机赋予太多的任务，必然会“多”而不“专”，远不如针对五项任务设计五架战机，让每架战机只执行一样任务。问题在于美国空军的预算有限，所以美国空军也倾向于采购多任务战机。更糟糕的是，在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调控下，TFX项目将同时服役于美国空军和海军。于是乎，两个军种都将得到这样一款战机：它具有所有的功能，但执行任何功能的能力都只是皮毛而已。

从F-X项目到F-15“鹰”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空军日益感受到了研制空优战机的紧迫性。1967年6月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的“六日战争”证明了空战中掌握制空权的重要性。以色列先发制人，成功摧毁了大量地面的敌空军。在战争开始的几个小时，以色列空军就成功摧毁了埃及军队340架战机中的260架，之后又先后击落了约旦、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量飞机。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击落了368架敌军飞机，自己却仅损失了40架飞机（其中两架是在战斗中被击落），实现了1：25的空战交换比。令人震惊的事实证明了空战优势的重要性。

一个月后，另外一件事情让美国彻底震惊：1967年7月，在莫斯科郊外举行的莫杰多沃国际航空航天展上，苏联展示了新一代的飞机。其中两架由米高扬-格列维奇制造的飞机引起了全球的轰动。一架是变后掠翼多用途超音速飞机米格-23，北约代号“鞭挞者，其对地攻击型后来被改进为米格-27；另外一架是高速双垂尾战斗机米格-25“狐蝠”。这两架飞机展示出的高速性能大大刺激了美国。到了1967年秋天，美国空军内部对发展空优战机的分歧与争议已经越来越小。博伊德就是在这样的时机之下，加入了F-X项目的。

F-X项目是F-4和F-111项目的替代品。F-X项目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把对地攻击任何和空优任务的关系考虑清楚，而博伊德在能量机动方面的研究正可以有所作为。在加入项目后，博伊德立刻投入到对军用飞机的推重比的比较研究中。在当时，可变后掠翼是飞机设计中的主流，几乎所有参与飞机设计的人员，都在考虑可变后掠翼的问题，包括博伊德在内。杰夫·埃塞尔（Jeff Ethell）曾经说过，博伊德对固定翼的思考“几乎属于后知后觉”。

他想知道如果选择固定机翼的话会怎样。……他开始思考可变后掠翼的空气动力学效果。最终，博伊德在对固定翼还是可变后掠翼的选择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当时，除了诺斯罗普公司之外，所有的承包商都支持勀按后掠翼。但随着对战斗机可操纵性的要求的不断增加，人们开始发现，可变后掠翼在结构上带来的问题比大家最初预想的要大得多。

最后，博伊德开始了对可变后掠翼给飞机带来的重量的增加，以及随重量增加而带来的阻力、油耗的增加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与固定翼战斗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比较。对比非常清楚。相比于固定翼战机，F-111可变后掠翼超声速战斗轰炸机的设计理念不仅让飞机更贵，而且许多临近性能参数也不如其他机型。F-X项目将彻底改变一些设计理念。数以百计的气动布局，机翼外形及尺寸被用来进行了精心的比较。无数次风洞试验和综合性研究结果表明，固定翼战机才是正确的设计理念。

博伊德的能力机动理论已经表明，美国空军在飞机设计方面存在重大的理论缺陷，也表明了在设计中考虑飞机机动性的重要性。这套理论方法认为传统的分析方法牺牲了飞机的部分特性，并且将带来重量、发动机推力、机翼载荷和耗油量等方面的增长。在这一理论的指导性，博伊德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对比工作，反复比较了几百个设计方案，这是一项极为艰苦的工作，最终的比较结论都将应用于空优战机——也就是最终的F-15——的设计上来。他反复比较了每一个设计方案的气动布局和飞机特性，通过电脑计算出其中不同条件下的特性数据，以及对飞机性能的影响。他采用了科学的方法，对所有的假设都在进行了排列组合后测试过一遍。最终，博伊德将所有的测试结果汇总起来，形成了最适合F-15的设计理念。

博伊德并非F-15战机设计的唯一功臣。F-X项目得到了来自美国各界的大力支持，其中有人来自美国空军，有人来自企业，比如来自美国空军的拉里·韦尔奇（Larry Welch）中校，来自麦克唐纳的飞机设计师乔治·格拉夫（George Graff），数以百计的杰出人物都参与到了F-X项目中来。应该说，美国空军中的大多数人都对F-15项目做出了贡献，F-15也成为了他们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采购目标。更重要的是，F-15在此后的40年中成为了美国空军的支柱。人们不应忘记，是博伊德提供的分析框架，才使得F-15的方案脱颖而出。是他的研究排除了可变后掠翼的方案，从而扭转了F-X项目的设计理念。

博伊德在F-15的设计中还做过许多其他方面的贡献。比如，是博伊德在设计方案中取消了F-15方案中的可变斜度的进气口，以及发动机压气机上的钟型口装置。这些装置增加了飞机的重量，却并没有起到太多作用。美国空军方面要求新式战机的速度达到马赫数3，博伊德提出的马赫数是2，经过他的争执最终折中为马赫数2.5。博伊德这样的理由是当时大多数战斗机的马赫数不超过1.5，过分追求速度无疑会增加飞机的设计成本。在F-X项目推进过程中，博伊德还表示希望在机翼上安装前缘缝翼，以提高大过载条件下的机动性能。这一要求并没有被满足，但前缘缝翼被应用到了F-16上。此外，也是博伊德提出，要求F-15的驾驶舱能见度至少要不低于F-86，甚至要比F-86更好。这一点也是在F-16上才实现的。飞机设计是一项复杂而漫长的工程，每个人都会提出许多建议，这些建议有的被采纳，有的被否定，但所有建议对于最终机型的产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

F-X项目于1965年10月启动，四年后即1969年的12月，F-X的设计图纸最终确定。1974年11月，第一架F-15战斗机被制造出来并运送到美国战术空军司令部（Tactical Air Command，TAC）。不到十年的时间设计出这样一款经典的战机，即使以今天的标准而言依然很出色。也是在F-15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博伊德建立了自己的战斗机设计范式。在他看来，F-15“鹰”依然不够好，他心目中的理想战机应该更小，更轻，机动性更强而且更便宜。他对F-15提出了许多批评，让美国空军感到厌恶，以至于将他从F-15的项目中解雇了出去。但是，博伊德依然坚持他的研究。他知道他是正确的。

F-15“鹰”无疑是一款优秀的战斗机，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战斗机。它结合了速度、射程、机动性、雷达、导弹和机炮，是空战中无可置疑的劲敌。它的推力大约有4.8万至5.8万磅，这使它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爬升能力和加速度。美国空军飞行员大卫·R.金（David R King）和唐纳德·S.梅西（Donlad S.Massey）曾经这样概括F-15的成就：“F-15是美国空军历史上设计和采购的最好的战机。尽管有过一些事故，并且有两架F-15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中被地面火力击落，但F-15取得了96.5%的空战胜率，自己没有损失一架。”

但是，博伊德依然不满意。他和在工作中结识的志同道合的同事组成了一个被戏称为“战斗机黑手党”的小沙龙。这个以博伊德为核心的小团队开始公开倡导自己的设计理念，并将在随后的F-16战机的设计中，将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

“战斗机黑手党”的成员们

皮埃尔·斯普雷（Pierre Sprey）是博伊德 “战斗机黑手党”的重要成员之一。他曾经是格鲁曼航空航天公司的分析员，后来成为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的特别助理，分管武器系统分析。他在五角大楼任职不久便认识了博伊德。这两个人都个性鲜明，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针锋相对，却非常喜欢在一起交流。他们之间仿佛存在着某种默契。正如詹姆斯·波顿（James Burton）所描述的：“对斯普雷来说，世界是黑白分明的，是非对错是不容讨论的；对博伊德来说，世界是在直觉与想象力的牵引下发展的，所以，在黑白之外，世界充满了‘灰色’；斯普雷考虑事情总是独立的，而博伊德更注重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他们的性格和观点都截然不同，但他们又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独行侠’，都无法忍受那些乡愿的官僚和平庸之辈。”就这样，他们很快成为了朋友。

斯普雷和博伊德一样，都是难得的天才。如果说两个人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斯普雷出生于法国的尼斯，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相比于博伊德，他更懂得一点中庸之道，也更加富有贵族气质，更加有修养。他十五岁考入了耶鲁大学，毕业时拿到了双学位，是他最感兴趣的两个专业——法国文学和机械工程。之后他又考入了康奈尔大学拿下了统计学和运筹学的学位。斯普雷满头银发，是一个脾气火爆的法国人，他崇尚苏格拉底的才智和言论，也欣赏苏格拉底式的尖刻。一位观察员曾经这样描述过斯普雷：“对于他来说，用德语讨论歌德（德国著名诗人、作家、思想家、科学家，德国古典主义最杰出的代表）和戈林（二战纳粹德国空军元帅）与用法语讨论马奇诺防线和莫里哀（法国著名戏剧作家）的《屈打成医》是一样自如的。他可以用艺术史学者的思维方式讨论黄金分割对祭坛画的影响，也可以从三点透视法的视角对杨·范·艾克（北欧文艺复兴的代表画家）的作品提出异议。”

斯普雷对于军事历史有着广博的知识。面对难题，他就采取逻辑学家应对问题的处理方法；面对数据，他就像一位数学家一样执着于数字的精确度；在面对承包商在复杂的合约技术上要求补偿时，他就采取科学家的怀疑态度予以解决。和博伊德一样，斯普雷对F-X项目的关注，最终为美国空军的空战战术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斯普雷和博伊德设计的飞机项目与F-15“鹰”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他们设计的战斗机重量不超过25000磅，却拥有35000磅的推力和出色的机动能力。由于设计理念和F-X项目完全相反，他们将自己设计的机型命名为F-XX。斯普雷是F-XX的最初设计者，也是他将这个设计方案交给了两个和合约放：通用动力公司和诺斯罗普公司。两家公司都接受了这个设计草案。

1970年3月，斯普雷出席了在圣路易斯——这里也是F-15“鹰”战斗机项目的支持者道格拉斯·麦克唐纳的家乡——举行的由美国航空航天研究所赞助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实际上是F-15“鹰”战斗机及其设计者的展示会。斯普雷是这次会议的发言人之一。他没有在会场上成为F-15的“啦啦队长”，而是在发言中展示了自己的设计，并承诺会越做越好。他还鼓励出席会议的通用动力公司和诺斯罗普公司的代表为其他与会人员树立榜样，引来F-XX战机的购买狂潮。他的发言中会场上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高潮。

“战斗机黑手党”中的另一个人是美国空军上校埃里克·里奇奥尼（Everest E.Riccioni），他和斯普雷，博伊德一起，并称为“战斗机黑手党”中的“三个火枪手”，绰号“里奇”（Rich）。他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也是航空工程师。从很多方面来说，他都是空优战机最热烈的提倡者，也是为之付出最多牺牲的人。他把自己视为“战斗机黑手党”的教父。当博伊德在五角大楼之外推广他的理念是，里奇则致力于在五角大楼内部和官僚系统作战。有时候他和博伊德之间会为谁对轻型战斗机的贡献更大、谁提出了超级巡航（Super Cruise）的概念以及多样化战斗机的战术问题产生争论，但是他们永远彼此忠诚于对方。由于美国空军对博伊德的评估问题，里奇几乎与人大打出手。也是里奇写下了一份高度赞扬博伊德的报告，才使得博伊德晋升为上校。在里奇被美国空军的人“流放”到韩国之后，也是博伊德通过一系列活动，帮助里奇重新振作起来，并被指派到夏威夷。

里奇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热情的人，在说话时总是借助于手势（这一部分要归于他做战斗机飞行员时锻炼出的性格，另一部分要归于他的意大利基因）。他为人光明磊落，热情而富有献身精神。他被大家描述为：“兼具好战的决心和坚强的意愿，总是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审视问题。”这一评价和博伊德很像。他和博伊德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和相似的飞行经历，对战斗机设计和空战战术怀有同样的热情。里奇还是当时美国空军中除了博伊德之外为数不多的能适应喷气式战斗机战术的飞行员。在德国服役期间他还曾驾驶过F-100。

与此同时，里奇还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了航空工程学的博士课程（没有写博士论文），并在美国空军学院教了五年书。在教书生涯中，他会利用各种休假时间去研究飞机机动，并接触到了博伊德的著作。他最初在1964年见到了博伊德，但是直到1970年他被派往五角大楼的战斗机需求部时，他们才正式一起工作。1970年1月，里奇成为了负责发展、规划和分析部的首席官员，他所在的机构是从事对战机设计的结构的调研、并提供可靠技术支持的部门。在这段时间，他接触了博伊德、斯普雷和查克·梅耶斯，几个人结成了名为“战斗机黑手党”的小沙龙——这个名字来源于小沙龙的成员的桀骜不驯，他们不屑于和外人交流，并且彼此和其他成员保持忠诚。“战斗机黑手党”。他们经常几个人聚在一起彻夜长谈，研究战斗机空战的每一个环节，并从空战实际的角度出发，研究战斗机需要什么样的性能，和怎么把这些性能要求“翻译”成设计战斗机时的技术参数。这些讨论成果日后成为“轻型战斗机计划”（Lightweight Fighter，LWF）的基础。

受到其他成员的影响，里奇成为了LWF的倡导者。他所参与设计的战机重量一缩再缩，减到了17000磅。由于固执，他甚至一度被驱逐，博伊德和斯普雷在这一点上都比他好一些。里奇和博伊德在轻型战斗机的问题上也并不总是一致的。他们在解决问题的爱好和倾向上有很大的不同。里奇希望强化战机优势，对于F-15战机，他希望最好在现有基础上增强其速度和机动性达20%至50%，为此不惜追加成本。而博伊德则主张F-15在速度和机动性上与同时代的战斗机不相上下即可，此外，博伊德还希望在尽量减轻飞机重量的基础上，保留更大的燃料份额（Fuel Fraction，可携带燃料的总重量与飞机起飞重量的比值），以追求更远的航程。里奇最终承认了博伊德的想法是正确的。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庆幸自己在当时的这场争论中失败了。里奇是一个善于利用美国海军和空军矛盾的大师，他成功挽救了F-16“战隼”的命运。博伊德就“战隼”问题游说议员，斯普林游说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和国防部长办公室，而里奇则在美国空军参谋部内部挑起了“斗争”。

在此后的日子里，“战斗机黑手党”为美国空军出了许多好主意。雷·利奥波特，现在已经成为摩托罗拉公司的总经理，在当时做了许多关于国防预算和采购的工作——尽管他本人实际上是电子工程专业的博士。查克·斯皮尼（Chuck Spinney）尽管坚信五角大楼内部的腐败问题无法在国防采购中得到根治，但作为美国国防部的一名文职人员，他依旧和博伊德一样，对这些行为大肆揭发。鲍勃·德班拉特（Bob Drabant）是一名方法论天才，他对博伊德的能量机动理论在数据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今以平民的身份在内利斯空军基地工作。他们都对F-16的项目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还有一些人也参与其中：约翰·罗（John Loh），绰号“麦克”，成为了F-16项目的专员；几乎无处不在也几乎无所不能的查克·梅耶，联合他的盟友，一起把F-16项目作为一项军事改革来推动。他的盟友中包括了记者、国防工程师、国会山的议员、国防部的文职分析员以及左翼、右翼的参议员，这些人有军人也有平民，有五角大楼内部的人，也有五角大楼之外的人。

“战斗机黑手党”还有一名重要成员就是哈利·希拉克（Harry Hillaker），他是通用动力公司一名出色的工程师，25岁的时候就从沃斯堡的一家初级设计团队中脱颖而出。作为密歇根培养出来的航空工程师，希拉克在1942年从南加州搬到沃斯堡，并从那时起就从事飞机设计工作。在工作同时，他花了大量业余时间去设计一些更加小巧、美观的轻型战斗机，并希望有一天能够为设计这类飞机而工作。

1964年，希拉克在埃格林空军基地的军官酒吧里遇到了博伊德。当时，希拉克走进酒吧时，看到一群战斗机飞行员站在吧台前，比比划划地谈论着什么。他对他的东道主说：“那边那个高个子家伙，或许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飞行员。”对方回答：“或许他真的是。那个人叫约翰·博伊德，你想认识他吗？”希拉克说：“不了，我和那种人说不来。”

命运总是难以捉摸。他们最终还是认识了，并很快因谈论F-111“土豚”而对其性能陷入了争论。希拉克很快发现博伊德并非一个典型的傲慢的飞行员，他既是一个狂人，也是一个天才，对飞机和飞行知识有着非常广博的了解。博伊德和他一起分享飞行的体验，用来设计更轻巧、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强的轻型战机。他们对飞机有着共同的爱好，彼此经常设计刁钻古怪的问题来为难对方。就这样，他们建立了友谊。

博伊德总是和希拉克一起讨论问题，在博伊德搬到华盛顿后这样的讨论更为频繁。随着F-X项目也就是F-15项目的不断推进，博伊德和他的团队逐渐对这个项目失去了兴趣，他和希拉克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希拉克经常从沃斯堡飞到华盛顿——经常是在他的业余时间，并且是他自掏路费。他、博伊德和斯普雷经常在家里或者酒店见面（从来不去办公室），他们一起高谈阔论，交流思想，交换数据。这样的交流不断升级，以至于几个月后希拉克开始在华盛顿过夜，第二天再飞回沃斯堡继续在通用动力的工作。这样的交流持续了五年的时间，F-16的最初设计就是在这一次次的交流中诞生的。

回忆过去时，希拉克总会为自己那时候的天真、好运和机缘巧合带来的成功而发笑。在谈到F-16战机的设计时他说：“那时候没人告诉我要去做什么工作，也没人阻挠我。我只是在做自己的事情。要是按照现在的流程，我可能会被起诉。我没有做过预算，只是尽我所能去设计我想要的系统，在这一点上我完全是自由。”每一次“战斗机黑手党”成员的聚会，对每一位成员而言都是一次思想的延伸。他们的人数也许会变化，他们也许会在聚会中抨击别人，也许会完全跑题，但他们永远都是一丝不苟的。他们做了他们自己认为应当做的事。

政治斗争催生F-16问世

F-16“战隼”的最终成功是一系列技术和幸运综合的结果。所有促成它问世的因素，都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了恰当的地点。每一次美国空军认为F-16的设计方案被彻底否定时，它总是能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站起来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希拉克，里奇奥尼，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推广F-16方案，他们渊博的知识和富有感染力的演讲影响了许多重要人物。

1970年圣诞前夕，时任美国空军副总参谋长的约翰·梅尔（John C. Meyer）将军向里奇询问关于他对新式战斗机的观点。出于义务，里奇奥尼先从F-15项目谈起，然后他谈到了更小、更轻、更快的战斗机的先进性。梅尔将军没有说什么，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他给里奇奥尼的上司，奥托·格拉瑟（Otto Glasser）中将打电话，告诉他把里奇赶走。幸运的是，官僚系统的运作没有那么高效。里奇奥尼在第二年的三月份就收到了要把他调到韩国的调令，但他直到1972年的九月份才离开。只要他一天不离开五角大楼，他就一天不会停止宣传轻型战斗机（LWF）项目。

大约在被驱逐到韩国一年前，里奇奥尼给他的老板，多诺万·史密斯（Donovan Smith）少将写了一份报告。史密斯恰巧忙，于是里奇把报告交给了史密斯的老板格拉瑟。那份报告中列出了里奇指出，美国海军正在发展轻型战斗机，他还指明了美国海军自己的轻型战斗机的特征。其中有下列三条内容：

——（海军正在发展自己的轻型战斗机）理由是基于对海军利益的考虑。一旦国会否决了他们的F-14A/B的采购计划，海军可以有自己的备案。F-14A/B是非常好的想法，空军的分析家们很多年前就鼓励美国空军也采购。

——海军的态度以及研究的结果，将影响F-15项目。如果F-14战斗机都因资金匮乏而无法投入生产的话，那么价值200万到300万美元的轻型战机计划也将威胁到F-15的生存。

——博伊德和我正在悄悄地收集情报，以求得到更多、更精确的信息。

里奇奥尼很擅长这种巧妙的说服方式。他告诉空军轻型战斗机计划不仅值得考虑，更是一种必须，因为美国海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着手开始这么干了，而且这会威胁到空军的利益。

在报告最后，里奇简洁地写到：“如果美国空军不去全力以赴地研究高性能的战斗机，并将它们视为至高无上的武器，他们将面临两个下场：一是成为海军的笑柄，二是被敌人打得鲜血淋漓。”里奇天才地运用了美国空军和海军之间的传统矛盾。对于美国空军而言，夺取空中优势和在空战中战胜对手，都不如在争取预算中战胜美国海军来得更重要。

随着关于轻型战斗机项目越来越多的材料的积累，美国空军开始正视这一项目了。各种“传统”开始消散。对此，詹姆斯·法罗解释道：“在美国空军内部，对F-15的忠诚就像在天主教会里对圣母玛利亚的信仰一样：对于想成为其中一份子的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美国空军也并不想放弃一块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空优战机。就是利用这种心理，里奇和博伊德整理出了他们的项目方案，并冠以一个晦涩的新名字：《运用综合分析法使先进能量机动理论的综合结论生效》。这个项目的成本需要14.9万美元（占国防预算的很小的一部分）。通用动力和诺斯罗普公司成为了这个方案的两个承包商。这个项目的目标在于验证F-16最初设计的合理性，分析三种不同重量的轻型战机方案的可行性。就这样，轻型战斗机项目推进了小小的一步。

除了“战斗机黑手党”们的大力推广之外，偶然性的社会关注，也是F-16最终成功立项的原因之一。

首先，在当时，随着越南战争的推进美国国会和公众对武器系统的成本越来越关注。F-14“雄猫”和F-15“鹰”都因成本问题而引发了争议。其次，当时美国公众和政界，对美国国防部的武器采购也高度关注。围绕F-111“土豚”和C-5“银河”运输机的采购丑闻曾长期占据各大媒体头条。受此影响，美国国防部建立一种强烈的信念，就是国防武器采购必须建立在高回报的基础上。而回报的高低，需通过对武器性能与价格的综合测试比较来确定。第三，当时，由诺斯罗普公司生产的F-5战斗机，因其价格低廉、性能良好而广受世界各国欢迎。而美国军方正在寻求这一机型的替代机型。

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关岛签署了《关岛协定》，该协定呼吁美国的盟国尽早为自身的安全防卫未雨绸缪，但承诺美国将在必要时提供武力协助。根据这一协议，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梅文·莱尔德（Melvin Laird）要求，美国在对盟国的战机援助上，倾向于那些价格低廉、易于维护而功能强大的战斗机的。在1970年至1971年期间，美国政府在该项目上注入了5800万美元。

1970年的6月，国防工程研究署（Director of Defense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DDR&E）的负责人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建议，美国应当与盟国分摊技术研发费用以减少国防预算；同时建议与盟国分享技术以降低研发成本。从这一系列的政策中，所有未能参与到F-14和F-15项目的承包商都看到了新的商机：研发低成本的轻型战机。这样的战机既有可能被美国国防部采购，也可以售予美国的盟国。这一新生的市场对于许多航空工业企业而言不啻于中了头彩，“战斗机黑手党”们也从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

博伊德、斯普雷和里奇奥尼提出了非常详尽的框架性的技术参数，从而让制造商们能生产出更令人满意的产品。他们没有提出技术细节，而是给了承包商以简单的、原则性的指导，比如新式战机的机动性不能次于F-86“佩刀”。里奇奥尼回忆：

这种简单的、高性能的战斗机,设计的重量应低于2000磅(博伊德目标是17000磅),只配备航电和武器系统(没有雷达或其他系统不影响其执行任务)。博伊德还表示不要求该战机在马赫数1.6以上的机动能力。这款战机应可以在225英里的作战半径内,在30000英尺的高度,能执行六种作战任务,其中包括在马赫数0.9至1.5之间完成最大加速;在马赫数0.8时能完成三个完全转弯,在马赫数1.2时完成两个完全转弯。

博伊德和他的朋友们的思考最终转化成了对战斗机的具体要求。博伊德对能量激动理论的研究，斯普雷对战斗机性能的关注和里奇奥尼对轻型战斗机的鼓吹，最终使得众多国防承包商开始认真对待他们的结论。博伊德和斯普雷还亲自执笔为F-16“战隼”写了一本工作原理说明书。这份说明书直接帮助承包商拿到了政府订单。这份说明书本身也是一场革命：它极度短小精悍，只有25页。通常这类说明书会写出上百页，而承包商对博伊德和斯普雷的要求是写在50页以内。吉姆·波顿对此是这样评价的：

“如果是在今天的系统内，这项研究会花上十年以上，耗资会超过十亿美元，最终形成的各种文件摞起来会达到25英尺高。如果你不信，去看看B-1、B-2的相关项目文件吧。”

对于轻型战斗机的鼓吹者而言，这些“标新立异”之处不过是天才闪现；对轻型战斗机的反对者，这些则证明了设计者的疯狂。

“战斗机黑手党”们提出的轻型战斗机设计方案获得了美国国防部的重视，国防部拨了2000万美元来检验这一项目的模型概念。通用动力公司和诺斯罗普公司最终被确定为研发飞行测试硬件的两家供应商。到了1972年的4月13日，通用动力交出了两架YF-16原型机，诺斯罗普则交出了两架YF-17。之所以在原型机编号中采用Y而非之前常用的X，意在强调该机型的技术和设计的先进性。

YF-16有许多创新性的特点。首先，它是一架很美观的飞机，造型像航空发动机一样精美，它的机翼非常有特色，拥有边条翼，机翼翼根与机身上表面融为一体，这样增强了机翼的坚固性，也可以增加机内空间用于储备燃油。它的前缘襟翼在提高了大迎角状态下的方向稳定性并维持了升力，降低了抖振，从而允许YF-16采取短翼展的小型机翼。与以往垂直的飞行员座椅不同，YF-16的座椅倾斜了30度，方便飞行员伸直双腿。这些元素在当时是很新奇的，在生产和维护方面却并非是风险性技术。整架飞机融合了简约和复杂的特性。在性能和项目成本上，它都超出了预期计划。

YF-16性能良好，价格低廉，其采购形势一片大好。但博伊德的对手们却依然不愿放弃F-15。在他们看来，放弃F-15而采购价格低廉的F-16，是对已有信念的一种背叛。他们采取了拖字诀。吉姆·波顿曾回忆说：“博伊德收到了消息，那些空军的将领准备在每一个审批环节都同意，直到最后关头再对F-16一票否决。这样可以拖延时日，消耗YF-16的项目资金。”这是很典型的五角大楼作风，但是博伊德和他的同伴们对此早有准备。

通过在白宫内部的关系，斯普雷说服了当时的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对F-16项目放行，博伊德和里奇奥尼也动用自己的关系游说空军的高级将领，并让他们相信F-16项目不会挤占F-15的资金。博伊德说服了当时的美国空军参谋长大卫·琼斯（David C.Jones）将军。琼斯并不欣赏用F-16代替F-15的做法，但当博伊德告诉他，采购F-16可以节省大量资金，从而使得美国空军可以由22个航空队扩编到26个（每个航空队拥有72架）飞机时，琼斯最终下定了决心。后来，施莱辛格曾经解释说，琼斯将军“与非凡之人做出了杰出的决定。是F-16的价格使得其取代F-15成为成功者的。它的价格只有F-15的一半。按照这种价格，空军可以用当时的预算轻松扩编至26个航空队。”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美国空军扩编的计划在采购F-16后并未实行。

不过，即便在阻止采购F-16失败后，博伊德的对手们也没有放弃继续“捣乱”。他们在F-16的采购合同上增添了附加条款，就是空军可以根据需求对F-16战机进行改造。于是乎，在正式启动采购之后，又经历了漫长的研发历程，空军将领又将两吨多的航电设备塞进了F-16里。

随着F-16的不断升级改造，它所获得的各种配件也越来越多。尽管如此，迄今为止，F-16依然是一架强大的战斗机，保留了许多博伊德和他的“战斗机黑手党”们最初的设计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