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李将军列传》与《汉书·李广苏建传》比较研究

冯帅

《史记》和《汉书》是汉代最为重要的两部史学著作，两者所载传记有重合部分，关于李广的传记正是其中一篇。《汉书》后出，班固得以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新的材料，加以剪裁，从而形成两篇不同风格的李广传记，即《史记·李将军列传》和《汉书·李广苏建传》。既然《汉书》李广部分对《史记》有所参照，那必然会留下痕迹，或删或改或补，通过对这些修改的分析研究，人们可以一观班马二人在创作观念上的不同。

一、传记体例不同

从称谓上看，《史记》作《李将军列传》，将一个通称名词当作李广的专称名词。而《汉书》则直接以李广为题。从内容结构上看，《史记·李将军列传》为李广单独作传，而《汉书·李广苏建传》则为李广、李陵以及苏武三人的合传。

（一）李将军与李广之别

《史记》全书70篇列传，以爵位、官职等作为列传题目的不算少，除《李将军列传》外，还有《商君列传》《穰侯列传》等15篇传记。在这些传主中，李广一生既未封侯，同时期封侯之将却不下数十位，平心而论，其战功不甚显赫，却同卫青并称将军，齐列史书，这不得不说是作者精心挑选的结果。在《史记》所记传主中，有很多超出常例的地方，这些或独创或特殊的安排，正体现出司马迁要“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和史才。

在《李将军列传》标题的选取上，可以看出司马迁想要为李广正名发声的创作意图，与其一贯的选取标准相一致。在《汉书》七十传记中，除了《楚元王传》《元后传》等少数传记是为皇室人物作传，以其封号为题目外，其余各篇均以姓名为题。显然，《李广苏建传》这种标题的写法是《汉书》通例，对传主一视同仁，没有喜恶偏向性，符合《汉书》作为一部正统史书的严谨性特征。

（二）独传与合传之别

在纪传体史书中，随着需要记载的传主人数的增多，独传所占传记数量的比重越来越低。据笔者统计，从传记标题上看，《史记》70篇列传中有24篇独传，其传文以传主一生事迹为主体，代表传记有《苏秦列传》《李斯列传》等；《汉书》70篇传记中有15篇独传，代表传记有《贾谊传》《司馬迁传》等，两者比重相差不是很大。但就其内容来看，《汉书》有一部分传记名为独传，实为家族传记，甚至有些独传传主在传文中所占比重并非最大，如《韦贤列传》中，韦贤所占比重就不如其子韦玄成。两相比较之下，《史记》为李广单独列传，并且传文以李广一生事迹为主，能够体现出《史记·李将军列传》的特殊之处，也符合司马迁在传记行文之中所投入的感情。再回头看班固的《汉书·李广苏建传》的合传写法，其实也有其独特的创作意图。

《汉书·李广苏建传》着重记载了李广、李陵和苏武三人事迹。班固和司马迁相距百年，司马迁当时可以看到的资料，班固可以参考借鉴，而发生在司马迁之后的事情，就成为后人班固独有的材料资源，如苏武之事。在《李广苏建传》中，看似因李陵与苏武有交集，因此两家被合为一传，但两两比较之后，可以体会出班固试图表达的“微言大义”。李广与匈奴七十余战，却一生难封侯；苏建却是“以校尉从大将军青击匈奴，封平陵侯”。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全家被斩，难归故土；而苏武北海牧羊十九年，荣归大汉，千古留名。在这样的对比下，人们更能体会到班固所说的那种“悲哀”，但这种“悲哀”不是班固所说的“三代之将”的必然悲剧，而是英雄末路的人生悲剧。而在《史记》李将军独传中，人们看到的是司马迁为读者精心“节选”的一个悲壮英雄。同样的史料和事迹，在不同的史家笔下，透露出不一样的色彩。

二、史实细节的不同

在对《史记》史料继承的基础上，班固在司马迁之后撰写史书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补充百年间新出的史料或因避讳等各种原因而司马迁未见到或未采用的材料，这也是后出的《汉书》能够与《史记》同列“前四史”的优势之一。已有学者提到，班固在《汉书·李广苏建传》的李广部分，新补入了两则重要的材料。一是在李广斩杀霸陵尉后上书请罪，补入武帝下诏劝慰李广的诏文。二是补充了李广从弟李蔡贪污壖地自杀的材料。除此两例增补较多的材料外，在一些细节部分，班固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与补充，而这些变化能够体现出司马迁和班固二人作为史学家的不同史识。

（一）删除内容

删去李广军功“取旗”二字，但相对应的李敢“力战，夺左贤王旗鼓，斩首多，赐爵关内侯”中“取旗”的细节就没有删去，这样的对比，虽然不排除班固随意性删除的可能，但班固作为严谨的史学家，更大的可能是其中有自己的考虑。李广之事与李敢之事对比，李敢因军功得以封爵，而李广因受梁王将军印，无赏。或许因李敢赐爵，其军功记录比较详细，班固在当时皇家档案处还能查阅得到，而李广之军功，可能受梁王事件影响而堙没，班固已经看不到确切记录，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也影响叙述的简洁性，因此删去。

同样的考虑还有一些，如删去“广复为后将军”的“后”字。此例更能说明司马迁和班固两人的差异。这一点既删去了史实，又减弱了此“后将军”与“独广军无功”之间的联系。一个“后”字点明了李广军独无功的原因，在一场大胜的战役中，后军获得军功的机会相对较小，并不能将无功的原因全部归因于后军将领李广身上，是对李广军独无功的解释。同时，这个“后”字也是一个伏笔，和李广在最后一战中自请前将军的事实形成对比，在“后”与“前”的变化中，能够看出李广心态的变化和对军功的渴望。而班固为了行文简洁，省去“后”字，却没有明白司马迁不厌其烦记录李广每一次军职变化的原因。

（二）修改内容

修改“中石没镞”为“中石没矢”。“镞”改为“矢”，就意味着，箭头与整枝箭的区别，相比较而言，班固所写有夸张的成分，这一点已有学者详细论述，不过这一改变对于李广形象的塑造有着更好的效果。唐代诗人卢纶有诗赞曰：“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种说法显然是同班固的描写是一致的。在此句之后，班固又修改“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为“他日射之，终不能入矣”，这种将事件的发生时间延迟，削弱了整个事件的紧张节奏。

（三）补充内容

1.补韩将军信息

《史记》只记“后韩将军徙右北平”，《汉书》在“后韩将军徙右北平”多加了“死”字。查阅《史记·韩长孺列传》，载韩安国益东，屯右北平，“数月，病呕血死。安国以元朔二年中卒”。《汉书·窦田灌韩传》中也记载韩安国“幸得罢归，乃益东徙，意忽忽不乐，数月，病呕血死”。由此可以得出，“于是天子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的原因就是因为韩将军在上任右北平之后不久病死，边境情况危急。班固增加一个“死”字，使得这部分内容更加完整和顺畅，天子拜李广为右北平太守的原因也有了着落。

2.补李陵信息

李陵与司马迁同世，司马迁还因为李陵辩护而遭受腐刑，按时间远近来讲，司马迁应该较班固更清楚李陵性格、人品，但是司马迁先李陵去世，所以《史记》中对于李陵的记载较少。班固在两书都记录的事件之内补充了一段李陵与汉武帝对话的材料。这部分材料的补入可能同前文所说司马迁未来得及看到公文档案有关，由于该传记是为李广所写，所以司马迁在李陵部分有意略写也不足为奇。不过，班固所补材料对于理解李广、李陵有重要帮助。这次战役是李陵兵败投降匈奴的最后一战，李陵求战之意愿与其祖李广最后一战有相照应之处。班固以大篇幅描述了李陵最后一战的壮烈。在李陵全家被诛的事件里又补入了缘由，因边军误把李绪当李陵，认为李陵不仅投降，还“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这才是令李陵全家被族灭，“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的真正原因，而并不只是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到的单于“以其女妻陵而贵之”。班固以史学家的严谨为李广传记增添很多细节，帮助后人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李将军。

三、叙事方法的不同

《史记》首开纪传体史书的写法，其后历代正史均采取此种体例写法，《汉书》也不例外。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通过记述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因此在叙事方法上就不同于編年体等其他体例，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史记》《汉书》虽同归纪传体，但是由于班马二人的家学渊源、才能性格、身世遭遇都不甚相同，这两部史书在叙事方法中表现出种种不同。

（一）叙事角度不同

“中贵人事件”在李广传记中对塑造李广形象有重要作用，是司马迁着力雕琢的重点段落，班固在此小节却进行了很多修改。在中贵人事件中，司马迁以“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一句结尾，交代了一下大军动向，而班固则直接以“平旦，广乃归其大军”结尾，删去了司马迁补充的信息。从这一句话的取舍上，可以明显看出两人对于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应采取何种立场的问题存在分歧。班固坚持中立的、客观的角度来记述历史事件，大军是因为不知道李广的动向所以没出动，还是因为军法严格，没有将令不可随意行军所以没出动，班固拒绝对此作出结论，而是将事情的过程叙述清楚即可。司马迁自然是有所发挥，行军记录里自然不会有这样的记录，但是从文章表达效果来看，司马迁的表达有其突出的效果。大军不知道李广的走向，一方面能够与前文相呼应，以示李广并无援军，使得读者读到结尾时还能再体会一下李广当时面临情况之危急，从侧面衬托出李广的机变之智，又显其勇敢过人。另外又点出李广治军之松弛，与程不识的严谨有对比。将军率百骑出没在交战区，大军竟然不知道将军之所在，可见李广的军队没有严格执行规矩制度。所以，这简单的一句话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李广，而这正是司马迁之才华所在，班固删去不写，是其不知司马之深意。

（二）叙事顺序不同

对比两书关于李广生平的记载，大体一致，但班固在叙事顺序上做了一些改动。司马迁在李广居右北平，射石虎事件之后，插叙了一段关于李广“治家”“外貌”“兴趣”“治军”的描写，而这一大段被班固放置到元狩四年，李广最后一战之前，这样两种不同的安排，能够体现出两位史学家在叙事才能上的差别。观及《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的一生可以被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年少成名，汉之名将，后期命运坎坷，终难封侯，而转折点正是元朔六年。元朔五年至六年，汉朝多次出击匈奴，数十位将领封侯，而广独无功。从司马迁的叙事顺序上看，元狩六年出征事件前一段，司马迁记载李广廉洁正直，家无余财；爱兵如子，宽缓不苛；猨臂善射，以射箭为乐，试图表明李广具有成为名将、国侯的一切要素。随之而来的却是一连串的失败和打击，在此司马迁又插入李广与李蔡的对比以及李广与望气术士王朔燕语二事，为李广难封寻找原因，直至最后，李广在“岂非天哉！”的哀叹中自刎而死。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叙事顺序的安排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两段插叙的使用是为了整个叙事节奏而服务的。而班固调整叙事顺序，使得两段插叙材料连用，其结果非但没有保证叙事的连贯性，还打乱了司马迁所设计的叙事节奏，体现出班固在叙事技巧上的不足。

以上，本文通过传记体例、史实细节、叙事方法三个方面，对《史记·李将军列传》与《汉书·李广苏建传》做了比较研究。从结果来看，司马迁以其卓越的史学和文学才华为后人记录了一位悲壮的英雄，两千年来，多少文人骚客为自己的失意哀怨、壮志未酬而低吟着“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正如司马迁在李广传中所引用的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司马迁本人与其《史记》一样被后人所铭记。而班固是一位正统的史学大家，行文简洁，力求客观公正，没有完全依赖前人的成果，在《史记》的基础上，尽自己所能寻找新的材料，为汉代的历史做出自己的贡献。二位史学家对于历史的尊重，更是值得人们学习。

（宝鸡文理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