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苗族迁徙历史看苗族银饰文化

摘 要：迁徙是苗族历史叙述中的重要内容，苗族先民的迁徙历程对苗族的文化、生活习俗、环境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苗族沒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苗族银饰和刺绣、蜡染一起构成了苗族历史。苗族银饰的兴盛、苗族银饰上的图案、苗族银饰品的形制和工艺与汉族古代银饰的渊源，都可以看到迁徙历史对于苗族银饰的影响。从迁徙的角度我们还可以看到苗族银饰在中国传统首饰中的位置。

关键词：苗族;迁徙历史;银饰文化;中国传统首饰

聚居于中国西南部的苗族，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其服饰、饮食、建筑、宗教、节日、语言都自成体系，是当今传统习俗保留最为完备的少数民族之一。在传统首饰文化中，苗族银饰以其丰富性、系统性、巨大的生产规模以及银匠群体有序传承等优势，独步世界，少有能与之媲美者。

将苗族银饰文化放在中国传统首饰文化之中观察，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苗族银饰文化的独特性，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苗族银饰的历史从中国传统首饰的历史中分割出去，要看到它仍是中国传统首饰的一部分以及它与其他族群首饰文化的联系。苗族的迁徙历史是这一观点的有力支撑。

关于苗族的迁徙历史，大多数资料都认为苗族经历了5次大迁徙，而对于迁徙时间和路径的表述则不完全相同。

一种说法是：第一次迁徙，生活于东部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之间的平原地区的苗族先民与东下的炎黄部落发生战争，苗族先民的领袖蚩尤战败被杀，被迫离开东部平原，西迁进入长江中游，并发展成为三苗国;第二次迁徙，发展壮大的三苗国为尧、舜、禹为首的华夏集团不容，再次发生战争，三苗国最后被瓦解，进而被迫迁入江西、湖南崇山峻岭之中;第三次迁徙，发生在公元前424年，当时兵连祸结，给苗族人民带来了不少灾难，部分人被迫扶老携幼西迁，逃入人烟稀少的武陵山区，秦灭楚后，楚地苗民大量向西南逃避战祸;第四次迁徙，秦汉至宋时期，历代封建王朝又不断对“武陵蛮”“五溪蛮”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迫使苗族不断向西边迁徙，苗民大部进入贵州、四川、云南;第五次迁徙，元明清时期，苗族继续从武陵、五溪地区迁入贵州、广西和四川，并由贵州、广西及川南经过不同路线进入云南，又由云南、广西徙入越南、老挝和泰国。除以上五次大迁徙外，还有很多小迁徙，但宋代前后，绝大部分苗族各部都先后到现在的居住地域定居了。

另一种说法认为苗族先民的迁徙路线是由西往东，然后往北往南，最后回迁西部。其认为苗族先民发源于四川雅砻江与岷江、云南巴江、重庆嘉陵江的上中游流域一带，苗族的第一次迁徙是沿长江向东迁徙到长江中游两岸，生活在洞庭、彭蠡之间和北岸的江汉平原。大迁徙的原因是与古羌人南人的战争，这是苗族首次由西向东的大迁徙。第二次大迁徙，蚩尤与炎帝、黄帝发生战争，这次是由南向北的迁徙。第三次大迁徙是蚩尤时代之后，九黎部属中的一部分在北方建立了黎国，一部分成了奴隶，融合汉族中，大部分经过长途跋涉，退回南方。第四次大迁徙，苗族先民在洞庭、彭蠡建立起三苗国，与华夏的尧、舜、禹发生战争，战败后被迫迁徙，迁徙的方向各不相同，一部分由南向西北迁徙，一部分向东迁徙，一部分在本地小范围迁徙，即从洞庭、彭蠡之间转移到今湖南西部。第五次大迁徙，从北方和东方向西迁徙，这次迁徙是分途回归。

两种猜想各不相同，但其对于苗族先民大范围长期的迁徙，与各民族长期的交流融合的看法是一致的。从远古到夏商，周到秦汉，南北朝到汉唐宋、元明清，几千年的迁徙生活埋进了苗族人的血脉，影响了苗族银饰文化的形态。

第一，迁徙历史造就了“人走家随”的苗族银饰文化。苗族人为什么对银饰如此热情，从头到脚，单件饰品动辄有一斤重，是出于宗教信仰、装饰，还是财富？都是，银饰是多种需求的完美统一。苗族先民常年迁徙、征战，漂泊不定，所以他们把绝大多数的财富随身携带，人走则家随。以钱为饰，保存财产，这也许是如今苗族人好银的直接原因。我们现在在贵州见到的苗族人，大多数过着依附于土地的农耕生活，而常年迁徙、漂泊不定早已不是苗族人的生活状态。

将苗族人喜爱银饰的直接原因归结为银的货币功能，虽然有所偏颇，但也确有现实基础。即便是在今天，置办苗族女人的银饰盛装，对一个家庭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苗族人将累积的财富穿戴在身上，是基于习俗和习俗背后的信仰，而信仰又是来源于其长期的现实生活需要。苗族几千年的迁徙历程就是苗族人的生活现实，五次大迁徙是一个复杂、艰辛且漫长的过程，其中又含有无数次小的迁徙和征战，在这样的生活中，苗族先民把财富投入到与宗教习俗相关联的服饰之上，家随人走，成为当时最佳的方案。

第二，遗留在银饰品造型中的苗族迁徙历史。苗族银饰的形态丰富，款式繁多，其中的装饰纹样颇具苗族特色，并有其独特的符号系统，比如蝴蝶、水泡、鶺宇鸟、枫树等等。除了这些形象以外，还有一系列体现苗族人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的思想的形象，比如蜈蚣龙、牛头龙、蚕宝宝龙等各种苗族独有的龙的形象。苗族银饰装饰造型中还有一部分是成组的人物队列，具有场景感，似乎在叙事，却又很符号化，让人难以捉摸其背后的故事。

这一类的装饰画面不在少数，当地的银匠多半也说不清自己做的图案到底是什么，只说是从刺绣图案中看来的。笔者曾在施洞清水江边的集市上请教卖绣样的苗族妇女，她是苗族绣样图案的传承人，由于语言不通，在有限的交流中，她指着画面告诉我，这是某某将军，每个人都有名有姓，笔者猜测这些形象应该是苗族人心中的战斗英雄。苗族迁徙的主要原因是战争，苗族如今虽安定下来了，但这漫长的迁徙和征战的历程却在苗族人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施洞妇女佩戴的一种做工精细的银马围帕，中间镶有一面镜子，左右两边共七名彪悍的男子挽着高髻，手持兵器立在马背上，相向奔驰，造型勇猛，生动形象，这些都是先祖驰骋疆场时的场面，表现出苗族人对先祖的怀念。这是苗族人几千年来累积的文化基因，也是其独特迁徙文化的依据。

第三，苗族银饰的形制和工艺与古代汉族首饰的共性是迁徙中融合的表现。苗族银饰中独具特色的银衣片，与古代的錾刻对照，在工艺、形式上都非常接近，表明了迁徙中苗族文化与汉地文化的联系。苗族文化包括银饰文化，它既有自身的特色，同时又生长在中华大地之上，是在频繁的战争、迁徙之中，与各族群广泛交流形成的，苗族银饰绝不是孤立的，它是在迁徙中与其他族群的融合，而后演变、传承。从宋代到现在，大部分的苗族人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他们回避了数次历史进程中的演化，保留了较为完整的古代习俗和文化形态。封闭的环境造成了封闭的政治以及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成了经久不变的文化形态，大多数地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在苗族，他们在唐代、宋代，甚至更早的银饰制作中的方式、工艺、形式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当然它已经做了很大的改变，比如蜈蚣龙，苗族银饰中很有特色一个形象，这个龙在汉族是没有的，但在形制和工艺上与汉族是一样的，苗族人在迁徙中把汉族的传统保留下来，同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苗族银饰说到底还是中国传统首饰的一部分，明代有一件金饰片与苗族工艺十分接近，除了内容和纹样不一样外，其他绝大部分的工艺，以及形式、结构与苗族传承至今的银衣片的做法如出一辙，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们之间的“近亲”关系。

苗族银饰在迁徙中学习、融合其他族群首饰的文化、工艺技术，又在迁徙定居后根据自身的民族信仰和生活环境，形成自己的首饰形式体系，丰富了中国传统首饰的样式。我们研究苗族银饰文化和技艺时，应该把它放到中国传统首饰文化的大背景当中，既要看到它的特殊性，也要看到它与中国传统首饰的共性。

参考文献：

[1] 伍新福，龙伯亚.苗族史[M].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2] 熊玉有.苗族文化史[M].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罗振春（1979—），男，硕士研究生，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首饰专业主任，从事首饰设计、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