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中国上场了”
——访2017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西蒙·尼古拉斯·霍沃思

文/李艺雯 于坦坦

2018年伊始，英国人西蒙·尼古拉斯·霍沃思在位于英国阿什维尔的家中认真创作着一幅画作。画面左边是天安门、中央电视台、上海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等中国标志性建筑，画面右边是大本钟、白金汉宫、瑞士再保险塔等英国标志性建筑，画面的中间是英国的伦敦塔桥徐徐放下，象征中英两国的互通互惠。这是西蒙的第一幅画作，“该中国上场了，我所做的就是搭建一座桥梁，一座连接中国和英国的桥梁。”

2017年9月3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荣获2017年中国政府友谊奖的外国专家和他们的亲属，获得这一为表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最高荣誉奖项的西蒙·尼古拉斯·霍沃思与李克强总理交谈，“我向他讲述了我们家族142年的中国故事，以及我们家族与中国做丝绸贸易的历史。我还讲了英中两国在科技和跨文化教育方面的未来。我特别介绍了我的企业LOGO——一个大大的红色‘中’字，这引起了他的注意和兴趣。接着，我们讨论了中英基金和王朝公司，探讨了用‘中’字创造一个与武汉相连的英国标志性建筑的可能性。我特意向他展示了一幅英国王朝中心的效果图和那个大大的红色‘中’字。我们还谈论了剑桥、创新与我们家族和中国的联系。”西蒙说，交谈中，李克强总理一直都和他说英语。当晚21：29分，西蒙就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李克强总理会见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的新闻视频转发到微信朋友圈，并写道：“李克强总理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不仅理解也支持我所做的，北京的一天很有趣。”

在武汉的英国创业家

西蒙是一位职业创业者，他在英国雷丁大学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学业后，先后成立了14家科技型公司。他现任英国剑桥大学、华威大学、雷丁大学创新、风险资本和新型金融科目客座教授，中英金融俱乐部创始人之一，英中贸易协会会员。

2009年，他首次来到上海，开始在中国的创业之旅。他认为，中英贸易的下一个机会是生物科技和新能源。那时，武汉光谷也已前瞻性地选择了生物产业进行布局，规划设计、启动建设了光谷生物城，打造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力图让生物产业成为继光电子产业之后的又一个千亿产业。

两张武汉光谷生物城的照片，让西蒙作出了一项决定。一张是2009年光谷生物城创生时的原貌，那是一片荒地；另一张是2012年的光谷生物城，3年过去，高新技术公司的大楼已经成片。“这里的发展速度不可思议。”西蒙立刻作出决定，2012年6月，他所代表的英国王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光谷生物城签署了项目入驻和产业化合作协议。2013年3月，他作为法定代表人，在武汉成立了康倍达（武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蒙说，他去过中国很多生物产业园区，但第一个公司和第一个项目最终落户于武汉光谷生物城。因为他认为这里的产业配套非常有吸引力，大量的生物医药企业既可以是引进产品的合作者，也可以是产品的购买者。

西蒙认为他的商业模式是全新的：引进欧洲生命科学知识产权和专利，促进其在中国的发展和商业化，以进一步实现这些技术在全球的商业化。在这个过程中，寻求当地政府、各类基金的资助，撬动企业发展。

第一个合作项目就是结核病诊断试剂盒技术。这一技术从英国著名学府诺丁汉特伦特大学（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引进，通过康倍达公司在武汉落地后，由湖北省疾控中心牵头开展临床验证。

西蒙很感谢光谷生物城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思路非常开放，很快理解了我的模式，也愿意进行尝试，并表示从中可以开拓生物城招商引资的新思路。”西蒙说，他也愿意按照中国的方式慢慢来，每次引进少量项目，当有成果后再引入其他项目，“避免造成政府资金、资源的浪费。”

西蒙计划在武汉成立一个王朝基金，向投资者以及湖北省内一些成功企业募集资金，通过基金帮助引进更多欧洲公司和项目。

西蒙说，和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相比，目前英国企业和武汉的贸易交往并不多，“生物医药将是个很好的结合点，这是个非常有前景的领域，希望我们能把握机会共同发展。”

历久弥新的家族渊源

西蒙的家族庄园位于英国柴郡，家中长子继承世袭的男爵封号。西蒙说，家族和中国发生联系的历史足足可以追溯到祖母的爷爷辈，算到自己的儿子这一辈，家族连续有6代人都来过中国。

西蒙祖父的父亲曾是英国议会议员，属于从政的爵士。祖母的父亲则是成功的商人，在做丝绸生意的父辈带领下，曾于1887年到1889年在上海生活，1891年还在上海创立了一家马球俱乐部。

这一切，西蒙在武汉开始做生意后，才慢慢在祖父母的遗物中找到了印证。

在祖父母的日记中，有两次20世纪60年代到访新中国的记录。日记记载，在1963年那次，祖父母跟随旅行团在中国游览了23天，到访了北京、武汉、广州、杭州、上海、南京。在北京入境后，游览的第一个城市就是武汉，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和当时堪称中国工业骄傲的武汉钢铁公司。

祖母多萝西在日记中写道，从空姐、海关工作人员到导游、翻译，都非常专业友好；走在街上，中国人会围着他们笑着打招呼。北京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人们穿着漂亮的衣服，许多风筝在空中飞翔。

出发前，祖母多萝西给中国国际旅行社写信，表示她和丈夫对农业有着极大的兴趣。到中国后，除去常规的旅游项目，几乎每到一个城市，旅行社都会为他们安排参观农业的行程，并且没有因为用车和翻译产生任何额外费用。

旅行结束后，多萝西撰写了《中国女性》等文章在英国报纸上发表，文中说，中国人“快乐而友好”，孩子们“看上去干净、健康，脸上常常挂着微笑，很有礼貌”。

1967年8月，祖父杰弗里和祖母多萝西参加一个8人旅行团，再次来到中国。这次旅行历时3周，游览了上海、济南、北京、哈尔滨、杭州。第二次中国之旅后，英国报纸上刊登了多萝西的来信：“我们独自出行，不管是散步、坐人力车游览，还是在北京的北海公园划船，到处都能遇到非常善良和友好的人，就像我们此前曾经在1963年的旅行一样。”

这些中国日记，共有两本，200多页。日记插画了不少旅途景色的手绘，贴满了旅行中收集的中国剪纸、烟盒标和照片。

“祖母热爱中国，其实深受她父亲影响”，西蒙说，数本祖母所在加德姆家族的家族书显示，祖母的父亲亨利·加德姆曾在中国上海生活近两年。

1875年，40岁的亨利·加德姆在曼彻斯特完成了一次生意上的转向，他停止了纺丝车代理业务，把棉线生意交给了兄弟们，创办了新的HT·加德姆公司，开始集中精力做丝绸生意。

曼彻斯特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电力继续推动着纺织工业的发展。遥远的中国正是清朝光绪元年，处在炮舰下的开放中，洋务运动方兴未艾，工业刚开始起步。这一年的8月，清廷首次正式派遣驻外使节，出使地正是英国。

亨利选择的生意伙伴，是著名的怡和洋行。在很长时间内，亨利管理着和怡和洋行共有的联合账户，主要从印度和中国江浙一带进口蚕茧。1887年，亨利的大儿子哈瑞·加德姆听从父亲安排来到中国，在怡和洋行设在上海的丝绸商贸部门学习经商，两年后回国。多年后哈瑞在家族书中回忆在中国的时光时称，“那是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日子”。怡和洋行拥有一艘专门送信的蒸汽船，每个月送一次信，哈瑞可以比别人提早几个小时收到家人的来信。每个月哈瑞工作一周后，就忙于参加马球、赛艇、狩猎等各种活动。“为了生意，我有时一周就得往返北京、上海、武汉等多个城市，竞争的压力远远超过祖辈。”西蒙感慨。

在剑桥大学图书馆，西蒙找到HT·加德姆公司与怡和洋行生意往来的原始信件，数据库里可查的通信记录有30多条，一直持续到1929年。

西蒙有4个孩子。大儿子高中毕业后，在他的要求下，到上海实习了3个月。这和亨利把儿子送到上海学习经商一样。西蒙感叹命运的巧合，“跨越100多年，同样是父亲让儿子来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其实都是看好这里的发展”。最小的女儿刚上幼儿园，目前已经开始学习中文。很遗憾的是，虽然在中国往来近10年，西蒙自己却没有太多闲暇的时间学习中文。他正和女儿一起认真学习，“对于我和孩子来说，中国就是未来。”

西蒙创作的画作

“我是中国孩子”

“十岁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中国孩子。”谈起和中国的渊源，西蒙总是这样笑谈。1963年，祖父母从中国游历归来，跟家人谈起了旅行中的见闻。他们谈到中国有很多人口，说有统计表明，每年四分之一的新生儿都出生在中国。换句话说，世界上每4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个是中国孩子。

那一年，西蒙还是个两岁的幼儿，正好是那一代中的第四个孩子，于是他的哥哥姐姐们便说，西蒙就是中国孩子。“这显然是荒谬的儿童逻辑，可我那时才两岁，没有任何关于统计学的知识，也不知道那是个玩笑。”西蒙说，小时候，他曾对这一说法深信不疑。

如今，对在中国发展事业的西蒙，他的哥哥姐姐还会开玩笑说：“看吧，你果然就是那个中国孩子。”

“武汉，每天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今年，西蒙抵达武汉天河机场，踏进崭新明亮的T3航站楼。他很兴奋，赶紧拿出手机拍照并发了朋友圈，英国朋友纷纷点赞，西蒙给大家的回复是，与见过的其他航站楼相比，这里“更加现代化”。

2018年，西蒙成立了一家名为武汉帝纳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新公司，这是他在武汉的第二家企业。西蒙说，自己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公司，花费了7个月时间，这一次只用了不到1个月，关键的业务一个星期就搞定了，令人惊叹。

除了关注科技创新合作、把欧洲新技术引进中国，西蒙还把目光投向了两国间的人文交流，通过建立青年交流项目，西蒙希望中英两国民众之间能够增进了解。他多次邀请包括武汉企业家、文化新闻界人士在内的各界人士和少年儿童赴英访问，与英国业界和少年儿童互动交流。

西蒙认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希望在未来，我能够回报这份中国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