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新中国外交的几个第一次

★ 潘敬国

刘少奇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他为创建新中国、推动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人们也许不了解，作为当年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也曾身体力行为开拓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 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次秘密访苏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到最后的阶段。1月下旬，败局已定的国民党政府正式照会各国驻南京的大使馆，宣布政府将迁往广州，要求各外交使团随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一直坚持“扶蒋反共”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没有去广州，而被传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关系的苏联大使罗申却去了广州。一时间,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变得扑朔迷离。各种迹象表明：斯大林对中共并不了解，而且还猜疑甚多，他在一次讲话中甚至担心地提出，毛泽东是否是第二个铁托？

1949年7月，刘少奇在莫斯科宾馆办公

就在外界纷纷揣度苏联与中共的关系时，苏联已经有所行动。为了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1月31日，斯大林的代表、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西柏坡。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米高扬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在此后的几天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同米高扬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让米高扬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深刻的认识。但米高扬的访华，同样让中共领导人认识到，能否得到苏联的认同和支持，对于即将建立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是头等大事。

为了进一步向苏联说明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取得苏联的支持，几个月后，中共中央又派五大书记之一的刘少奇秘密访苏，此行的目的是同斯大林和联共中央直接交换意见，通报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及中国共产党今后的任务，取得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工作的了解和支持。

对于刘少奇的这次出访，斯大林十分重视。在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身份给斯大林的一份1万多字的书面报告上，斯大林连续批了15个“对”字。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斯大林更是爽快地表示：“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你们。”

会谈中，刘少奇不卑不亢地陈述了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和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曾经给予中国革命的干扰的不满，同时表示：虽然共产国际不存在了，但中共中央仍认为“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斯大林高度赞扬中国革命所取得的成就，并坦诚致歉：“我们是不是扰乱和妨害了你们呢？”“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在莫斯科，刘少奇先后同斯大林会晤6次，书面致函两次。斯大林还邀请中共代表团看电影。他亲自选择4部影片放映，并在放映时向中共代表团加以解释。

从6月26日至8月14日，刘少奇在苏联待了近两个月，向苏联详细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过程、新政权的组成等，并获得了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和派专家帮助中国建设的承诺。

刘少奇的这次秘密访苏，进一步加深了中苏两党之间的了解，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公开赴苏，谈判签订新中国与苏联结盟条约作了必要的准备。

★ 筹备新中国第一次国际会议

1949年10月1日中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宣告诞生，中央人民政府刚刚宣告成立，一列火车载着新中国第一批外国友人，驶进中国人民的新首都——北京。刚刚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亲往火车站迎接。当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一行走下列车时，月台上掌声四起。当代表团走到车站门外时，列队在车站门外欢迎的群众长久地欢呼鼓掌，小朋友们一拥而上，喊着“乌拉，斯大林”，同时给每一位代表献上一束鲜花。

法捷耶夫率领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到北京来的任务之一，是为了参加几天后在这里举行的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在这次会上，刘少奇被推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

新中国建立之初，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在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格局下，中国人民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那时，新中国的外交活动主要是在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之间进行。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刘少奇为推动新中国外交和中国共产党党际外交做出了重要贡献。据刘少奇卫士长李一民回忆，那时一个星期好几次，那么多国家大使来了，这个元首来了，那个元首来了，刘少奇都要接见的。而当时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的吴明廉则回忆说，在接见外国友人时，刘少奇无论对哪个国家，大国、小国，都是一律平等，态度十分亲切。当时已在中联部担任翻译的齐锡玉则是这样的感觉，他像是个教授，很多外国人也说他又像老师讲课，又像朋友回答问题。

外交工作并不是刘少奇主要负责的工作，但作为中国工运的领袖，刘少奇却成为了新中国筹备的第一个国际性会议的指导者。1949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亚、澳洲工会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东道主身份召开的国际性会议，刘少奇直接指导了这次会议的筹备。

参加亚、澳洲工会会议的国家，亚洲有中国、印度、日本、朝鲜、菲律宾、印尼、缅甸、越南、锡兰、巴勒斯坦、伊朗、黎巴嫩、叙利亚等和苏联位于亚洲的阿塞拜疆、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等几个共和国；澳洲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

刘少奇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他不仅参加了会议的接待工作，还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根据刘少奇的提议，会议的主题定为：（一）关于世界工联在亚洲方面的活动及它今后任务的报告；（二）亚洲各国工会的报告；（三）关于成立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的报告。并通过印尼代表建议由中国、印度、苏联、越南及朝鲜五代表团各推代表一名，组成大会的工作委员会。

在开幕式上，刘少奇热情洋溢地致了开幕词。他说：“在亚洲和澳洲的广大土地上，住着全世界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在这里，有丰富的物产和勤劳的人民，并有最古老的文化。他们本来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建立他们幸福的美满的生活和文化。但是，不幸，几世纪以来，亚洲和澳洲的许多国家受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并被强加以殖民地半殖民地制度，帝国主义无限度地吸取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劳动成果，并残酷地镇压其反抗。仅仅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这里的人民，特别是这里的工人阶级，就陷入了无穷的饥饿、死亡和黑暗的深渊。帝国主义从东方的以及其他地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吸取了丰富的养料，因而它们就能够有力量地去压迫它们本国的劳动人民，把它们本国的劳动人民也置于失业、饥饿和被压迫的地位……”

刘少奇的讲话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在刘少奇的指导下，这次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1960年，刘少奇（前排左一）在莫斯科

★ 担任国家主席后的第一次出访

1959年，刘少奇担任了国家主席。1960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此时，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已日趋紧张。刘少奇是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情去苏联的，其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一个跟苏联缓和这种关系的渠道。

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在如何公正地评价斯大林、如何正确地处理兄弟党之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1960年6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在会上，苏共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向各党代表团散发《苏共致中共通知书》，指责中共进行“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动”、在国际群众组织中采取“宗派主义立场”，并发动许多党的代表团围攻中共代表团。接着，苏联又把对中共的压力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这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并中止继续派遣专家。中苏两党的分歧在国际共运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

为了顾全大局，中共中央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对改善中苏关系做出了积极的努力。11月5日，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和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从11月5日抵达莫斯科，到12月9日回国，刘少奇在苏联度过了34天。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为争取中苏关系的改善做了不懈的努力。

抵达苏联的第三天，刘少奇一行来到位于克里姆林宫旁的列宁和斯大林墓进行拜谒。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馆员的鲁培新后来回忆说：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缓步走到花圈的前面，整理一下缎带，然后退后3步，深深地向这两位革命的领袖和导师鞠躬，表示中国共产党人的敬意和怀念。

11月10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来自世界各大洲的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由于苏共中央在会议开始前向出席会议的各代表团散发了一份长达6万字的攻击中共的信件，会议气氛从一开始就很不正常。

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诚恳地表达了愿意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并通过多种方式争取各代表团的理解与合作，使会议开始时一度紧张的气氛逐渐得到缓解。当时是中国代表团翻译的朱瑞真后来回忆说：少奇同志说，中国共产党希望加强团结、加强中苏团结、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加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会议气氛马上就变了，大家就喜笑颜开了。

会议最后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在这两个文件上签了字。

12月1日，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虽然这次会议的过程是有曲折的，有一段时间的气氛不能认为是正常的”，“不少兄弟党的代表对我们党提出了我们所不能同意的批评和指责”，但由于参加会议的各代表团“要求团结的强烈愿望，终于克服了困难，使这次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又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从列宁格勒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到明斯克市郊的集体农庄，刘少奇带去了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12月7日，莫斯科各界在列宁山举行盛大的苏中友好集会,已是满头白发的刘少奇深情地回忆起39年前第一次到莫斯科的情景。当时在场的朱瑞真后来回忆说：刘少奇在这个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他1921年来到苏联，在这里加入了共产党。从那一天起，他就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而努力。他接着说，团结就是胜利、团结就是力量。这个时候集会进入了高潮，大家热烈鼓掌，有的还唱起了《国际歌》。

刘少奇的访苏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的顺利召开，使1958年以来日趋紧张的中苏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代表团归国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前往机场迎接。

★ 中国国家元首对周边国家的第一次大出访

在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国家主席期间，刘少奇曾多次出国访问，传播友谊，增进团结，为国内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作出了巨大努力。

20世纪60年代中期，走出经济困难局面的中国同亚洲许多邻国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起来。1963年，刘少奇南下，以国家主席的身份，访问了东南亚四国。这是中国国家元首对周边国家的第一次大出访。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人员的吴明廉参加了刘少奇的这次出访。他后来回忆说：这4个国家执行对中国十分友好的政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积极支持和配合。因为大家都奉行友好的政策，都反对殖民主义，坚持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所以就有了这次访问。

位于亚洲最南端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岛国，是著名的万隆精神的诞生地。1963年，为欢迎中国国家主席的来访，印度尼西亚特地在机场通往市区的大道上立起了刘少奇的巨幅画像。

面对欢迎的人群，刘少奇在讲话中说：“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友好联系。中国人民将同印度尼西亚人民一起，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共同奋斗。”

在苏加诺总统的陪同下，刘少奇与外交部长陈毅等一行来到万隆。山城万隆因1955年召开的亚非会议而驰名世界。在这里，刘少奇夫妇被邀请观看复舟山火山。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后来回忆说：热情的当地人冒着危险，在喷火口旁用石块砌成了“欢迎中国客人”几个大字。“那天去的人不少，记者挺多，其中有一个是法国的摄影记者，他用英文来问我：你想上巴黎吗？我也没多想，就答他一句：现在还不是时候。他接着就问：你认为什么时候是去巴黎的时候呢？忽然冒出这么个问题，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我感到挺奇怪的，但是就觉得后面可能有文章。以后我就把情况向少奇汇报了，他没表态。”

4月20日，刘少奇与苏加诺总统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联合声明》，在两国关系史上掀开新的一页。

缅甸与中国山水相连，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以外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60年初，中缅两国签订边界协定。1961年10月，刘少奇在北京同缅甸总理吴努会谈，中缅两国签订关于两国边界的议定书，圆满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刘少奇曾说：“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是亚非国家和睦相处、友好合作的一个光辉范例。”当时担任翻译的程瑞声后来回忆说：“缅甸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是传统友好关系，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中外友好处在一个高潮。那么少奇同志访问缅甸就起了巩固和发展中缅友好的作用，所以有了承前启后的意思。”

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问缅甸，再一次加深了两国的友谊。在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的陪同下，刘少奇参观了缅甸佛教名胜——仰光大金塔，游览了著名风景区茵莱湖。在这里，人们进行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脚划船比赛。几天后，奈温又陪同刘少奇来到海滨胜地——额不里。在美丽的椰子树下，中缅两国领导人共叙情谊。这段经历让程瑞声印象深刻，他后来回忆说：真正的会场就是在额不里海滩的一棵大树下面，奈温和少奇同志坐着方椅，当时没有任何的安排，就在树底下。所以我们的礼宾司长俞沛文开玩笑，他说我这个司长也就失业了。

会谈中，刘少奇表示，中国是真正尊重缅甸独立、平等对待缅甸的，缅甸可以信赖中国，中国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做损害缅甸的事。听到这里，奈温高兴地表示，中国对缅甸的态度是最友好的。

正当刘少奇准备继续出访柬埔寨之时，安全部门截获了一个重要情报，得知台湾的特务机关正在柬埔寨策划针对刘少奇的暗杀行动，但具体方案尚未掌握。为了刘少奇的安全，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安全领导小组，并向刘少奇汇报了敌情，商量是否仍按原计划访问。西哈努克也向中国提出推迟访问的计划。时任刘少奇卫士长的马传忠后来回忆说：西哈努克听了就说，访问安全问题困难如山，案情比天大。吴明廉后来也回忆说：刘少奇主席在5月1日凌晨1点钟接到使馆的报告以后，仍然决定不再改变，按计划进行这次访问。

经过中柬两国安全保卫部门的通力合作，台湾特务机关的暗杀计划终于被粉碎，人们在机场通往金边市区的道路上起获大量炸药。此时，距离刘少奇抵达金边已不到5个小时。

5月1日中午，刘少奇如期抵达柬埔寨首都金边。走下飞机，走在撒满鲜花的红地毯上，刘少奇的步伐始终沉着、稳健。人们很难想象，在这背后曾经有过惊心动魄的较量。

到达金边的第二天，西哈努克亲王亲自陪同刘少奇参观柬埔寨著名的古迹吴哥窟。接下来，主人安排刘少奇参观山城基里隆。当时任刘少奇专机机长的时念堂后来回忆说，为了安全，实际上是西哈努克亲自驾直升机把刘少奇送到机场，直升机是从皇宫直接起飞的。而王光美后来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她说：“上了飞机以后，少奇就问西哈努克，说这飞机是哪国的，西哈努克说是法国的，少奇就说，那你也替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也买几架。少奇这是有意借买飞机这件事，间接地回答在印尼的时候那个法国记者的试探。”

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正在寻求一条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谋求与中国建交成了法国当时的外交重点。在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四国后不到半年，1963年10月，戴高乐请前总理富尔访华商谈建交事宜，刘少奇在北京会见了富尔。又过了两个月，1964年1月1日中法建交，刘少奇亲手接过了法国大使递交的国书。法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西方舆论惊呼，这是“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是刘少奇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时任刘少奇越南语翻译的梁枫后来回忆说：他们两位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广州的时候就相识了。刘少奇主席曾经到过胡志明主席办的越南青年特训班讲过课。这以后，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当中他们都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1963年5月，刘少奇访问越南。老友再相逢，胡志明用最热烈的拥抱欢迎刘少奇。胡志明深情而激动地说：“今天能够迎接主席同志和其他同志，我们感到万分高兴。真是：‘心心早相印，今日喜相逢。’”刘少奇回答热情的主人：“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我希望，我和陈毅同志以及其他同志们的访问，能够在这方面有所贡献。”

梁枫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本来是胡主席要到主席府来看望刘主席，后来因为他身体不太舒服，刘主席就带着我走到胡主席的住地。吴明廉后来回忆说：胡主席知道以后，就在门口摆了两把椅子一个小茶几，他们两个人在那儿进行了长时间的非常亲密的、同志之间、兄弟之间的聊天交谈。

为欢迎刘少奇访问越南，河内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来，希望一睹中国国家主席的风采。据说在场的群众达到了20万人，在群众大会结束时，胡志明亲自指挥全场的群众一起高唱《团结就是力量》这首中国歌曲。梁枫后来深情地说：《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在越南是非常流行的，流行了好多年。

1966年，刘少奇再一次出访。这一次，他访问了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通过不断的努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这期间，中国先后同几内亚、加纳、马里、扎伊尔等十几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迎来了她的第二次建交高潮。

和平是难得的，友谊是珍贵的。有一年，曾指挥过反法西斯战争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同样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的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寒暄过后，蒙哥马利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刘少奇回答：“中国共产党最终的目标也就是中国人民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建设好。我们只在自己的这块土地上把自己的生活过好。现在如此，将来如此，永远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