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令钊百岁画狗票

时间让很多东西模糊了，可时间也让很多东西越发闪亮，历久弥新，比如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为国家设计形象的光辉岁月、生命中的良师益友……

周令钊，百岁99岁的周令钊，有一双少年的眼睛。不久前，周令钊去电影院看热映的《星球大战》，结束后他对女儿周容说：“这一切可能都是真的。”他真的相信有外星人存在。除了科幻片，动画片也是周令钊的头好。

要把家乡的四条江画完

周令钊最新完成的作品，是2018年的生肖邮票——《戊戌年》生肖狗票。这套邮票对周令钊而言有不一般的意义：一来，发行年刚好是他农历百岁；同时，这也是时隔36年后他第一二次设计生肖邮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发行首套生肖邮票。1982年，首张生肖狗邮票面世，设计者就是周令钊。当时，他采用瓷板画的创作形式，在湛蓝的底色上，画了一只昂首挺腹的小黑狗，原型就是他儿时家中养的小狗。周容说起父亲二度设计生肖邮票的过程，还有不少小插曲。2017年初，接到邮票设计的任务后，周令钊费心完成了作品，画了儿张带着卡通风格的小狗画。“但邮政部门觉得和1982年那套的装饰画风格比较像，想再写实一点。”周容说，“其实我觉得他画得很不一样，是很现代的。”周令钊觉得既然任务到了自己手上，就该好好完成，又花了两三个月时间，重新画了两幅。

周令钊日常兴趣很多，看电视、电影，还喜欢唱两句。他还有个爱好—旅游。早年他常去全国各地采风、写生，把每一处山山水水都当作上天的艺术品般好好欣赏、记录。他儿乎每年都要回湖南住一小阵子，尤其是家乡平江，连云山、幕阜山、福寿山、汨罗江、盘石洲……都走遍了。常德诗墙石刻壁画《沅江水暖》《澧水花繁》，岳阳南湖宾馆内的壁画《春风又绿盘石洲》《天下忧乐情满楼》，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壁画《松竹梅》、湘绣屏风画稿《韶山冲》等，都是他描绘家乡的作品。2010年，91岁的周令钊仍在旅途中创作，绘制了长达9米的画卷《泪水平江永流芳》。他常和别人说：“走了那么多地方，还是觉得湖南最美。”

湖南有四大江：沅江、澧水、湘江、资江。前两条周令钊已经画过了，如今的目标便是把剩下的画完。这两年女儿都会陪他去湖南看江、画江，如今湘江上的橘子洲头已经画得差不多了。

日军破城前，在黄鹤楼画抗战壁画

周令钊的少年时代，是在战火中度过的。他7岁离开平江，到长沙学画，16岁进武昌艺专读高三，毕业后就被舅舅送去上海学印刷制版。1937年上海发生“八一三事变”，周令钊的住处中了日军流弹，他差点送命。“到了火车站，人山人海，天上敌机扫射，旁边是英租界不许过去，眼见一位同胞，被挤进英租界，让英兵抓住，打个半死。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有立足之地。”

周令钊挤上了逃难的火车，到了长沙。就这样，18岁的周令钊开始了用艺术抗敌的青年时代，他说：“当时的《上海漫画》《抗战漫画》杂志，有张光宇、叶浅予、丁聪等，他们用漫画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呼吁抗日救国，我很崇拜他们。”在长沙，周令钊参加“湖南省抗敌画会”，和前辈们每星期赶出一个画展，到街头乡镇巡回展出。之后，他又到广州加入“八一三歌咏队”，在大游行中创作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挺起胸膛，按住疮伤，前进》等大型绘画。1938年，他辗转到了武汉，进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当时，政治部副部长是周恩来，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艺术处处长是田汉。

1938年的武汉，既是日军进攻的目标，也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文艺界人士从全国各地涌来，郭沫若、田汉等人推动了一次又一次抗日宣传活动。7月，政治部第三厅发起保卫大武汉宣传周。周令钊所在的艺术处美术科的任务，就是在黄鹤楼下的武昌城墙上创作巨型画《全民抗战》。美术科代科长倪贻德召集众多画家.紧急进行设计、制作。全画分前方、后方两部分，前方描绘抗日将士奋勇前进，后方则是军民合作，同仇敌忾，分别由汪仲琼和周多两位画家起稿。

草图很快就完成并得到批准，美术科的画家们全体出动。周令钊和队友们自己搭脚手架、架梯子，一面用石灰将凹凸不平的墙面抹平，一面用简陋的画具、颜料作画。处暑初秋，烈日当空，城墙晒得发烫，画家们的背和手都被烫得破了皮。周令钊年纪小，身体灵活，就负责油画的上半部分。在梯子上，周令钊望着烟波浩渺的长江，耳边传来的是慷慨激昂的大合唱——宣传周里，数十万民众举起火炬，在江边大游行，冼星海在船头指挥歌咏队唱《太行山上》，田汉领着群众在岸边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夜幕时分，蛇山和长江火红一片。

9月，《全民抗战》完成。当时的《新华日报》报道：当你走过武昌汉阳门的时候，可以望见黄鹤楼上巨大的全民抗战的壁画，这是抗战以来的第一幅大画。一个月后，武汉沦陷，日军从这幅画前经过，用了很大力气也没能将它完全销毁。

被聂荣臻肯定的央美“快手”

1948年，在好友冯法祀的引见下，周令钊结识了时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徐悲鸿对周令钊很是欣赏，并聘请他到艺专实用美术系任教。当时，周令钊就在地下党的组织下，起稿迎接解放的木刻宣传画。不久，北平解放，周令钊和学生一起去铁狮子胡同迎接解放军，所有人都唱着解放区的歌。

解放后，艺专改为中央美术学院。由于没有大型会堂，许多国家级会议都落在美院的礼堂举行，而布饩会场的任务大多都到了周令钊身上。儿次大会，他都画了毛主席像，效果很好，“快手”之名由此被很多领导熟知。1949年9月初，“快手”周令釗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为天安门城楼画一幅毛主席像。接到任务后，周令钊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陈若菊来到天安门，在城楼上的大殿外东墙下搭起了脚手架，开始工作。他选取的参考图像，是毛主席在北平和谈时的照片：主席头戴八角帽，领口敞开，面带胜利的微笑，背景鲜红。

照片很小，要放大成高6米、宽4米的大型画必须经过多次“人工放大”：周令钊先把小照片打满正方形的小格，再根据每小格放大画一幅小稿，再用同样方法，在小稿上打格放大画。一次又一次打格、放大，这才渐渐有了雏形。那十儿天，周令钊夫妇每天天刚亮就带着一天的干粮登上城楼，一直画到天黑。为了从不同角度观察效果，他们一次次爬上爬下，晚上躺下后还在“打腹稿”。9月30日，画作完成，时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特地来看，评价道：“像！非常像！”

周令钊亲眼看到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无比自豪。“可惜那时没有相机，连一张工作照也没留下。”开国伊始，百废待兴，周令钊身为中央美院的中坚力量，参与了许多有关国家形象的设计。1950年，他在张仃、张光宇的领导下参与了国徽设计，如今国徽上的“五颗星”就是他提出的方案。除了国徽，团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等，也都由周令钊主笔或参与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