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中的青春成长叙事

陈佳露

摘要：郝景芳的《流浪苍穹》通过小说主人公的视角，在探索制度革新的过程中，将对社会运行模式变革的期许与隐忧深化为终极思考，展现了生命体验的复杂和理想情怀所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轻。小说以青春成长的叙事风格来探讨对于制度和社会现实的种种弊病并提出对理想社会的构想。

关键词：青春成长；乌托邦；社会制度

引言

在郝景芳的《流浪苍穹》中，一群少年被抛入新的生活环境，经历环境的巨大变迁，产生身份的断裂感和不适感，永久地徘徊在这两种模式之间，永远流浪。郝景芳通过小说主人公的视角，在探索制度革新的过程中，融合这群少年的生命体验，将对社会运行模式变革的期许与隐忧深化为终极思考的隐喻，展现了生命体验的复杂和理想情怀所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轻。本文将通过对话语特征、叙事风格与叙事价值三种角度进行分析解读，着重考察青少年的信仰与当下这个时代如何互相纠缠、在“互文”中如何生成相应的社会及自我认知和习惯。

一、话语特征

在消解主义和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多数小说致力于表现现代性文化与商业文化合谋消解一切的理念和精神追求，然而郝景芳的《流浪苍穹》并未流于成长的消费性；相反，她呈现了地球和火星这两个极具差异的风俗面貌，二十二世纪的地球，是一个陷入媒介经济主导和消费狂欢的地方；二十二世纪的火星，则呈现出规则严明、资源高度共享的乌托邦模式，通过这两个模式的对比呈现来探讨未来社会制度的走向问题。

二十二世纪的地球，无可阻挡地对利润的追求导致庸俗化。知识的平民化开始逐渐消弭那些追逐古典时代的智慧的人的心志，所有的伟大开始被商品化经济所消解，高雅艺术无人问津，每个人关注当下的蝇头小利，而不愿将目光和理想投身到浩瀚而深邃的宇宙时空。对于这种现象，作者用有别于后现代话语的口吻来陈列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式的建构，她并未削平和淡化一切深度模式思维，像曹文轩在评价80后写手的印象时说：集中到一點就是：“秋意太重，一个初入人世的少年一落笔就满纸苍凉，很孤独、很颓废、很绝望、很仇恨。”

（一）独创“无类型”模式

郝景芳独创的“无类型”模式突破了后现代话语负面性和欠社会承担性，将科幻性与文学性完美结合。纯文学或主流文学更多关注现实空间，并表达现实空间；科幻或奇幻文学则关注虚拟空间也表达虚拟空间。而有一种介于二者之间更模糊的文学形式，它关心现实空间，却表达虚拟空间，它借助于现实中不存在的因素讲述与现实息息相关的事。郝景芳借助科幻的模式来传递对现实社会的关照，具有极大的独创性。

（二）担“文以载道”之责

郝景芳的创作并非无根可依，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并非是形而上的哲学理论，而是落地在每个少年的生存现状中，恰到好处地和少年的生命体验融合，在个人的日常叙事中糅合了对广阔社会现状的隐忧。这群少年从一开始对错综复杂的外界事物无所适从到以自己的方式去探索世界从而完成了自我生命模式的蜕变，而郝景芳这部作品的独到之处即在于她将社会内质的蜕变和新生借这几位少年的成长历程来呈现，既有青春诗意的味道，又不显得浅薄流俗。作者用宏大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来给予这个作品一个充满希望和思考的结尾，历史究竟要如何演变，社会模式究竟要怎样变革，在时间的长河之中，自有答案。世界的不完美总有缺陷，永恒的推倒和重来，进化的尽头不是极端而是恰到好处。

（三）去“表象化”叙事

郝景芳的这部作品结构严谨，信息科学，她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城市运行和社会制度等四个方面来展示两个星球的不同，通过真实和细腻的例子以及人物对话来使这部作品不流于表象化叙事：比如火星上出现的巴别塔，通过少年和守门人的对话，揭示了语言的本质和属性，也道出了当下物质需求捆绑精神自由，虚拟真实替代现实真实之后人类难言的生存现状。在此叙述之中，也囊括这座塔的具象描写，例如“圆筒上窄下阔，上连天，下接地……凝聚在一起，却随时在旋转流淌”，虚中带实；火星自身的城市构造，符合其克服恶劣环境的设计初衷，在城市内部形成自给自足的微小生态圈；对于二十二世纪地球的想象，如IP经济概念，也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基于当下社会发展的趋势做出的大胆而符合现实的推断。

二、叙事风格

郝景芳的《流浪苍穹》这部作品叙事风格的独特性在于将突出个人的日常叙事与集体的宏大叙事相融合，借助青春成长的叙事方式，对现实和历史进行通透的批判性反思，立足并且超越少年的青春成长历程，对这些历程中少年们所感、所想和所见的具象和抽象的生命体验进行反思和追问，最终达到超越青春成长本身的深邃的哲理境界，即作者将少年青春成长的历程既作为一个隐喻又作为一个跳板，既完成对青少年受众的文学期待又完成对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走向的思考。总体说来，郝景芳的青春成长叙事是以“日常叙事的涓涓细流和宏大叙事的长河相交织，成为一个巨大的流域水系”。以个人独特体验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叙事形成作品的生动鲜活的底气，宏大叙事则成为喷薄而出的豪气，倾向于表现的是一种对人的社会性关注，对人社会属性的表达，两者的融合是对于单纯的青春成长小说和模式化的科幻小说的超越，可谓是一部具有鲜明科幻色彩的象征寓言体小说。

在《流浪苍穹》中，没有日常叙事和宏大叙事明显的分野。相反，郝景芳在塑造人物和构建情节的过程中完整地将日常叙事和宏大叙事融为一体。

（一）人物塑造

人物方面，作者集中笔墨于个性各异的几位少年：比如龙格、纤妮娅等人，个性略显激进，他们质疑这个高度集体化的社会会忽视个人化的实现，从而参与集会、游行和演讲，他们高呼：“要改革！要自由！”作者在这里并未对这种行为给予臧否，但她试图从这些人物中透露出一种变革的契机和希望，传达出青年鲜活的生命力和执行力，而这便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欠缺的。作者通过大抵三类人物形象来展示这群少年对于社会运行模式和社会制度探索和抗争的过程，其中有人选取激烈的斗争方式，但并非出于自身叛逆，而是出于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这一少年群体群像的勾勒，便是郝景芳渴望当下的青年所能达到的，而这种对当下社会制度的批判和考量也是作者希望当下社会能做到的。

（二）情节建构

情节方面，纵使两个星球的风俗面貌大为不同，但在火星上所演绎的有关友情、亲情和爱情的故事仍然是真实生动的，能让读者从细微处感受到人性之美。正因为文本中穿插着关于友情、爱情和亲情的情节，使得这个作品多了一分青春的意味少了点科幻的冷峻，并且作者借由这些情感诉求的脉络逐步抵达更深层次的探索。少年间有共同成长和学习的情谊，但每个人对于这个时代发展的趋势又带有不同的见解。地球人进入火星，两个不同星球文化碰撞冲击，随之而来的也是各种理念和价值观的对撞，而在这种对撞中，作者展列地球和火星的差距，从而思考何为完美、健全的社会制度。由此可见，作者在日常叙事之中自然而然地融入宏大叙事的立场，源于对人类历史发展前景的理想与忧患。当然，在作者的政治理想框架中，也涉及讨论人类历史发展或是制度演变的最终结局，然而通过温情的日常叙事将宏大叙事的理念浮出水面，显得不严肃且更通俗易懂。

三、叙事价值

《流浪苍穹》的叙事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社会现实中人类精神困境的剖析和理想化社会制度模式构建的意义上。

（一）人类精神困境

谈及社会现实中人类的精神困境，按照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 来阐述：其一是工具理性的膨胀与人的异化。这部小说用充满想象的笔法，构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化的未来社会，以影射当代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旨在对人的异化问题进行反思与批判；其二是道德沦陷与价值失落。这个问题在当代社会屡见不鲜，信仰缺失导致道德的沦陷，功利主义价值观导致了钱权社会的利益至上的风气。

“工具理性所带来的人类本体性的失落，使得社会道德价值沦陷，人类在功利性价值的包裹中，逐渐迷失，内心充满了追逐利益的欲望，生活变成了生存，社会变成了囚笼。”作者借书中的商人泰恩为例来投射媒介经济下大部分的人对待利益的态度，知识和信仰，只在乎是否有“卖点”；而生活在火星上的人则以成为科研、工程、探索、开发的佼佼者为荣。地球上的决策者立足于破产保护、购买债券、促进旅游，为运转而经营；火星上的决策者则带有一种宽泛的严肃感，自然生态、宇宙责任、人类终结，担负的是文明的宏伟希望。

郝景芳的创作中勾勒了一位为奔赴自己纯粹创作理想的电影制作人阿瑟的形象，勾勒出试图在市场化运作中拯救电影品质的电影制作人伊格的形象，勾勒出利欲熏心想利用一切手段攫取利润的商人泰恩的形象，也勾勒出二十二世纪地球对于创作的态度。作者试图通过伊格和阿瑟的身体力行来传递出一个理想化的创作者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由于没有收费的屏障，会增加受众，这等于给了作品更宽广的生存空间，真正的创作者在乎的应该是自己的创作而不应当是别的。而在市场化运作下的地球，创作者的创作开始趋于商业化模式，创作开始迎合读者需求和市场需求，有些创作者是为了获取丰厚的利润，有些则是为了生存。作者通过两个星球上人们对创作的态度从而反映其是否仍然守护自己的信仰，折射出当下的地球将知识和智慧压缩化利用的弊端，也反映出地球人的信仰和自性被科技和工具所分割异化的过程，对当下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方式有警醒作用。

（二）理想社会制度

郝景芳在这部作品中融合宏大叙事的最大目的便是在于传递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关于社会前景的展望，故关于理想化社会制度的构建，郝景芳通过小说中少年们的探索历程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为了更好地凸显当下地球社会制度的痼疾，作者试图将火星塑造成一个乌托邦，来形成对比。“一个理想的共和国，其居民生活在完美的状态之中。（《大英百科全书》，为贝纳尼所采纳，1950年），但在不断地展示火星的社会面貌之后，发现所谓的“乌托邦”，很有可能只是“一项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化的计划，特别针对社会改革而言”。因为没有完美的制度，正如书中所言：“进化的尽头不是极端，而是恰到好处”、“很多价值不可以得兼”。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很明显体悟到作者的焦虑，对当下经济模式演变的焦虑，对当下政治制度变革的焦虑，对当下信仰缺失现象的焦虑，这一切的焦虑源于作者对社会的一份责任，而这份焦虑也寄予在书中的主人公身上去不断探索、质问和完成。作者通过阐发自己的理想社会构想试图传递给这一代人的精神诉求是：其一没有完美的制度，因为制度会受到历史和自然的局限。但社会要追逐和拥有的并非完美的制度而是恰到好处的制度，这是需要通過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得担起重任。其二是作者笔下呈现的“乌托邦”。达科.苏恩文将乌托邦定义为语言文字的建构，乌托邦是一种“仿佛”，一种想象的实验或者是一种“追新求异的有条理的机体”，这便是作者希望一代又一代的人去铭记的一点。对于乌托邦模式的建构的意义和目的，是在告诉世人永远有比当下更完美的社会模式，人类需要秉持的是不懈探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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