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丝路”的历史角色

蒋光耘

在南方，有一条比起源于西汉、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早了200多年的南方丝绸之路，亦称西南丝绸之路。它从成都出发，一路南下，通过灵关道或五尺道，经永昌道出境到达东南亚和古印度各国。其中五尺道的打通，颇具传奇性，并对大汉朝的统一起了较大的作用。

汉武帝的惊喜

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形成于2000多年前的汉代。

公元前四世纪，印度人所著的《治国安邦术》一书中曾记载了“产自中国成捆的丝”。这说明，在公元前四世纪时，中国的丝绸就已经传入印度。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出了大量公元前十一、十二世纪来自印度和缅甸的齿贝。由此可见，南丝路的开拓已经相当久远了，即使在西北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汉武帝仍有意从这条没有匈奴干扰的捷径由印度通往西方。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公元前126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曾见过蜀布和邛竹杖，深以为奇，经询问才知这是由身毒（古印度）转运而来的。这意味着，当时从中国到印度的民间商道已开通，这也是中国古代关于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最早的记录。

公元前122年，历经磨难的张骞从西域回到长安，汉武帝听到张骞的上奏，十分惊喜，决心打通从西南到印度的官道，于是封张骞为博望侯，派遣四路秘使，分头探索通往古印度的道路。

当时的中国西南地区，为众多的少数民族部落占据，汉人称其为“西南夷”。西南一带与汉族统治区域往来较少，当时汉代的中央政权也没有覆盖到这里。

汉使最远到达的地方为西南边陲的滇越，这个地方因人们善于坐在大象上作战，故名“乘象国”，估计是今天的越南、泰国一带。当时西南一带非常闭塞，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据说滇越首领好奇地问汉使：汉朝和我们谁大？后来夜郎国王也提过类似的问题，这个故事后来成了一个成语——夜郎自大。

此后，汉王朝在此设郡理事，逐步完成了对西南一带的开拓。至东汉永平年间，中央势力已达到滇西边隅，在此设置了永昌郡，可以直接与缅甸、印度交往，而连接西南与印度的这条南方丝绸之路也由此逐渐繁荣，成为一条著名的国际大通道。

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全长大约2000公里，主要有三条线路：西线称为牦牛道或灵关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崃）、青衣（雅安）、窄都（汉源）、邛都（西昌），最后抵达叶榆（大理）；东线称焚道或五尺道，也从成都出发，经古道（宜宾）、朱提（昭通）、夜郎（威宁）、古味（曲靖）、滇池（昆明）至叶榆（大理）；东西两线在大理交汇后形成永昌道，从叶榆出发，经永昌（保山）、腾越（腾冲）抵达缅印地区——此后2000年来，这条古老的驿道从未中断，直至清末民初还十分繁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也是沿着这条古道修筑的。

唐蒙进言

面对北有匈奴虎视眈眈、南有南越伺机而动的局势，汉武帝决定改变汉朝自开国以来沿袭的绥靖政策，準备通过武力解决来自周边不同方向的威胁。

为了解当地情况，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使者唐蒙出使南越。在南越王的招待宴席上，唐蒙吃到了一种产自蜀地名为“枸酱”的小吃，让他感到颇为好奇。据说，枸酱就是今天茅台酒的起源。

唐蒙对于蜀地的物产能够跨越重重山水运到南越之地感到不解，南越王告诉唐蒙：“道西北戕戕，戕戕广数里，出番禺城下”。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南越王至死也不会想到，他用“枸酱”宴请唐蒙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南越国的灭亡。唐蒙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了他的“新发现”，并进言：“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然后沿牂牁江南下，打南越国一个措手不及。

汉武帝以唐蒙为郎中将，带领一千士兵和负载内地各种物资的一万余人，从巴郡的符关（今泸州市合江县）进入夜郎国（今贵州一带），恩威并施，招抚了夜郎国后，建立了“西南夷”的第一个郡——犍为郡。

公元前135年，夜郎君长多同被封“夜郎侯”，他积极配合西汉中央政府开始修建蜀身毒道。公元前111年，长多同应诏赴长安，封为“夜郎王”。同年，汉武帝征服了南越国，打通了南方丝绸之路。

《华阳国志》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当时焚道令（相当于宜宾地方主官）修建焚道致百姓怨声载道，汉武帝派唐蒙到现场执行斩杀令。可怜的焚道令临终前哀叹：我虽然在益州做官，遗憾的是这辈子连成都也没去过啊！唐蒙动了恻隐之心，把焚道令押到成都，让他亲眼见识成都的繁华后再行问斩。

《汉书》记载：遂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说明当时的成都，已经是中国五大都市之一。

作为起点的成都

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在成都置益州刺史部，分管巴、蜀、广汉、犍为四部。秦末汉初时，成都取代中原已经被称为“天府”。西汉时期，成都的织锦业已十分发达，设有“锦官”，故成都至今都有“锦官城”“锦城”之别称。其他手工业如巢丝、织绸、煮盐、冶铁、兵器、金银器、漆器等都很发达。从秦汉开始，成都的商业就非常繁盛，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大都会。

西汉时的成都，人口达7.6万户，近40万人。“少城”为成都商业最发达的城区，那里商品堆积如山，商店、货摊栉比。此外，汉代成都的文学艺术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司马相如、扬雄、王褒是当时全国最有名的文学家。

1956年，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枚很有历史感的邮票，其图案就取材于四川地区汉代的画像砖，生动描绘了四川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场景。

1981年，考古学家在成都金牛区金泉街道发现了两座东汉墓葬，即“曾家包汉墓”。墓室和甬道两侧的画像砖保存完好，是研究汉代成都社会风情的重要例证。

由于四川盛产生产漆器的主要原料——漆和朱砂，所以成都成为了中国早期的漆艺中心，也是当时世界漆器工艺的中心。经过战国至秦的发展，到了汉代，成都漆器迎来了爆发式发展。扬雄的《蜀都赋》中“雕鐫扣器，百伎千工”就描绘了汉代蜀地工匠制作漆器的盛况。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漆器残片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成都漆器，从其工艺可看出3000多年前的蜀人就已有人为的装饰工艺和审美了。2000年7月，成都文物考古工作队在成都商业街发现了一座大型战国船棺合葬墓，出土的漆器种类包罗万象，每一件漆器都是色彩亮丽、纹饰斑斓的绝世珍品。

2012年7月，考古队对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汉墓”进行了历时一年多的考古发掘，共清理西汉时期土坑木椁墓4座，出土了漆器、陶器、铜器和铁器等620余件。

该墓葬内还发现了920支医学竹简，部分医书极有可能是失传了的中医扁鹊学派的经典书籍。4台蜀锦提花机的模型，是第一次出土完整的西汉织机模型，填补了中国丝绸纺织技术的考古空白。

举世瞩目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500件漆器，是全国各地发现汉代漆器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批。其中不少漆器有“成市草”戳记，说明是由成都官府作坊制造的。

1924至1925年，在朝鲜平壤附近的乐浪古墓中出土大量有纪年铭的漆器是汉代四川广汉郡官漆作坊生产的。

今天，当你走进位于成都市中心的成都市博物馆，依然能看到汉代时那精美绝伦的成都漆器以及制造蜀锦的织机复制件，领略到几千年前成都工匠那高超的技艺和成都繁华的市井气息。

成都，也是中国茶文化的诞生地。

《华阳国志》对汉代四川地区的产茶作了高度概括：“自西汉至晋代二百年间，涪陵、什邡、南安、武阳皆出名茶。”据《舆地纪胜》《四川通志》记载：蒙山在西汉时已经开始种茶。

山水赋灵气，南方生嘉木。周武王代纣时，西南诸夷从征，蜀人开始将茶带入中原地区。

而中原地区的饮茶习惯，主要由四川传入。公元前361年，秦惠文王命司马错率兵由陕西入蜀，灭掉巴蜀苴国，并徙秦民一万户到蜀地。后来，秦攻楚国，经过频繁的战争和大量人口迁徙流动，茶树与饮茶习俗才逐渐传开。

由于成都地理位置特殊，又是全国五大都市之一，西南最大的城市和商贸中心，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始发地便是自然之事了。

南丝路上的古遗址

西出成都70公里的邛崃市，古名临邛，一直有“南丝路第一城”的美誉，2000多年过去了，这里至今还保留着一段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遗迹。

在邛崃平乐镇的骑龙山上，至今仍保存着完好的古驿道遗址。这条古道宽约一米，唤作临邛古道。顺着蜿蜒起伏的山脊，古道时隐时现，一段是鹅卵石，一段又换成了石板路，有的地方石板又压在了鹅卵石上。中央用平顶大鹅卵石砌成一条笔直的中心线，两旁鳞次栉比地用鹅卵石铺砌路面，十分牢固。

據考古部门多次考古发现，这条道有汉、唐、宋、元、明、清这几个连续时期古道的遗迹。巴蜀丝绸、盐、铁经此远销云南和东南亚各国。自唐以后，骑龙山上的这条古老商道，又嬗变为茶马古道的一条重要支线。

根据邛崃市文史资料，公元前二世纪，司马相如即由这条“临邛古道”出使西南夷。它也是当时成都通往吐蕃、党项、南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之一。《三国志》说，蜀汉丞相诸葛亮曾经从这里出发，平定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

与临邛古城相连的大北街，街道两旁店铺林立，酒肆、茶馆众多，曾是南丝路的必经之道，自古被称为“一个永不散场的老集市”。

南丝路的物资主要来自川、滇等地，而南丝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站永昌郡，是南丝路上重要的货物中转站和集散地，川、滇等地商人在此和缅甸、印度等商人进行贸易，用蜀布、竹杖、杞酱、盐、茶叶换回金银、玉石、象牙、海贝、琥珀、玻璃等物品，随后印度商人带着这些蜀地特产进入缅甸、印度境内。

如今看来，西南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商之路，更是一条民族迁徙和文化融合之路。